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人的介入

　远在美国正式提出希望介入国共两党谈判之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们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其政府提交过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重复一个近似的话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内战，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日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敌人。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封锁、孤立乃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迫于压迫也只好先保存实力，暂不与国民党为敌。由于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失去人民拥护，而共产党享有民众的支持，并且廉洁奉公，两强相争的结果必定使蒋介石只好不顾一切地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沼，从而把共产党完全推向苏联一边，并最终并导致美苏之间的严重冲突。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以阻止其倒向苏联，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以谋求中国政治民主化。 FRUS，1942，China, pp.99－101，207－211; FRUS，1943，China, pp.25－29，193－199，258－266，397－399.因此，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把中国推上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美国这时的内心深处不能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满腹狐疑。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同前引《罗斯福总统见闻录》，第154－155页。

随着1944年春以后在中国正面战场所发生的一系列军事上的溃败，使得美国政府对于改变国民党政权的一党性质，特别是促进中国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团结，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6月专门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劝说蒋介石用民主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冲突，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日本。正是在这次交涉中，美国方面首次提出了愿意帮助调解两党关系的问题。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初次会谈当中，华莱士即明白表示：“国共之争，各执一词，究竟真相如何，非外人所宜置评。”但“西北方面现有武装精良、战斗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方面受封锁威胁，亦以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达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相信，共产党人的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故华莱士建议蒋“修正对延安之策略，稍作让步，俾由谈判途径解决争端，”而为便于达此目的，避免前此之种种弊病，“应邀一第三者参与，以证明曲直，折中偏差”。华莱士并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对于华莱士之表示，蒋介石虽不便公然拒绝，但亦明确表示怀疑，称“中共乃一全无信义之党徒，罗斯福总统出任调解将有啼笑皆非之苦”，除非罗斯福总统甘愿冒此风险，否则不如“暂转超然态度”。张九如著，《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

在华莱士的尝试受挫之后，美国方面很快又进一步开始考虑改变国民党的政府结构以解决党派分歧问题，主张“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在蒋介石　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团体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 FRUS，1944年，China，pp.563—564.最早提出此项动议的美国大使高斯甚至主张应当通过谋求实现具有战时内阁性质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办法来使蒋介石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种分子的统一战线，“这些党派和分子应当和蒋介石共同负起制订并实行重新开展抵抗、恢复军民双方的抵抗精神的计划的责任”。FRUS，1944年，China，pp.124—126.很显然，从7月上旬起开始产生的这些提议，与两个月之后共产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主张，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8月30日和9月15日，美国大使高斯为此与蒋介石进行了两度会谈。据说，高斯在谈话中并没有设想立即改组政府，他只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军事委员会，以参与解决目前局势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担责任。然而，美国方面的建议恰好与共产党人这时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了，甚至连双方提出建议的日期也是那么一致。当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废除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和统帅部之际，恰好高斯也向蒋介石全盘托出了美国政府关于改变国民党政府结构以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问题，这也难怪蒋介石会让高斯感到那么扫兴。蒋表示，他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考虑，比如像国民参政会，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他同样希望其他政党参加政府的时刻能够到来，但目前决不是改变政府结构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应当通过美国大使让中共知道：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委员长领导下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原则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监督。FRUS，1944年，China，pp.537.

让美国大使来转达蒋介石已经对共产党人说了足足七年的“口头禅”，其寓意是一目了然的。蒋介石显然已经对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作用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而美国人在共产党人突然间大大提高了政治价码的同时对国民党也提出几乎是同样的要求，这不能不使蒋介石疑窦丛生。在这种条件下，他当然没有退让的可能。

关于美国外交人员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关系，自然不像蒋介石所疑虑的那样严重。但是，如果像谢伟思先生后来所一再声明的那样，有关联合政府的提议他们只是事后“才闻其事”，因而与“共产党提高他们的赌注一事”毫无关系，约·斯·谢伟斯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87－88，104页。却也不尽恰当。可以肯定，谢伟思还在高斯与蒋介石谈话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透露了美国政府的有关意图。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知道，还在高斯与蒋介石谈话一周前，即8月23日，谢伟思就已经同毛泽东谈起了联合政府问题，只是我们从谢伟思四天后的备忘录中看到的只是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关于谢伟思的谈话却无从了解。好在有资料表明，当时正是谢伟思告诉毛泽东，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斯，要其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他问毛泽东的意见当如何实现。对此，毛泽东直率地表示，“国民党必须改造自己和改组他的政府”，目前的方法只能是由全国各党派抗日的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召集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以蒋介石为临时主席，改组政府和制定新的宪法，完成有关民主政体和立宪制度的准备工作，直至监督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转交权力为止。在此期间，政府须对代表大会负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见《党史通讯》(第二十、二十一期)，1983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之后，周恩来于8月26日告诉谢伟思，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向国民党提出关于组织联合政府问题的具体建议。9月1日，中共中央更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提出联合政府问题，借美国需要共产党而不满国民党之机，迫蒋让步，在此行不通之时，则提出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会议决定派出骨干部队向南方挺进，在国民党后方建立大的战略支点，抑制战后国民党可能对自己发动的军事进攻。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估计的基础上的，即美国要打日本，需要中国帮助，而由于蒋介石靠不住，且华北敌后及华东华南沿海地区大都掌握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美军登陆作战必须依靠共产党，故需要用我们是确定了。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虽仍旧必须承认蒋政权，但从维持抗战局面出发，美国又非得设法压迫蒋介石改变政策不可，因此联合政府不是没有组织的可能。当然，中共中央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的，已估计到，即使蒋介石坚持不变，对自己也并无大碍。

中共中央上述估计的基础，是由于美国军方很快取消了在中国的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及其利用中共军队的方案而迅速改变了。就在林伯渠于9月15日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立场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使用中共军队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缅印战区也同时被取消了。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了，美国的目光已经迅速移向了战后。这样一来，在国共之间，美国政府政策的倾向性也愈发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开始介入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自然成为表现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晴雨表。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自然难于了解内幕，因此他们此时仍旧对美国压迫蒋改变立场寄以希望，故不仅指示各级放手与美方配合，要重庆的代表注意与美方重要人士如赫尔利等联络，而且明确决定了争取美国帮助的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处理史迪威事件时与赫尔利的交往，也深切地感觉到赫尔利对蒋介石“特别富有人情味”，故开始试图利用赫尔利的特使身份使之对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再度按其意志发挥作用。为此，国民党代表这时明确建议赫尔利“同目前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共参议员林祖涵、董必武两先生举行一次会谈”，以“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可以向林、董询问，共产党是否愿意由赫尔利将军进行斡旋，从而与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也可以向他们表明，如果延安愿意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斡旋，而且赫尔利将军又能事先从中国政府得到不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的保证，他将提出一项解决问题的建议。”当然，这种建议不应超出政府可能的界线。 FRUS，1944，China，pp.650－651.于是，赫尔利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条件下，竟受到国共双方共同的欢迎而介入于国共谈判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