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
一半由於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妙，一半因为赵秉钧、杨以德等人，发现革命党不怕死，逼急反会遭受报复，所以谋炸五大臣一案，将张榕下狱，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匡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匡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匡、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匡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於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於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覆。奕匡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於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匡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覆。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於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点头答说：“签字於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匡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於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匡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麽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於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碍。着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自此次宣谕之後，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详细讯究，除无知被诱，不预逆谋，准其量予末减，及改过自首，并能指拿魁党者，不惟免罪，并予酌赏外，其首从各犯，应按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惟不得株连无辜，致滋扰累。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以期杜绝乱萌而维大局。”
等袁世凯看完，视线离开纸面，奕匡方始开口道明缘由：“现在南边闹得很厉害，说要还政於民，派人去考察，可又无缘无故来个炸弹。上头诧异得很，不知道百姓到底要什麽？有人上个奏折，说百姓是好的，无非望治而已，都是革命党在胡闹。所以瞿子玖出这麽一个主意，一面安抚百姓，一面申明约束。上谕拟了上去，上头说要拿给你看看，因为立宪是你领衔奏请的。”
听得这话，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看重，惧的是“领衔奏请立宪”这句话，隐隐然视之为“新党”魁首了！
别样风头好出，这个风头出不得！好在奕匡面前说话不须顾忌，当即加以辩白：“王爷，对立宪最热心的是张香涛，只为直隶总督忝居疆臣领袖，所以在名义上领衔，这件事除了老而天真的张香涛以外，也没有那个热心。开馆纂书，亦无不可，不过我有个拙见，此馆的提调，切需慎选，莫让康梁之徒混进来，散播邪说。”
“嗯，嗯！”奕匡深深点头，“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迹，上头一定嘉许。”
“只要上头能知道臣下的心迹，累死亦无话说。不过－－，”袁世凯迟疑了一会，终於说了出来：“除王爷以外，颇有几位亲贵对我不谅。这一点，提起来叫人泄气。”
奕匡闭着嘴不作声，吸了半天的水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不尽是亲贵，也不尽是旗人，双目盯紧了你看的，大有人在！”
袁世凯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不尽是亲贵”，意指还有铁良等寿，“不尽是旗人”更为明显，汉人中相嫉的也很多。
“双目”自然是指瞿鸿玑。袁世凯心想，有此人当政，终是自己的一大隐患，如果要假手奕匡以攻瞿，先得切齿於瞿。这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於是他说：“王爷的话，真是入木三分。不过光是外头有人跟我为难，我不怕，说句狂话，同为督抚，做了些什麽事，是有目共睹的，就怕里头有人在发号施令，勾结起来蒙蔽上头，那就危乎殆哉了！”
“啊！”奕匡睁大了眼问：“你是说那条疯狗的乱咬，是有人指使的？”
奕匡口中的“疯狗”是指岑春？，所谓“有人”彼此也都能默喻。袁世凯看话已生效，反不肯明白承认，只说：“王爷多留点儿心就是了！”
奕匡紧闭着嘴想了好一会，突然一拍茶几，“不错，怪不得！就说周荣曜那件事好了，头一天见上谕，当天疯狗就上折参了，也不能这样子快法，明明是先通了消息，早就拟好了奏稿在那里的！”
原来周荣曜是奕匡一手扶持，以候补三品京堂，任为驻比国公使。丹诏晨颁，白简夕至，说周荣曜原为粤海关管库的书办，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在广东与官绅往还，俨然大人先生。当谭锺麟督粤时，与不肖官吏勾结，益自骄纵，因而纳贿京朝，广通神气。接着列举周荣曜蠹国病盲之罪，奏请革职查抄。
电奏一到，瞿鸿玑力主严办，周荣曜求荣反辱，做了未出国门的几天公使，反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瞿鸿玑最阴损的一着是，周荣曜简派为公使，由外务部奏保，他以外务部尚书的身分，坦承失察，自请处分。其实，这是奕匡以外务部总理大臣的资格，所作的决定，瞿鸿玑这麽说，等於指槐骂桑。虽然“上头”并无处分，但奕匡这下子搞得灰头土脸，也就很够受了。
“这条疯狗，原来是有人放它出来乱咬的。”奕匡气得直吹胡子：“走着瞧吧！”
“王爷别动气！若闹意气，有损无益。”袁世凯突然问道：
“广西剿匪的车费，听说已经销了？”
“是啊！报销三百多万。”
“按说，三年工夫，花三百多万也不多。不过报销总是报销，要报了才能销。”
这话中就有深意了。按常情来说，军费报销是例案，只要户、兵两部打点好，照例规送上一笔为数可观的“部费”，军费报销就无有不准的，但话虽如此，毕竟审核准驳之权在朝廷。奕匡懂得袁世凯的意思，是不妨拿广西剿匪的军费报销来跟岑春？为难。
“可是，”奕匡问说：“他有粤援在，能不准吗？就驳了他的，也不能请旨派大员查办啊？”
“一定有办法的！王爷不妨找人问问。”
不必找人去问，奕匡自己就想通了。这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拖。军费报销的册子很多，随便找些疑义，咨请查复，一来一往就是几月的工夫，这样三、五次下来，两三年工夫轻而易举地拖了过去。
第二步是找机会将岑春？调开，然後翻那桩军费报销的案子，派人到广东彻查，结结实实找些侵吞兵饷的证据出来。那时候瞿鸿玑固无能为力，慈禧太后亦不便公然庇护，纵不能将岑春？下狱治罪，至少要打得他翻不起身来。
这个办法是在轿子里想出来的。下了轿不到军机处，先到外务部的朝房找那桐，不是为了跟他商议，是有这麽一件很得意的事，心痒痒地非告诉那桐不能宁贴。
听奕匡讲完，那桐一跷大拇指说：“王爷这一着真高。到那时候，给他来个降三级调用，那就送了他的忤逆了！”
“对！”原来大员获谴，不怕革职，只怕降级。因为革职的处分，只要找到机会，譬如有人奏保，或者庆典覃恩，一下子就可开复，降了级就要按部就班往上爬，得好几年才能官复原职。所以奕匡很起劲说：“对！降三级调用，拿个从一品的现任总督弄成正三品的候补道，那才好玩呐！”
“这不算好玩儿！”那桐笑道：“拿这个候补道发交土膏总局总办柯逢时差遣。王爷，你道如何？”
奕匡纵声大笑，笑得涕泗横流，沾满了花白胡子，笑停了说：“琴轩，你可真是损透了。”
“慢点！”那桐放低了声音说：“王爷，你刚才的话，是说着玩儿的吧？”
“怎麽？”奕匡笑容尽敛，“你从那一点上，看出我是在说笑话？”
“如果王爷不是说笑话，可得赶快进行。军费报销，到底还是以户部为主，张冶秋最听瞿子玖的话，一下奏准核销，还玩什麽！”
“嗯，嗯！不错！”奕匡矍然，“琴轩，你出个主意，该怎麽把它拖下去？”
那桐沉吟了好一会答说：“只有在铁宝臣那里下手。我有一整套办法，回头到王爷那里细谈。”
※※※
下了朝，奕匡关照门上，访客一律挡驾：“除非是那大人、袁大人。”
那桐很早就到了。围炉倾谈，从从容容说了一套办法，主要一点是，让铁良真除户部尚书。
铁良－－铁宝臣的底缺是户部右侍郎，但却署理着两个尚书：兵部与户部。这是亲贵揄扬，所以慈禧太后加以重用。那桐认为不如送个人情，保他真除。然後叮嘱他切实整顿军需，严杜浮滥。话既冠冕堂皇，加以铁良喜与汉人作对，这一下自然就不会轻轻放过岑春？的军费报销了。
奕匡欣然同意。问起铁良的底缺，该给什麽人？那桐乘机为柯逢时说话。奕匡笑了，“琴轩，你糊涂了！”他说：“那是个满缺，柯逊庵怎麽能当？”
“不到任办事，挂个衔头，汉缺、满缺似乎不生关系。”
一则是那桐说项，再则柯逢时的孝敬甚丰，奕匡终於点点头，“好吧！”他接着说：“回头慰庭要来，你就在这里便饭，替我陪陪客。”
那桐迟疑未答。他继了内务府的遗风，精於肴馔，喜好声色，这天约了两个“相公”在家里吃饭，一味鱼翅花了厨子三天工夫，一想到便觉口中生津，但奕匡相邀，又是陪袁世凯，似乎亦不便辞谢。
奕匡看出他的为难，也知道他的家庖精美，便即笑道：
“怎麽着，有什麽美食，何妨公诸同好？”
那桐很见机，急忙赔笑说道：“正在想，有样鱼翅，不知道煨烂了没有？”说着，招招手将王府中伺候上房的大丫头唤来，“烦你传话给跟来的人，回去叫厨子把鱼翅送来，还有客－－。”
那桐沉吟着不知如何措词，奕匡却又开口了，“还有客？”
他问：“是谁啊？若是要紧的，我放你回去。”
“不相干。”那桐只好实说了：“是二田。”
“二田？”奕匡想了一下问：“一田必是架子比老谭的田桂凤，还有一田呢？”
“田际云。”
“原来是‘想九霄’！”奕匡笑道：“也是个脾气坏的。算了，算了，不必找他们吧！”
那桐亦不愿多事，告诉传话的丫头说：“你告诉我的人，有两个唱戏的来，每人打发二十两银子，让他们回去。”
於是一面等袁世凯、等鱼翅，一面闲谈，奕匡忽然问道：
“文道希的近况如何？”
“文道希？”那桐答说：“去年就下世了。”
“下世了？”奕匡不由得叹息：“唉！可惜！”
“王爷怎麽忽然想起他来了呢？”
“我是由‘想九霄’想起来的。”
“原来如此！”那桐笑了。
原来“想九霄”的脾气很坏，得罪过好多士大夫，有一次惹恼了文廷式，信口骂了句“忘八旦”，与“想九霄”恰成绝对。於是有人便说：“才人吐属，毕竟不同，连骂人都有讲究。”而“想九霄”的名气，经此一骂，却愈响亮。
於是由文廷式谈到翁同龢，由翁同龢谈到戊戌政变，奕匡不胜感叹的说：“琴轩，宦海风涛，实在是险。载漪、刚毅那班混小子在的时候，我都差点老命不保！唉，谈什麽百日维新，谈什麽国富民强。你我还有今天围炉把杯的安闲日子过，真该心满意足了。”
“王爷的话是不错，无奈有人不让你过安闲日子！”
“你是说岑三？”奕匡又愤然作色：“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谈到这里，只听门外高声在喊：“袁大人到！”
於是那桐起身，迎到门口，帘子掀处，袁世凯是穿着官服来的，正待行礼，奕匡站起身来，大声吩咐：“伺候袁大人换衣服。”
袁世凯的听差原就带了衣包来的。更衣已毕，重新替奕匡请了安，同时说道：“多谢王爷！”
“咦！谢什麽？”
“多承王爷周旋。”袁世凯答说：“今天一到会，瞿子玖就说‘庆邸托病不到，以後会议都请你主持，这是上头交代，请你不必客气。’上头交代，当然是王爷进言之故。”
“不错！我面奏太后了。”奕匡答说：“太后道是，原该如此！”
‘慰庭，”那桐提醒他说：“瞿子玖可不是‘肚子里好撑船’的人噢！”
这又何待那桐提示，袁世凯早就知之有素，点点头答说：“是的。所以我在会议桌上，每次发言，都问一问他，如果有不周到之处，请他改正。”
“那还罢了！”那桐忍不住又说：“慰庭，你可得知道，亲贵中不忌你的，只有王爷。”他指一指奕匡，又指自己，“族人中不忌你的，怕也只有我了。”
“这话也不尽然！”奕匡接口：“端老四总不致於忌慰庭吧？”
“端老四应该归入汉人之列。”那桐跟袁世凯说话，一转脸不由得诧异，“慰庭，你怎麽啦？”
袁世凯这才知道，自己的脸色必是大变了。那桐是一句无心之言，根本没有觉察到这句话的份量，在袁世凯却大受冲击，果如所言，未免过於孤立，而在亲贵中如为众矢之的，更是一大隐忧！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可能性命都不保。转到这个念头，自然不知不觉的变色了。
当然，这是件必须掩饰的事，“得人之助不必多，只要力量够。”他故意装得很轻松地说：“我有王爷提携，琴轩照应，还怕什麽？”
“里头不怕，就怕里外勾结。”奕匡耿耿於怀的是岑春？，此时很起劲地说：“慰庭，你昨天说的那句话，我想通了，而且也可以说是办妥，这都是琴轩的功劳！”
“喔，”袁世凯很关心地问：“是何办法？”
“一面吃，一面聊吧！”
那桐摩腹而起，做主人的便吩咐开饭。袁世凯一面大嚼鱼翅，一面听那桐细谈如何利用铁良以制岑春？，只觉得那家厨子做得鱼翅更美了。
也就是刚刚谈完，袁世凯还未及表示意见时，听差悄悄掩到主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奕匡随即笑道：“巧了！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铁宝臣来了？”那桐问。
“是的。”奕匡略有些踌躇，“挡驾似乎－－。”
“王爷，”那桐抢着说：“何不邀来同坐？”
奕匡想了一下说：“好！”
於是听差便去延客，另有一名听差来添杯箸。铁良一进屋，先向奕匡请安，然後与起身相迎的那桐与袁世凯分别招呼。
“请坐下吧！”奕匡说道：“琴轩家的鱼翅，名贵之至，你什麽话别说，先多吃一点儿。”
说着亲自舀了一小碗鱼翅，放在客人面前。
铁良也就不说什麽，两大匙下咽，赶紧把酒杯送到唇边，不然，鱼翅的胶质会将上下唇粘住。
“真好！上次到南边去，学了一句俗语，‘吃到着，谢双脚！’今天正用得上。”
“你真行！”奕匡笑道：“连南边的俗语都学会了！”
“足见宝臣肯随处留意。”袁世凯说：“那个奏报抽查营队的奏折，纤细不遗，观察入微，整整花了我几天工夫才能细细看完。说常备军以湖北最优，河南、江苏、江西次之，大公无私，已成定评。”
於是话题转到不久之前的“河间秋操”，铁良对新建的北洋四镇陆军，亦有一番很中肯的批评。奕匡听完了，又扯到岑春？身上。
“岑三每次奏报剿匪，铺张扬厉，彷佛天下只有他带的才是精兵。宝臣，你看怎麽样？”
“未曾眼见，不敢说。”
“总听别人谈过吧？”
“是的。”铁良想了一下说：“听人传言，他带兵有一样可取的长处，颇重纪律。”
听得这话，袁世凯不服气了，脱口诘问：“莫非北洋陆军，就不讲纪律？”
“我是指绿营而言，不能与新建陆军相比。”铁良大摇其头，“绿营太腐败了，不知道出多少笑话。”
“可也有两广绿营的笑话？”奕匡问说。
“有！”铁良答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真假。”
“管它是真是假？”奕匡怂恿着：“只要好笑，能助酒兴就好！”说着，还亲自为铁良斟了杯酒，一个劲催他快说。
“岑云阶到了广西，是驻紮在梧州，柯逊庵仍旧住省城－－。”
广西的省城是桂林。督抚虽不同城，但广西的政事，本可由柯逢时作主的，变成需事事取得总督的同意，而所谓“督抚会奏”，事实上皆由岑春？主稿，柯逢时不过列衔而已，因而督抚势成水火，互不信任。柯逢时最担心的是，土匪攻打省城，岑春？会坐视不救，甚至三面围剿，独留向桂林的一面，作为土匪的出路，等於驱匪相攻，岂不危乎殆哉？
因此，柯逢时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架起一尊大炮，远近相传，当作笑谈。其後，又从江西调来一名道员，是他署理江西巡抚时，所识拔的干才。
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汪瑞闓，虽是文官，颇能带兵。柯逢时调他到广西後，让他统领五个营，专负护卫巡抚衙门之责。岑春？看他这五个营，器械充足，人亦精壮，很能打一两场硬战，心里在想，汪瑞闓以知兵自诩，千里远来，或者急於有所表见，不妨利用。
打定了主意，便处处加以词色，希望他能自告奋勇。但汪瑞闓论兵之时，尽管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只是到了紧要关头，不肯说一句慨然请行的话。岑春？自不免失望，但仍不肯死心。
慢慢地，他看出来了，汪瑞闓不是不想立功，更不是不会打仗，只是胆量不足。如果能逼出他的勇气来，一上了阵，也就义无反顾，拚命向前了。
於是，择日发帖，大宴将士，席间特意向汪瑞闓不断劝酒。汪瑞闓的酒量很好，但酬劝频频，逾於常度，就不免使人怀疑了。汪瑞闓很机警，酒到杯乾，而脑子却很清醒，看看是岑春？快要激将的时候了，开始闹酒，有意自己把自己灌醉，席间当场出彩，吐得一塌糊涂。
到了第二天，柯逢时把他找了去，很不高兴地说：“你怎麽醉得人事不知，出那麽大一个丑？连我的面子都给你丢完了！”
“回大人的话，”汪瑞闓俯身向前，低声答说：“职道是迫不得已。为了保护大人，只好自己委屈。”
“此话怎讲？”
“制台跟大人过不去，千方百计，想把职道调出去打土匪，职道带兵一出省城，万一有警，制台一定留住我不放。倘或我回师来救，说我擅自行动，不服调度，那是个要脑袋的罪名。大人请想，能救得了职道不？”
“啊！啊！原来他是这麽一个打算！”
“不是这麽打算，以他的崖岸自高，为什麽要那麽敷衍我？”汪瑞闓紧接着说：“说起来这一支精兵不出仗，也是不对的，所以职道应付甚苦，务必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等他一开了口，我不能说，我的兵是专为保护巡抚的，只好答应。
那一来，大人又怎能留得住我？”
“不错，不错！倒是我埋没了你这番苦心，错怪你了！”柯逢时想了一下又说：“不过岑三的居心太可恶，我倒要跟他碰一碰！”
柯逢时“碰”岑春？，不止一回，奕匡是很清楚的。听铁良谈到这里，拊掌称快，“原来柯逊庵那次参他，是这麽一个内幕！”他说：“论起来，倒是岑三吃了哑巴亏。”
“怎麽？”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麽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闓的主意。”铁良接口说道：“若非如此先发制人，岑云阶很可能参汪瑞闓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匡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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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於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於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匡告李鸿章求助於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於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後？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後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於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於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後，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匡自此病情转剧，终於不起，薨於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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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於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於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後，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覆，等於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像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徵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彷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徵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於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後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後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匡，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着，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於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乾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後，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於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後，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後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麽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後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後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於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麽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於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於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勳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後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於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後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後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中日新约”终於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後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後一次会议，奕匡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後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麽？”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後，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於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麽，”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於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後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後，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後，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於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麽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匡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麽办？”
由於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麽话？”
皇帝能有什麽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於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着，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後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後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於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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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麽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麽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麽，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於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後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於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麽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麽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於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於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後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於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徵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覆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匡。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像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匡。端方的意思，奕匡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麽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覆命时这麽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於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麽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