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
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於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麽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後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於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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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後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後，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於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於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於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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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後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後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後，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後，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於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後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着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後，走了荣禄的路子，终於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後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於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於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後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後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於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锺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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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於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於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後，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後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匡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於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匡的大见宠信，都由於有这麽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後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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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於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着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後，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拒见外使。直到同治年间，迫於情势，才作了让步，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於西苑紫光阁，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而朝廷还觉得过於委屈。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礼节，强加之於中国皇帝的胞弟，明明是故意折辱，倘不力争，何以见祖宗於地下，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
为此，函电交驰，极力磋商，结果总算免行跪礼。但觐见的情形，却又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载沣，而且降尊纡贵，亲到行馆答访，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参观曾来华游历，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甚至还作了德国皇后茶会的主宾。
这前倨後恭的用意，他人茫然，而慈禧太后肚子里雪亮。故意以跪礼来为难谢罪的专使，是表示对她纵容义和团的不满，而优礼载沣，纯然因为他是皇帝的胞弟！
及至载沣回国，两宫已在回銮途中，慈禧太后特地在开封行宫，召见载沣，细问使德的情形。载沣那知老太后已有猜忌之心？少不更事，对在德国所受的礼遇，只有夸饰，绝不隐讳，说德皇如何对他期许，又劝他留意军事，说是确保政权的唯一要诀，就是将兵权抓在皇室手中：
慈禧太后心想，载沣素无大志，才具亦平常得很，说话有些结巴，往往辞不达意，此刻眉飞色舞，无非觉得此行很有面子而已。究其实际，并未将劝他的话，好好去想过一想。只是无用之人，易於受人摆布，倘有人利用他的身分地位，暗蓄异志，所关匪细。
往暗里去想，皇帝目前无子，又因有肾亏的迹象，将来也不会有儿子，然则皇位何属？兄终弟及，已有前例，一班“新党”如何看不出各国有支持载沣之意，因势利用，只怕从此就要多事了！
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只要载沣自己不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他的名义为非作歹。这样想下来，自然而然地有了法子，找一个人管住载沣，即是釜底抽薪之道。
谁能管住载沣？大家巨族的老太太，要教儿子收心，有个不二的秘诀，替他娶一房标致、能干、贤慧的媳妇。因此，慈禧太后从召见海外归来的载沣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物色“醇王福晋”了。
替她参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但只有李莲英所提的人选，正合慈禧太后的意，那就是荣禄的爱女福妞。
“大格格，你看呢？”慈禧太后问荣寿公主。
“模样儿没有什麽可以挑剔的，能干更无话说。就是，”荣寿公主笑笑说道：“小五将来必是落个怕媳妇的名声。”
“小五”是指载沛。她是为她的堂弟设想，不过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的主意，越发坚定不移，她不便表示，正要他“怕媳妇”才好，只能为福妞解释。
“这孩子，是让她父母惯的！胆子可真大，连我都不怕－－。”
慈禧太后是欲扬故抑，话才说了一半，但荣寿公主却抓住空隙很快地说了一句：“她连老佛爷都不怕，小五就更不在她眼里了。”
“那也不尽然。少年夫妻，恩恩爱爱，彼此体贴，脾气会改的。”
荣寿公主不答。慈禧太后也发觉到，自己这样说法，等於已定了主意，“大格格”当然不能驳回，但她心里不以为然，是很明显的。
多少年下来，慈禧太后如说还有忌惮的人，唯一的就是荣寿公主。她不肯随便附和，但只要是她同意的事，不但心口如一，不会出尔反尔，而且一定尽力支持。慈禧太后很敬重她这个脾气，也因此希望能将她说服，好让她做自己的帮手。
可是，荣寿公主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总是说：“老佛爷若以为合适，就降旨意好了！”心里还有句话是：“我不敢驳回，可是别指望我点个头。”因为她的堂兄弟中，受妻子及岳家欺侮的很多，都出於慈禧太后的指婚，她不希望再有一个堂弟娶得悍妻。
为此，指婚的懿旨，迟迟未发。而风声已经隐隐传出去了！大家都觉得非小醇王不能娶这麽娇贵的小姐，这位小姐亦非嫁世袭罔替的亲王，不足以尽其娇贵。奇怪着这麽门当户对的一头婚事，慈禧太后何以至今还不得它“拴”起来？
李莲英是对促成这头亲事最热心的人，不断地找机会催促，催得慈禧太后也有些发慌了，不办成这件事，牵肠挂肚的，不能安心。
“提到福妞，你从没有搭过一句腔，我知道，你是觉得福妞脾气刚强，将来小五会吃亏。照我说，你这个心担得叫多余！他们这辈你居长，谁都怕你三分，将来如果福妞欺侮小五，你不会说她吗？”
这话说得相当透彻。荣寿公主想，事情反正已成定局了，自己默默的表示抗议，无济於事，徒然惹得老太后心里不痛快，又何苦来哉？倒不如趁她有这句话，为载沣稍做弥补之计。
“小五太懦弱，有福妞这麽一个媳妇，倒正好补他的不足。女儿是怕福妞受不了王府的规矩，语言行为稍微不检点，或者小夫妻常常吵个嘴什麽的，老佛爷不心烦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急忙接口：“说真个的荣禄夫妇也太宠他们这个姑娘了！找一天，我好好说他一顿。”
於是回銮不久，便降了懿旨，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醇亲王”。喜信一传，醇亲王的“北府”贺客盈门，那知老福晋刘佳氏，也就是小醇王载沣的生母，忽然得了急病，病状是喃喃自语，双眼发直，见了人都认不出来，彷佛中了邪了。
见此光景，贺客大骇，但“北府”上下，却还能保持镇静，因为这是老福晋旧疾复发，而得此近乎疯癫的痼疾，却是出於慈禧太后所赐。
原来老醇王有四位侧福晋，刘佳氏位居第二。嫡福晋及第一位侧福晋相继下世，便由刘佳氏当家。在老醇王病殁时，老七载涛只有三岁，是她自己一手带大的，光绪二十三年，慈禧太后懿旨命载涛出嗣为贝子奕谟之子。刘佳氏的这个小儿子，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平空被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就有些恍恍惚惚，言语颠倒的样子了。
但刺激犹不止此，尤其这一年接二连三地来。首先是载涛的“父亲”又变过了。这奕谟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尊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的幼子，严正不阿，是亲贵中的贤者，却跟慈禧太后不大合得来。当初载涛为子时，看他肥头大耳，十分高兴，但不亲自进宫谢恩，却大宴亲朋，就彷佛真的得了老来子一样。慈禧太后知道了，颇为不满，只是隐忍未发，以後闹政变，闹“拳匪”，没工夫去摆布他。这样五年工夫过去，载涛已经十六岁，相貌厚重而俊秀，举止稳健而潇洒，是少年亲贵中的美才，奕谟得意非凡。
那知乐极生悲，坏在他不该发牢骚，而且形诸笔墨，以致贾祸。他画了一幅怪图，悬空一只穿了“花盆底”的脚，再无别的，却有一首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这只脚一望而知是属於谁的，慈禧太后得知其事，勾起旧恨，勃然大怒，降了一道懿旨，将载涛改嗣为老醇王的胞弟锺郡王奕诒之後。奕谟夫妇所受这一番刺激，犹甚於刘佳氏，竟而双双病倒。刘佳氏一方面觉得慈禧太后喜怒莫测，十分可怕，一方面又心疼爱子改嗣，日子不见得会比在奕谟膝下来得好，因而又添了几分病症。
不久，刘佳氏又受了一个打击，事起於载漪别有归宿。他本来所得的罪名是“革爵，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这年另有一道懿旨：“仍归本宗。”亦就是仍旧算惇王奕誴的次子。他本来承继为端郡王奕志之子，而且袭了爵，如今一归本宗，变成奕志无後。谁要是再过继过去、现成有个降封的贝勒在等着他承袭。慈禧太后倒是好意，将载沣的胞弟老六载洵，作为奕志的嗣子，让他由镇国公一跃而为贝勒。可是刘佳氏又少了个儿子，自然大感刺激。
此时接到指婚的懿旨，是她一年中所受到的第三次打击。这一次的打击，又比前两次来得重，大有“不能做人”之感，所以病也发得格外重了！
这因为载沣原是订了亲的，亲家是蒙古人。嘉庆年间的三省教案，为仅次於洪杨的一次大规模叛乱，仁宗在宫中求卦，占得“三人同心，乃奏肤功”。其後果然，所谓“三人”，是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刘佳氏所定的儿媳，就是德楞泰之後。
德楞泰本人因功封一等继勇侯，长孙倭计纳袭爵，做过杭州将军；次孙叫花沙纳，官居吏部尚书，倭计纳的袭爵的儿子叫希元，做过吉林将军，死在光绪二十年。刘佳氏为载沣所定的亲，就是希元的小姐，如今由於慈禧太后指婚瓜尔佳氏，对希元家就必得退婚了！
这件事从人情上讲很难，因为希元家的小姐，是刘佳氏自己看中的，而已放了“大定”。照满洲的婚礼，男家主妇到女家相亲问名，合意了致送如意或首饰，名为“放小定”。然後择定吉期，男家聚宗族亲友带领新女婿到女家正式求亲，女家亦聚宗族亲友接待，彼此谦谢再三，方始定婚，新婿拜女家神位及父母，欢宴而散。这样经过一两个月，再挑吉日下聘，名为“过礼”，又叫“放大定”，婚姻到此为止，已成定局。“放小定”犹可变化，“放大定”则等於已经迎娶，所欠者不过洞房花烛有好合之实而已。
因此，“放大定”之後，如果新郎不幸而亡，则未过门的新娘子，殉节者有之，守“望门寡”者有之。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则退婚便如休妻，女家便认为奇耻大辱！尤其是希元家的小姐，守礼谨严，刚烈过人，得知退婚的信息，什麽後果都可以发生的。那就无怪乎刘佳氏要急得发疯了。
这一夜，“北府”灯火通明，亲友至多，不过不是贺客，而是刘佳氏特为请来议事的。无奈大家畏惮慈禧太后，谁也不敢乱出主意，有的劝她遵旨为妙，有的始终不发一言。最後是刘佳氏自己定的主意，进宫面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慈禧太后只当她来谢恩，那知刘佳氏一开口便淌眼泪，“奴才的儿媳妇，已给奴才磕过头，是奴才家的人了！一点过失都没有，怎麽忍心退婚，”她哭着说：“这一来，教人家孩子怎麽得了？”
慈禧太后脸色铁青，连连冷笑，向左右的宫眷命妇说道：“你们看看，世上有这种不识好歹的人！”说完站起身来就走。
於是荣寿公主出面相劝，刘佳氏哭了一阵，噙泪回家，已有个极坏的消息在等她，希元家的小姐，服毒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