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

不管周恩来的态度如何，赫尔利总是对继续国共谈判抱有一种幻想。他无论如何不相信，由他介入的这次谈判会如此简单地草草收场。实际上，赫尔利始终幻想着会有奇迹出现。因此，尽管周恩来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中共中央的看法，他似乎仍在怀疑其可信性。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共中央的看法，他特意派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同周恩来飞往延安与毛泽东接触，并急切地要求包瑞德于第二天即随机返回重庆。但是，包瑞德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不乐观。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包瑞德，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对国民党的条件让步，相反，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国民党坚决不接受他们与赫尔利达成的五点协定，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政治上与国民党进行公开的对抗了。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让赫尔利坐立不安。但是，对于赫尔利来说，更让他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雷的是，中共中央竟打算公布他签过字的那个五点协定。当赫尔利从包瑞德的汇报和周恩来这时的来信中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他顿时大发雷霆。他当即于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声称现在还不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不应公布谈判过程中的文件。“如果现在采取任何关闭谈判大门的行动，我认为，对于中国和她真正的朋友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 FRUS，1944年，China，pp.732－733.包瑞德也为此找到这时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在说明他同样不赞成美国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并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是合理的之后，要求中共了解：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介石的，多数美国人，包括罗斯福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也还不了解，因此蒋介石还有恃无恐。故中国共产党不应当使赫尔利太为难，不要把事情推进得太快。成立解放委员会势必使蒋有所借口，以致公开分裂，这对共产党未必有利。王若飞明确告诉包瑞德：谈判不成功，是蒋介石的反动顽固，并非中国共产党的过错。延安若宣布协定，也会明白说明赫尔利的作用并表示感谢，不会损害他的威信。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希望美国有力量有办法来促成国共两党的实际合作。《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年12月11日。

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于12月中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委员会，继续联合政府的宣传。毛泽东在12月15日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公开表明了这种态度。16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同意不公布五点协定，并表示没有关闭谈判大门，问题在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组织所有抗日军队打击日本侵略者，而国民党一党政府中个别人事更动等等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和它的政策。因此在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时，继续谈判无所裨益。《周恩来给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的态度使赫尔利多少感到庆幸。19日，赫尔利开始表示完全谅解共产党人的立场，称谈判不成是因为蒋不愿接受民主，责任在蒋，可能需要罗斯福总统说话来施加压力。同时，国民党人也再度提出继续谈判，并要求赫尔利重新进行调解工作。据此，赫尔利于21日再致电周恩来，希望周能重新出来谈判。但毛泽东于22日复电称：“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周恩来致戴克海玛上校转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函》，1944年12月22日。然而此一建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蒋介石明确认为，包瑞德恐已接受中共宣传，故无参加调处之必要。28日，周恩来也再度致电赫尔利，进一步说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地探讨下去。我们特提出下列意见，请阁下转致有关方面，以觇其有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果欲向国内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地实行：（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1944年12月28日。对此，蒋介石断然视作“趁火打劫”。同前引《我的父亲》，第43页。赫尔利亦复电表示“至感遗憾”，“因与吾人原定先谋原则上之同意，再讨论细节之程序相违”。为促使双方再度商谈，赫尔利在周恩来不愿前往重庆的情况下，经国民党同意，遂提议：“一、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及余本人，同赴延安，作短期之勾留，与阁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则上已获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应与吾人同回重庆，以完成协定。”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7－298页。

赫尔利之所以对国共谈判仍旧急切地抱以期望，多半是由于他这时对国共两党的错误判断。他断言，国共两党“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有分歧也微不足道”，“共产党事实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同样，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府事实上也“不是法西斯主义”，他们都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努力。 转见《党史通讯》(第八期)，1984年。因此，只要找到适当的途径，就不难达到目的。而不论采取何种步骤，只要能使中国军队归于统一，问题就容易解决。然而，不论赫尔利的判断是否正确，客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适当途径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尔利已将其使命理解为“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条件”。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39，147页。而中共中央在决心建立解放委员会之后，实际上对蒋介石失去信任，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与蒋抗衡。其虽鉴于形势尚不成熟暂时中止这种努力，但仍旧认定：蒋之一切布置是为了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为了搞垮蒋介石。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毛泽东在董必武来电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6日。一个要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一个则必欲反其道而行之，由此不难预见这种交涉的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宣布他将要“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即召开国民大会，以此来对抗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随后，蒋介石正式同意赫尔利关于携国民党代表前往延安谈判的提议，并约集五院院长商讨组织所谓战时行政会议问题，决定以此来包容各党派代表显示政府的民主姿态。因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原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即：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

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暨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月12日。并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295、302页。（国民党此一条件中第三条内定文字和王世杰提交给周恩来时的文字有所不同。）

蒋介石的这一条件较此前的方案在形式上似有相当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蒋介石个人的独裁统治，行政院并无实际决策之权，因此，在中共中央看来，此一条件的要害仍在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只不过为避免使共产党反感，蒋介石采纳了赫尔利等人的建议，形式上要一美国人来指挥军队罢了。尤其是此一条件之第三点还明文规定，身为中共军队指挥的美国将领，须对蒋介石直接负责，更是中共中央不能接受的。

据此，中共中央对赫尔利再来延安谈判的建议颇不感兴趣。毛泽东在1月11日给赫尔利的复信中进一步提出新要求，这就是：“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信》，1945年1月11日。

在赫尔利相信国民党方面已经做出重要妥协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的反应让其大惑不解。极爱面子的赫尔利很快就把问题归结到那些与其意见相左的美国驻华军事人员身上，认为是他们擅自向中共透露了美军司令部关于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是包括包瑞德在内的美国军事人员使中共领导人误以为他们可以撇开国民党和自己而直接与华盛顿取得联系。因为他得到消息，在9日，毛泽东等人曾通过在延安的美国军方电台，秘密提议亲自去华盛顿说明他们的立场。赫尔利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制止了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同中共中央的这种接触，并将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员赶回国去。他断言：“如果我们军队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国，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党史通讯》(第八期)1984年。同时，赫尔利于20日将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新派去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莫里斯·德帕斯带往延安面交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赫尔利将国民党准备成立有各党派代表参加战时内阁的计划具体通知了中共中央，进一步劝说中共中央务必利用这一机会将谈判进行下去。与此同时，他在信中甚至暗示共产党人，必须设法与蒋介石取得妥协，否则他们将不可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来自美国的任何援助与支持。 FRUS，1945，China，pp.180－181.这一劝说终于发生了他所盼望的反响。

必须指出，中共中央这时的确正在与美军驻延安人员具体商谈军事合作的行动计划，他们十分重视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因此，赫尔利及其魏德迈在驻华美国外交官和美军军官中所进行的清洗活动，对于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尽管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显然已经了解到了一些细微末节，他们自然不想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够灵活而使得已经取得的进展前功尽弃。因此，在得知国民党在政治方面的让步之后，中共中央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国共两党再度谈判已经不可避免了。由于整个国内外形势还不允许自己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对立，美国政府以及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孙科等相当一批“民主派”都渴望两党达成妥协，中共中央决定再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不过，中共中央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准备妥协。在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重要变化之后，他们确信战后的政治目标原则上已经不可改变。因此，恢复谈判的策略重点也只在于着重宣传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对外做到仁之义尽而已。据此，周恩来一到重庆即宣布：此次前来仍本着既定方针，即“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也就是商谈关于“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于事无补”。同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8页。而后，周恩来等即在重庆开始同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进行广泛的接触和游说，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的主张。

25日，周恩来会见了赫尔利。赫尔利称：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商谈了以下五点意见，即：（一）去年10月21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共产党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做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显然，由于赫尔利在通知中共中央国民党让步条件的内容时，只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准备同意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而未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没有谈到美国统帅权的问题，因此周恩来一听到赫尔利的提议就率直地表示了不满，并当即予以拒绝。毛泽东事后也明确表示：国民党这一补充办法中的军事条款，“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同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9页。在和周恩来反复交换意见后，甚至连赫尔利也一面对共产党拒绝美国统帅事表示遗憾，一面承认：“你们不接受三条是对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显然，这样一来，国民党精心制订的方案还未出台就被否定了，谈判自然又被共产党完全掌握了主动，谈判的重心不得不又转到中共中央所提议的党派会议问题上去了。至31日，国民党代表甚至已经不能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了。

国民党头一回合就遭败绩，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深感不安。29日，蒋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等谈话，为之鼓气。蒋介石称：国共谈判，赫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的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周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赫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但蒋介石承认，美国人最近好了一点，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他们本来同意美国人任统帅，现在不承认了。蒋声称：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们。等美国人与中共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党的。事情很清楚，蒋介石的让步，说到底也不过是耐着性子虚与周旋，以便让美国人自己“觉悟”罢了。

基于蒋之方针，自1月30日之后，双方谈判很快照共产党人的要求转入到党派会议的问题上去了。为达到“逼其拒绝或退守”之目的，经过三次商谈后，周恩来于2月3日将他起草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其内容如下：

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党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由选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集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国共谈判文献》（三）(无出版地和出版年)。

与此同时，王世杰也将国民党的方案正式递交周恩来。不过国民党人已将党派会议的名义取消，而代之以“政治咨询会议”，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要求的本质内容。其主要条文如下：

为加强抗战力量，促进全国团结与统一，国民政府同意召开有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以及其他若干无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此项会议可称之为政治咨询会议。此项会议应研讨：

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

　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

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

对以上问题如获一致结论，当提请国民政府准予实行。在会议期间，各方应避免互相攻击。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302—303页。

看了国民党的方案，周恩来当场声明：王世杰的提议文中没有改组政府的肯定字样，文字表现也不平等，故仍应以共产党提议的文字为讨论基础。王世杰则表示：（一）以“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表述，实即为改组政府，文字不提改组政府，为的是他便于向国民党人解释；（二）文字还可以修改；（三）人数不宜过多，无党派人士总要几个；（四）提出国事会议名称会约束党派会议的商讨，其提案中并无约束中共之处；（五）所谓“一致结论”，即表示在会议中可不受表决的拘束；（六）至于公开进行，有发表公报和主张方式行之，平等地位、来往自由等，绝对保证，希望不写在文字上。对此，周恩来说明：他将把国民党人的意见报告延安，关于会议的协定及文字究意如何决定，待报告双方中央后再行商榷。周恩来在次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只要在党派会议协定中我党不受任何拘束，今后仍是拖的局面，故以此作为初步协商，似无不利之处。惟党派代表比例、改组政府之原则、公开进行等，仍须确定，整个文字亦须依平等精神修改。但是，3日，毛泽东接连复电周恩来，要求“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0页。

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会议的具体形式及协定文字，并不十分计较，他们所重视的是国民党是否真正让步，敢于现在开始放弃党治办法。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人一再告诫赫尔利：“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共产党支持民主原则不过是伪装，是企图利用它获得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权力。”因此，“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国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成功地使赫尔利意识到：“中共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基础上还政于民以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明确告诉毛，“据我所知，蒋绝对不会承认结束党治、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等”，因此，坚持我提之协定内容，除成分和加入无党派人士、名称可商量外，其他文字不能修改，另以口头要求其实行放人、撤兵、自由、特务等四条会更有利，以便胜利回延。9日，周即将上述要求通知了王世杰，说明准备回延讨论。至此，谈判的大门实际上又再度关闭了。

10日，赫尔利约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再谈。双方一上来就各自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恩来并再度声明必须回延讨论，而召开党派会议前必须首先改善环境，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鉴于谈判明显地又要前功尽弃，赫尔利不得不极力转圜，想敷衍局面。他进而提出，可否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已经起草好了的共同声明以说明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但周恩来断然予以拒绝，称此声明完全有利于国民党，致使会议不欢而散。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进行解释，说可以由周恩来自己来起草一个有关谈判进展的声明。他同时通知周恩来，他马上就要回美国一次，他愿意告诉罗斯福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到结果。周恩来当即反对，说：（一）你同意的五点协定，蒋介石基本上未接受；（二）党派会议蒋介石只接受其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未接受；（三）四项要求蒋介石要等到协定成立后才能实行，而联合政府的协定又不能达到，这些都说明我此行是失败的，应该以此真相告诉罗斯福。周恩来并且表示，他将写一书面声明交赫尔利带回去以便于说明事实真相。对此，毛泽东于12日也致周恩来表示赞同，称：“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即指周恩来所提的党派会议协定四条和中共中央所提口头要求四项。，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特别是在美国明确扶蒋政策之后，我们必须设法攻掉此政策，为此应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2月12日。

13日，在周恩来准备返回延安之前，蒋介石再次召见了周。蒋介石明确表示：必须无条件实行统一，国民党是革命的，它只能以政权交还人民，决不能听由各党派掌权，因此，他不能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党派会议协定，而所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实际就是推翻政府。现在的党派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国民大会以后，人民才有权组党。事实进一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是毫无希望的。

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单方面宣布国民党在同共产党的谈判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解放日报》，1945年2月17日。试图以此来显示国民党在统一和民主问题上表现的诚意，借以影响美苏，加强其国际地位。但周恩来于15日则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王世杰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他批评国民党所提出的方案完全是以坚持一党专政为目的的，其不仅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且干脆就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党派会议，也同样是要求以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为前提。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首先实行释放政治犯等项要求，更是不予接受。因此，自己不能不回延安报告。言外之意，此次谈判只能不得而终。只是，周恩来没有忘记在声明中对赫尔利几个月来的“热忱相助”，“表示感谢”。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1—792页。

15日，周恩来在将书面声明分别递交赫尔利及各国记者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延安。接着，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促进会演讲中公开否定党派会议主张，扬言将单方面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方于是更形对立。周恩来于3月7日致信王世杰表示：“归延后即向我党中央报告在渝谈判经过，佥认蒋主席当日谈话，其内容与先生所云大有出入。同时，先生所提之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与敝党意见相距太远，但尚准备敝党之主张作成复案，送达贵党，以供研讨。忽后蒋主席三月一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盖蒋主席不仅已向国内外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召集党派会议，不能同意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之主张，而且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将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在全国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分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敝党方面自无再具复案之必要矣”。《周恩来致王世杰函》，1945年3月7日。

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于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公开宣布组成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主张。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2—804页。同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全国胜利问题，主张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发展到一亿五千万亿以上，争取将来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已不再犹豫，开始实际考虑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问题了。无论它此时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还不准备立即以解放联合会作为第二中央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对抗，但两党继续谈判妥协的希望无疑就此熄灭了。这样，由赫尔利出面促成的这次国共谈判，算是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