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族范围

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的亲属是被忽略的，她的亲属我们称之为外亲，以别于本宗①。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极疏薄，仅推及一世，从母亲上溯至她的父母，旁推至她的兄弟姊妹，下推及她的兄弟之子及姊妹之子，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及姨表兄弟是我们的边际亲属，过此即无服，母之祖父母、堂兄弟姊妹②以及侄孙等与我们无亲属关系，外亲亲属的范围是异常狭窄的。同时，服制极轻，指示亲属关系之疏薄。外祖父母血亲关系同于祖父母，但服不过小功，等于伯叔祖父母。舅姨的血亲关系同于伯叔及姑，但服同于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只小功。母舅之子及两姨之子则关系更疏，仅服缌麻③，同于族兄弟姊妹。据《仪礼》：“外亲之服皆缌麻也”①，外祖父母以尊，姨母以名才加至小功②。舅本缌麻，唐太宗以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始进为小功③。

① 故《尔雅·释亲）于父宗日宗族，而异姓亲日母党，日妻党。

②唐玄宗以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思敦睦九族，引面亲之，始制堂姨舅袒免（《唐会要》三七《服纪》上），然止是一代之制。

③《仪礼·丧服》。参看《元典章》三〇，《礼部》三，《礼制》三，《丧礼》，“外族服图”；《明会典》一〇二，《礼部》六十，《丧礼》七，《丧服》，“外亲服图＂；《清律例》二、《丧服图》，“外亲服图”。

①《仪礼·丧服》。

②《仪礼·丧服》，开元二十三年，太宗敕文服纪之制有所未通，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太常卿韦蹈奏请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太子宾客崔沔议曰：“正家之道，不可以二，总一定议，理归本宗，父以崇尊，母以厌降，岂忘爱敬？宜有伦序，是以有齐衰。外服皆想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职方郎中韦述议曰：“圣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称，系姓族而亲其子孙，近则别于贤愚，远则异于禽兽，由此言之，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贯明矣。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人之所奉，不可二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之内，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其堂姨舅既出于外曾祖，若为之制服，即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则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缌麻。若举此而舍彼，事则不均，弃亲录疏，理则不顺，推而广之，是与族无异矣。”礼部员外郎杨仲昌亦以“窃恐外内夺序，亲疏夺伦”为言。户部郎中杨伯成，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并同是议，皆谓不可。韦议遂寝。（《唐会要·服纪》上）。

③《唐会要·服纪上》。

姑虽属于本宗，但嫁后归于异宗，所以出嫁便为降服，而她的子女与我们服只缌麻④。

④《仪礼·丧服》：《元典章》“外族服图”；《明会典》“外亲服图”；《清律例》“外亲服图”。

以父宗而论，则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其亲属范围则包括自高祖而下的男系后裔。以世代言之，包含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⑤。以服制言之，由斩衰渐推至缌麻，包含五等服制。《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①又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②很明显的所谓亲属团体，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断的。服制的范围即亲属的范围，同时服制的轻重亦即测定亲属间亲疏远近的标准③。服制实具两种功用。本宗外亲亲属关系之比较只须比较其不同的服制，便一目了然。

⑤ 九族的解释，汉儒即有二说，一说以为包括异姓有服亲，夏侯、欧阳等今文学家主此说，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颖达《书经注疏》）。其详细内容，父族四：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孔颗达《左传》桓公六年《注疏》）。《白虎通义》以父之姓为一族，不限五族之内，母族谓母之父母一族，母之昆弟一族，母昆弟子一族，亦与孔《疏》异。杜预谓九族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左传》桓公六年注，今本“非”或作“并”义异）。以为九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又姑姊妹及女适人，但取其子而去其母，皆与以上二说不同。
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皆谓九族仅限父宗，上自高祖，下至玄孙（见《尚书注疏》，《尧典》，孔《传》，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及《左传》桓公六年孔《疏》）。后儒如陆德明、贾公彦、顾炎武等皆从此说，《日知录》论辩甚详。一般多以《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为根据，几为定论。明、清律明定本宗九族五服图，九族专指父宗，更成为定制矣。

①《礼记·丧服小记》。

② 同上，《大传》。

③ 父宗服制系统此文不述，可参阅（元典章》三〇，“五服图”；（明会典）——〇二，《丧服》，“本宗九族五服正服图”；《清律例》二，《丧服图》，“本宗九族五服正服图”。

家应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二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一般人家，尤其是耕作的人家，因农地亩数的限制，大概一个家庭只包括祖父母，及其已婚的儿子和未婚的孙儿女，祖父母逝世则同辈兄弟分居，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在子女未婚嫁以前很少超过五六口以上的。古人说大功同财。所指的便是同祖的兄弟辈而言。秦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④，可见那时兄弟与父母同居是很普遍的事。孟子说入以事其父兄⑤，又有养其父母兄弟妻子及父母兄弟妻子离散一类的话①，也可证明此点。韩元长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樊重三世共财，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②，是则汉时一般的习惯，很少父母已没仍兄弟同居至于三世的，所以乡党高其义而为史家所书，其为难能少见可知，一般人大约都如缪彤家兄弟原同财业，及各娶妻，遂求分异的情形。这还是士大夫之家，若为寻常人家，自不会有人如彤之闭户自挝，弟及弟妇闻而谢过的情形了。陶希圣以汉律夷三族罪及父母兄弟妻子，证明汉代的家以父母妻子同产为普遍范围③，但我们须注意家族的连带责任是不一定与家的范围必然相合的，后代有诛九族的法律，九族决非同居的一家。即以夷三族而论，我们断不能说这种连带责任只限于父母在堂兄弟同居的时期。后代的法律只要求父母在时子孙不许别籍异财（详后），但兄弟同坐的连带责任并不因父母殁后兄弟异居而取消。

④《史记》六八，《商君列传》。

⑤《孟子·梁惠王上》。

①《孟子·梁惠王上》、《尽心上》。

②赵翣《陔余丛考》。

③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1934年，页66——7。

自然历史上也有累世同居的义门，包括数百人口的大家④，在这种情形之下，同居范围便扩大及于族，家族不分了。但这样庞大的家实为例外，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办得到，教育的原动力及经济支持力缺一不可，一般人家皆不易办到。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每一个家自为一经济单位，如史书所说的薛安都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余家①的情形。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亦非同居合爨。

④ 氾雅春七世同居，儿无常父，衣无常主（《晋书·儒林传·汜毓传》）。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囊。椿尝或子孙曰：“吾兄弟在家必同盘面食……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魏书》五八，《杨播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魏书》八七，《节义传·李几传》）。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家一百七十口（《南齐书》五五，《孝义传·李延伯传》）。郭傍家门雍睦，七叶共居（《隋书》七二，《孝义传·郭佛传》）。唐刘君良累代同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其家六院唯一饲（《旧唐书》一八八，《孝友传·刘君良传》，《新唐书》一九九，《孝友传·刘君良传》）。张公艺九世同居（《旧唐书·刘君良传》附），为当时义门之最。宋代义居风气更盛，江州陈氏南唐时聚族已七百口，宋时至千口，每食必群坐广堂，其后族中人口且激增至三千七百余人（《新五代史》六二，《南唐世家》：《宋史》四五六，《孝义传·陈竞传》，（毘陵西滩陈氏宗谱》）。越州裘承询十九世无异爨。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河中姚崇明十世同居，聚族百余人。江州许祚八世同居，长幼七百八十一口，池州方纲八世同舞，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每旦鸣鼓会食。其他十世同居，八世同居，七世同居，六世同居，五世同居，四世同居者多家。少者累数十百年，多者至三四百年（详《宋史》四五六，《孝义传·许祚传、裘承询传、方纲传、姚宗明传》）。元延安张闰八世不异爨，家人百余口（《元史）一九七《孝友传·张闰传》）。婺州郑氏自南宋以来，累代同居，至明时同居已十世，历二百六十余年（《宋史》四五六，《孝义传·郑绮传》；《元史》一九七，《孝友传·郑文嗣传》；《明史》二九六，《孝义传·郑濂传》；宋濂《郑氏规范序》）。石伟十一世同居（《明史》二九六，《孝义传·石伟传》）。薪州王焘七世同居，家人二百余口（《明史·孝义传·郑濂传》附）。其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同居，及五世同囊、八世同需者多家（《明史》二九六，《孝义传》）。

①《宋书》八八，《薛安都传》。按永嘉二十一年，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击拓拔焘。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拓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其势力之雄大自非具三千家之强族不办，而为其族主者便为宗豪，在家族中在社会政治上均具有极大潜势力，故《宋书》称安都之父广为豪宗，宋高宗以为上党太守。安都之所以得有政治势力，先为北朝都统，仕宋为建武将军者，盖其族家之强盛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