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民主权与结社自由

在中国，除了长期垄断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所谓的“参政党”，但这些党派的存在，并不能掩盖中国缺乏政党竞争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事实，也不能掩盖中国的国民主权已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因为，这八个党派均在各自的章程中，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和共产党并无任何政治竞争关系，更没有成为国民选任执政党的替代选择。面对国民主权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它们不但不去反对执政党的篡权行为，反而极力支持和粉饰这种篡权行为，而国民却仍要为这些被阉割的政党，年复一年地提供巨额的活动经费。可以说，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的存在，非但没有减轻中国人受到的压迫，反而加重了中国人身上的负担。

政治权力的垄断，可为垄断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不正当的利益，垄断者反过来又会极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和反对，经常残酷地镇压异己和压制异见。因此，篡夺国民主权的权力垄断者，总是毫无例外地具有贪婪和暴虐的特性。为了尽量解除人们反抗压迫的手段和能力，他们不但严格禁止人们成立新的政治组织，而且还要剥夺人们一般性的结社自由。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真正享有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结社权。当我们说一个人享有某项权利时，总是表示这个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动的自由，他人不得侵害或干涉这一自由。必须承认，任何权利所包含的行动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权利既赋予，也界定了权利人自主行动的范围。

一项权利的行使哪怕需要具备最苛刻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尚有一丝成就的可能，且只要这些条件万一成就，权利人即可在权利界定的范围内自主行动，这项权利仍不失为一项权利。但如果一项“权利”的行使，不是取决于其条件成就与否，而要取决于“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个人或机构的同意，并且这些个人或机构可以独断地决定同意与否，那么这种“权利”已完全不再成其为权利。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古代的奴隶也享有结社权（如果他们的主人同意的话！）。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结社权所面临的境况。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但该条例并未规定，在具备何种条件时，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这样一来，业务主管单位就可以任意和独断地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成立社团。

该条例第九条还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这意味着，没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人们甚至不能进行成立社团的筹备工作。该条例第三十五条又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中国人不仅没有结社权，甚至也没有结社筹备权。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组建和执政党的选任，应当出于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意志，并且政府的权力和执政党的职责都是有限的。为了防止被委托的政府权力背离它的目的，超越它的界限，进而演变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人们除了为权力的运行，规定各种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外，还必须保留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的自由。因此，在任何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国民都享有充分的组建政治团体的自由。

在执政党之外，允许国民成立和发展竞争性的政治团体，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便于国民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保卫由全体国民共享的国家主权，防止执政党篡夺国民主权，并避免政府权力从保护性的力量演变为压迫性的力量；（2）使国民有可能选择和更换执政党，因而是全体国民实际享有和行使国家主权的必要保障；（3）确保其他国民作为公民个体，能够享有和行使与执政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执政党已经实际篡夺了国民主权，并企图长期垄断政府权力，那么为了不让其他国民通过政治结社而获得反抗压迫的能力，它就会完全剥夺国民的政治结社权，严禁出现挑战其权力的政治组织。

少数人要想成功地对多数人进行压迫，就必须在自身组织严密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使受压迫者在政治上相互分隔与孤立。这样一来，尽管受压迫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压迫者，但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只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组织严密、全副武装的压迫者，因此仍不得不在压迫者的压榨与凌辱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不过，主权篡夺者的罪恶远远不止于此。

人们组建政府和选任执政者，是为了让自己的安全、财产和自由，得到普遍与可靠的保护，从而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条件下，从事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可以期望政府为自己提供保护，但不应指望政府给自己带来幸福，前者是政府的责任，后者则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没有人能够通过他人的施舍而变得幸福，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实现人生的价值。个体的努力，既是每个人自身成功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动力，因为社会整体的进步，只不过是各个个体成功的总和。

人们不能指望他人的恩赐，但却需要他人的合作。一个人若是单枪匹马，他的劳动和努力通常只能取得范围较小的成效。任何有益的事业，要想具备较大的规模，产生广泛的影响，都必须依靠许多人的通力合作。兴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过共同的活动，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特长；志向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个共同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信仰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过分享各自的体验，更容易达致良心的安宁与心灵的充实。总之，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人们不但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成就更大的事业，而且还能开阔自己的胸怀，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友爱和互助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不过，许多人共同致力于一项事业，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而一群人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一项共同的事业，实际上就是组成一个社团。但对于一心想要维护专制统治的主权篡夺者来说，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社团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如果在非政治领域里，养成了结社的习惯，并掌握了运作和发展社团的能力，那么，在受到政治压迫时，就自然会想到通过共同行动和相互支援来反抗压迫。专制统治者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往往对人们的非政治性结社也要严加控制，甚至不惜全面剥夺人们的结社自由。

一旦人们的结社自由受到压制，社会本身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想要成立一个宣传环保的团体，政府会站出来阻扰；人们想要成立一个从事慈善的团体，政府也要站出来阻扰；人们想要成立一个传播文化的团体，政府还是要站出来阻扰……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也无法养成与他人合作与互助的习惯。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可以使人们学会沟通，互助互谅，注重说理，但这种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若是被剥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松弛，人与人之间情感也会越来越淡薄。

在一个缺乏结社自由的社会，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公共品德则完全被窒息。篡夺国民主权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处心积虑地鼓励和助长国民身上的这种孤立主义倾向，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交流共同的需求，形成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动。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既因为缺乏自由而没有尊严感，又因为孤立无援而没有安全感。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填补内心的空虚，人们只能拼命地攀附权贵，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对权力的逢迎和对金钱的贪求，将成为整个社会最普遍的风气，甚至连那些原本与这两样东西相隔很远的领域，比如学术或宗教领域，也难以幸免被这种风气所侵染。这种有害的风气，使整个社会道德沉沦、萎靡堕落。那些企图长期垄断权力的专制统治者，却在实质上助长这种恶劣的风气，因为这种风气可以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故而最符合他们的心愿。毕竟，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不义之道逐取不义之财，就只有越来越少的人会追问专制统治是否正当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人们就可以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学会相互理解，与人为善，尊重规则，逐渐摆脱单纯的一己之私的羁绊，形成关心公益的公共品德。在这样一个由自由、友爱和有尊严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将存在更多的同情与关爱，人们也将具有更多的分辨是非的知识，以及更强的判断善恶的道德情感，社会风气也将因此变得更为公正、善良和淳朴。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少数人所篡夺，这些人为了使自己的专制统治牢不可破，就希望其他国民都变成唯唯诺诺、奴颜婢膝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独立、具有公共品德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经常宣称，它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首先在于国民是自由的、富足的和团结的；专制统治者的私利，则首先在于国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和孤立的，因而永远无力抵抗专制统治者的压迫。民族复兴和专制统治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复兴要求国民强大有力，专制统治则要求国民软弱盲从，这两种不同的要求，显然是相互对立的。

专制统治者极力剥夺他人共同行动的自由，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喜欢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独享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些篡夺国民主权的政治强盗，为了满足自私和邪恶的统治欲望，为了永远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坠入腐败、冷漠和不公的深渊。为了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先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整个国家的权力，而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又要不计后果地用权力去败坏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