第一章　国家主权的归属及一党专政的性质

若要认清一党专政的性质，首先需要明确国家主权的归属，以及主权者与政党，特别是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

只要人们承认，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等的，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归属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国家主权必须由全体国民共同享有。如果国家主权只是由国民中的一部分人享有，不管这一部分人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族群，或是一个政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当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作为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部分人，人们就不能说这两部分人是平等的。

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政党，除了上述基本理由外，其理由还包括：（1）全体国民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没有国民就不可能有国家，但缺少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影响国家的存续。（2）政党本身就是由国民所孕育出来的，它的成员也都来自于国民。一个政党只包含一小部分国民，这些国民并不能因为组成了一个政党，就可以取得国家的主权，进而取得支配其他国民的权力。否则，不同的政党都可能主张自己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而这些关于国家主权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国内的和平。相反，由全体国民共享国家主权，就可以避免因国家主权的争执所引发的内战，因为在全体国民之外并无其他的竞争者。

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但同时，每一个国民又都处于政府权力的管辖之下，必须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行为予以服从。这两种说法是否相互矛盾？实际上，这其中并无矛盾。在一定地理区域栖居的人们，如果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那么其中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都有可能遭受更强大的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侵犯。这些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国家，并组建一个政府，他们就不但能较为可靠地保障各自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而且还能维护和促进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这样组建的政府，比任何一位或一群国民都更加强大有力，并可要求得到每一位国民的服从，但这并不能改变全体国民作为自治者的地位。因为，政府及其权力都是国家主权者意志的产物，每一位国民对政府权力的服从，其实正是每一位国民作为平等的主权享有者自我同意的结果。在民主国家，一位公民对自己同意的政府权力的服从，与在专制国家，一位臣民对自己无从施加影响，因而完全外在于自己的政府权力的屈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亦即自由和奴役的区别。

在一个承认个人人格独立和平等的国家，国家主权由全体国民平等地共享。正当的政府权力，是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意志的产物，因此具有派生性、从属性和有限性等三个方面的特性。第一，政府权力是由国民主权所派生出来的权力，并须受到国民主权的控制。政府权力不能独立于国民主权之外，或是超越于国民主权之上，从而使国民失去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否则，政府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专制的，那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和那些不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成了泾渭分明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第二，政府权力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以及促进国民的共同利益。政府权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基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从属关系，政府权力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东西，其本身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第三，政府权力的派生性和从属性，决定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政府权力的派生性，使它成为一种居于国民主权之下的权力，因而在位阶上是有限的；政府权力的从属性，使它只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因而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任何政府权力，一旦突破它在位阶上或范围上的有限性，都将失去原有的正当性。

政府权力一旦产生，就必须由一些人来掌管和行使，这些掌管和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可以称为执政者。当执政者是一个政党时，这个政党也可称为执政党。任何政党原本都没有支配党员以外的人的权力，不能要求得到党员以外的人的服从，但执政党实际上却可以借助于政府权力去支配每一位国民，并要求得到每一位国民的服从。既然执政党对国民的支配权（即执政权），不是源自政党本身（因为政党本身并不具有这种权力），就只能是源于执政党之外的某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全体国民所享有的国家主权。

执政权源自于国家主权，一个政党只有得到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同意，才能取得正当的执政权。主权者的这种同意，实质上是一种授权行为，获得这一授权的政党，即成为主权者的利益代理人。因此，在享有主权的全体国民，与掌管及行使政府权力的执政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只有通过主权者的委托授权，执政党才能取得正当的执政权，而授权者在授权之后，仍可基于自身的意志撤回授权，因为权力授予行为并非权力移转行为，主权者并不会因为授权行为而丧失其主权；第二，基于代理人对委托人所负有的忠实义务，执政党行使被授予的执政权，只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主权者的利益，而不能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执政党及其成员可能得到的薪俸或荣誉，只是他们在严格履行忠实义务的前提下，所应获得的报酬。

中国共产党经常宣称，它在中国取得执政权，是基于中国人民的选择，但人们只要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稍加回顾，即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体现了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与民主精神。但由于政局多变，这部约法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公布，国民政府依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予以废弃。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中国国民党确认为训政者，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由此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这一训政约法的颁布，使中国国民党彻底沦为国家主权的篡夺者。实际上，既然“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就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或组织，以国民训导者的名义高居于全体国民之上。

在一国之内不存在任何高于国家主权的公共权力，且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必须被视为理性和自由的人。主权者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接受任何个人或政党的训导。训政的说法本身就极其荒谬。因为，如果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国民，竟然缺乏自主行使主权的能力，那么其成员完全来自于国民的政党，怎么又可能具备训政的能力？一群本身就是全体国民之一部分的人，怎么可以一边把全体国民视为无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弱智，一边又把自己视为可以独揽国家权力的超人？可见，以训政者自居的政党，不但是在用武力篡夺国民的主权，而且还像一帮异族征服者一样，用语言贬低国民的尊严。

训政的做法不但篡夺了国民的主权，而且还容易破坏国内的和平。姑且假设训政是有益的，但由于一方面国民被剥夺了自由选任执政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并不存在任何公认的标准和办法，以确认应由哪些人来实行训政，因此，不同的政治势力为了争夺所谓训政（其实就是实行专制统治）的资格，必然会陷入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的争斗。可以说，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做法，对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国共内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出大悲剧。如果共产党在带领中国民众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后，能够及时还政与民，尊重国民自由选任执政者的权力，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鲜血还可算没有白流。但中国共产党却完全违背了它对中国民众所作的承诺，它打败旧的主权篡夺者，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的主权篡夺者。

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并非基于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同意和授权，它占据国家统治权，就像是强盗非法占据抢夺到手的赃物。赃物的原主，并不会因为他人的抢夺，就丧失对赃物的所有权。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并剥夺后者对国家统治权的非法占有后，原本应将其归还给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国民，因为主权者正是这一被非法占据的国家统治权的原主。主权者在恢复对国家统治权的占有后，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据自身的意志，再将执政权授予它认为合适的政党去行使，同时保留撤回授权的权力。

在1944年2月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中国共产党曾公开宣称：“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在选举之前，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保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中国民众在国共内战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出于对诸多类似公开承诺的信赖。

但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众做出动人的承诺，只不过是为了对他们进行骇人的背叛。它在夺取国民党手中的国家统治权后，并未将其归还原主，而是将其据为己有，从而取代国民党，成为新的非法占有者。一个人如果打败强盗，并将强盗手中的赃物归还原主，他理应得到原主的感谢，但如果他将赃物据为己有，那么对赃物的原主而言，他不过是另一位强盗罢了。

共产党对国家主权的篡夺，甚至比国民党更为专横和彻底。国民党至少在法理上承认，训政时期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只是一种有期限的临时安排，是最终迈向宪政体制的过渡状态。而共产党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理上，都一直坚持要对中国实行无限期的一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以立法形式，要求全体国民无限期地服从它的领导，这既是对委托－代理关系原理的悖离，也是对人类理性的羞辱。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执政者只是代行政府权力的受托人，后者就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前者必须服从自己的领导。如果主权者作为委托者，不能自由选任执政者，他们就不再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而是主权被篡夺的受压迫者。

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和存续，完全是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意志，以及维护和促进委托人的利益。代理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必须要由委托人自行判断，并由委托人基于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更换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完全剥夺全体国民自由选任执政者的权力，却又声称自己最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这不但是对全体国民的主权的篡夺，而且还是对全体国民的理智的侮辱。因为，它甚至不把中国人视为可以明辨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自由人，而是不惜向异族征服者那样，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和私利，不惜把中国人当作缺乏理性，因而不配享有政治自由的奴隶。

实现委托人的意志，促进委托人的利益，是人们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目的，代理人取得代理权，实施代理行为，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手段必须服务于目的，并由目的所决定。要求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必须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而不是由主权者基于自身的意志和利益，自由地选任执政者，这显然是用代理人的意志去僭越委托人的意志，并把手段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因而不但违反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完全与人类的理性相背离。

中国共产党一直自诩是辛亥精神的传承者，但它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所秉承的共和与民主思想的毁弃者。辛亥革命的共和思想，意味着全体国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由全体国民平等地共同参与。中国共产党却实行“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由一部分国民对另一部分国民实施专政的做法，与辛亥革命的共和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废除了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特权，共产党则建立了以阶级为名义的政党特权。

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想，意味着执政者应由全体国民自由选择，中国共产党却要求全体国民必须无限期地屈从于它的统治。共产党一边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边又说人民必须接受它的领导，这纯粹是一个矛盾：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某些人的领导；如果人民必须接受某些人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一切权力之上的领导权，就像是一块比最大的石头还大的石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