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载看，过去流传的关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这个计划最后尽管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的存在及其实施经过，足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这时并没有放弃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共中央自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后，就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意坚持独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国和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几乎任何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能够看出，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和这一便利的陆路连接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帮助，在数量上还远不如冯玉祥、盛世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国民党人或地方军阀得到的多。但是，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过于弱小有关，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响。已知1933年苏联就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1]然而，在1935年，当红军长途征战，最终选择北上，开始靠近苏蒙边界的时候，这样的援助条件第一次变得现实起来了。据此，莫斯科很快依据过去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经验，作出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重要决定。于是就有了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征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后的1945—1946年取得了苏联的援助，中共革命后来的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孙中山、冯玉祥、鲍罗庭都曾尝试从西北接取苏联援助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曾经三度提出过从西北边境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设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当时孙中山发动的革命历经挫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抗击十四国武装干涉，逐步将其统治扩展到远东地区，孙中山向苏俄在中国的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通过新疆或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建立革命军队，再大举进攻北京政府的“西北军事计划”。为了这个计划，蒋介石1923年秋天曾经受孙中山之托，率团访问过莫斯科。但由于国民党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孙中山、蒋介石设想的利用新疆乌鲁木齐和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叫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组建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不仅需要苏联红军的帮助，而且直接涉及苏联与新疆和蒙古的关系问题，因此，苏联军方反复研究后，拒绝了这个计划。[2]

重提这一设想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与南方的国民党携手之后的1925年。尽管当时的冯玉祥远不如南方的国民党更让俄国人放心，但考虑到冯玉祥直接在同敌视苏联的张作霖作战，因此，当冯玉祥提出希望能够通过外蒙古接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后，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仅半年多时间，冯玉祥就至少得到了价值数百万卢布的3.88万支步枪、60门大炮、3架飞机，以及大量弹药及药品等[3]，从而使一度在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作战败北的西北军，很快发展强大起来。

第三次提出从西北接通苏联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当时还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继续赞同国共合作，军事上却开始渐入困境。于是，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考虑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军队继续向北推进，争取占领平津及张家口，“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但一来这一主张自始就受到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认为是“逃跑主义”；二来当时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实行这一计划几乎没有条件。结果，计划没有实现，在共产党人内部，“打通国际路线”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个不大好的名声。[4]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党内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1934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5]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查此一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的是周恩来，而非毛泽东。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见，是否存在过张国焘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指示，值得怀疑。实际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提出过的一系列建议根据地的目标，都在西南地区，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等。[6]这表明，他们当时并没有向西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打算。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当时，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屡屡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通过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应当向北发展，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7]。

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实力增强，中共中央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仍旧包含着准备与苏联接通的意图在内。关于这一点，从朱德等人6月16日给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电报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8]出乎意料的是，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6月17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无论是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向南与川军争地盘，以往数月的作战都证明困难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9]。两河口会议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两河口会议，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国焘的回忆声称中央的计划受到激烈批评以外，过去的一些党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笔墨来说明张国焘是如何反对中央北上计划的。事实上，至少我们从会议记录上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由于会前做过工作，张国焘在会上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承认：目前向西去阿坝要通过草原地区，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10]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11]

毛泽东说：地理上靠近苏联，军事上飞机大炮，意义重大

两河口会议没有具体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时候要想实现这一设想纯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就明确认为，这样做一来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的安全，二来以现有实力也很难实现。更多的领导人则顾虑到鲍罗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有退却畏缩之嫌，因而极力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考虑得更多。他根据四方面军过去的作战经验，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比较有信心，对打国民党的中央军则顾虑重重。当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后，立即对北上方针犹豫起来。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四方面军无论人还是枪的数量都几倍于中央红军，张国焘相信有必要先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陈昌浩据此于16、18日两电中央，要求“请焘（指张国焘——引者注）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由“军委独断决行”以利集中。因此，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很快却开始拖延部队的行动了。

还在7月10日，一方面军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一旦被敌人识破红军北上意图，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赶到阻截，整个计划均将告吹。故朱德、毛泽东等已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2]

眼看不满足张国焘等人的要求难以确实北上，经这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决定在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13]至此，张国焘才又开始指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即又出现各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延误。很快，胡宗南军主力赶到松潘地区，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与国民党中央军遭遇，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而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也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14]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如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

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

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仍旧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北上战役行动的具体步骤。只是，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张在名义上又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受到严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张国焘面临严峻选择。终于，张国焘以缺粮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于9月3日下令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形势一时间变得异常微妙和复杂。

红军分裂，毛泽东提议：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9月8日，张国焘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一、四方面军迅速面临分裂危险。

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各种书讲得很多。始终成为悬案的，是毛泽东提到过的那封张国焘想要“武力解决”一方面军的“密电”。实际上，即使没有所谓“密令”，以当时情势和以后红军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共中央不顾一切单独北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接获张国焘电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经劝说，徐、陈均同意北上更为有利。于是当晚七人联名电张，说明无论地形、经济还是居民环境，阿坝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难、减员再严重，只要进入甘南，就补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15]

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6]

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17]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18]

然而，比较一年后数万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作战而未得的情况来看，以这几千兵力能否由川陕边界一路打到外蒙古边界上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冒险计划。这是因为，中央红军已辗转跋涉西南各省，历经艰难，人数锐减却始终无法找到落脚点。靠剩下的这少数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远、荒蛮、更少革命基础，甚至毫无地理、人口、物产知识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北上苏蒙边界是保存红军和中共骨干的唯一选择。

但是，以中央红军当时所在的川甘边界地区，要想打到苏蒙边界去，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甘肃、宁夏，直趋绥远的定远营，这是1920年代邓小平等人由苏联前往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时曾经走过的路线；一是经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这是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一条迂回路线。无论走哪条路线，几千疲惫的红军部队要想掩护数百徒手的中央干部大队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仍旧危险重重。好在中共中央进入甘南不久就从拾到的一张《大公报》上了解到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可以做红军的落脚点。于是，他们及时地改变了原定的方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杀向甘北，然后转入陕北落下脚来，不走了。

共产国际提出援助方案，斯大林赞成红军靠近苏联

选择北上，以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十分明显地始终存在着某种顾虑。这不仅因为曾经历史上有过鲍罗庭“逃跑主义”的阴影在作怪，而且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是形势所迫，他们通常是不会主动采取这一步骤的。但他们这时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时其实并不反对他们向北靠拢，甚至有意向他们提供援助。

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武装援助中国红军的问题了。斯大林当时曾对中国红军及其根据地能否在靠近中国心脏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长期坚持下去，表示悲观。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时候，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明确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办了。因为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因过分靠近南京受到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围剿与进攻。[19]

最早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把红军开入四川的是张国焘。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时，张国焘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原来坚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向西退进了四川的北部地区。尽管张国焘此举纯粹是反围剿战争失利的结果，但其西去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反而受到它的赞扬。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消息，就立即发来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不利时主动撤出原苏区，退入四川的行动给予积极的评价。电报称：“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20]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封电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早的一份明确建议中国红军向西和西北地区发展的正式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并且希望红军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地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显然已经包含着苏联希望利用中国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帮助的考虑在内了。

1933年秋天以后，由前中共陕甘游击队改组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地区渐渐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领导人几次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气发展这一地区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之间的联系。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两人曾两次写信提到这个问题。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发展的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称：如果我们能够将陕北与陕南的游击运动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够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因此，“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也已同意中共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立即去苏联学习，以便派去西北地区开展工作。[21]

自1933年秋天以后，由于新疆新的统治者盛世才积极靠拢苏联，苏联迅速开始展开其对中国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兵分两路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打败甘肃马仲英部与伊犁张培元部的两面进攻，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中国红军由东向西发展，苏联的势力则由西向东伸展，两方面的距离迅速缩短，通过中国西北使中国红军接通苏联的前景对共产国际更具吸引力了。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22]

就在弗雷德的建议书提交上去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开始委托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因此，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23]

从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红军行动的一份报告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决定要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该报告宣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24]

由此不难看出，到了1935年，苏联方面关于支持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和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了。正是因为如此，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团，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面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斯大林特别叮嘱说，告诉中共中央：

“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5]

瓦窑堡会议决定年内打通苏联，延长会议改变初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人选是林育英。国际“七大”尚未结束，他就带着共产国际联络部编制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报密码，化装成一名商人，由俄国人派飞机送到外蒙，然后从那里跨过边界，经过长徒跋涉，辗转来到陕北。他8月中旬动身，到达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差不多已经是1935年11月20日了。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靠近苏联，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26]

这个时候的陕北苏区，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是中心区，周围都是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这里沟壑纵横，到处是黄土高坡，人口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南方的干部和战士来说，一时间大家很难相信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加上中央红军兵力从甘南向陕北挺进途中又减员1500人以上，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不过6000人，而陕北苏区周围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因此，张闻天等主张迅速取得苏联援助，是十分自然的。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一接到张闻天的电报，就马上回电表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1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27]

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1200人。但11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2000多人一举歼其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6000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12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28]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它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对于这一点，多数与会者表示了异议，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会议决议在行文上，对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作清楚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至少在行文上看起来整个1936年的三步作战计划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的。但对于这种提法，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则有所怀疑。

1936年1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担心这一军事行动会以打通苏联为目的，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他在1月24日、26日和30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29]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这时也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打通苏联问题。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30]

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看法，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则有不同看法。周、博电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31]。

注意到这种情况，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张闻天转而赞同了彭德怀等人的看法。他承认：“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的中心也是“不对的”。[32]

据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陕北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经过反复讨论，原定的第三步骤，即年内经绥远接通外蒙的计划被取消，1936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

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2月14日电称：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33]

转进绥远作战受挫，毛泽东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2月20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3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19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

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34]

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开始改变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连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35]。

东征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单独对付阎锡山晋军的估计之上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料到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会那么快就把国民党中央军引进来。东征作战不过一个月后，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就进入山西，这不仅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由20多个团很快增加到50个团之多，而且中央军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晋军。因此，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与此同时，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15个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这时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经过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张学良已经暗中转过来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了。5月初，各种情报纷至沓来，都明确讲，张学良决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并不惜与蒋介石大干一场。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

红军这时也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鉴于“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于5月8日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斗争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等省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36]

为贯彻这一新的战略意图，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同意以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将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条件和基础。

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接通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要求国际提供军火

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战役，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又有东北军策应，“打通国际路线”的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仅凭这2万人，要在不失去陕北根据地的前提下实现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东征的经验，显然还过于困难。特别是在东征受挫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作战压力一下子增大了许多。设法将还在西南地区的数万红军争取到陕北甘北来，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反复说明了靠近苏蒙边界的重大意义。但张国焘始终不为所动，声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干脆自行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电告中共中央说：“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做劝说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张国焘才被迫稍作让步，主张问题交由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解决，他们方面改称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尽管此一主张仍然不能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等人提议，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军转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图，强调联合苏联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及还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设法北来的专电。

但迟至5月，张国焘方面仍无动静。5月25日，根据新的西征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的二、六军团领导人呼吁，要他们立即北上。电报称：“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37]

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38]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就在中共中央刚刚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久，就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为名，揭旗反蒋。这无疑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确信：“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为此，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劝说张国焘的工作。此举终于在6月10日有所奏效。当天张国焘有电报来，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进。

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过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经过上海中转的。由于江西苏区陷落，特别是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尽管林育英等陆续到来，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意图始终不能转送到莫斯科去。电讯联络的接通，显然解决了大问题。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汇报了接通苏联，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想法，明确提出：“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电报特别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援助。[39]

7月初，当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封电报时，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40]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再三告诫其左右说：“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41]

莫斯科来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

6月23日，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27日，张国焘已同意北出甘南。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8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不久就失败了。

两广事变失败，蒋介石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一旦蒋介石转过身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西北的发动就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8月10日，中共中央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特别是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具体部署。12日，他们正式通知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即“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包括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半月时间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使西路三州径入于东北军之手。然后，三军汇合甘北，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2]

然而，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那个“西北大联合计划”。[43]

从8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是不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呢？

事实上，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谈判条件亦相距甚远，因此，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红军的幻想。如果西北大联合不能实现，与蒋介石又达不成和平，三个方面军七八万人全都集中到陕北、甘北来，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将成为严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马上意识到形势之严重。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电报，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44]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确实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即使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也必须离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西北根据地，重新转向内地发展。苏联方面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刚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来电，斯大林很快就批准了已经拟就的援助方案。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9月11日的复电说：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45]

莫斯科的来电无疑是一个让中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对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于9月14日先后通知了一、二、四方面军。电报称：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

中共中央据此提出：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军主力，九、十月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

（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4）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为使二、四两个方面的领导人了解此次战役行动的重点及目的，中央军委在电报中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46]

随即，中共中央具体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曾几起几落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终于开始具体实施了。

毛泽东告诫张国焘：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一环

这个时候，敌我力量对比及态势又如何呢？

这时，红军一方面军全部2.1万余人除少数配合约5000人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27个团约1.8万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37个团约5.6万人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

这时，国民党军在甘南有30余团3万余人尾随于二、四方面军之后。甘北有91个团大约14万人分布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的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及西兰大道一带，和与红军一方面军平行的海原、同心、中宁、金积、灵武一线。同时，南京方面为应付两广事变一度南调长沙一带的胡宗南部32个团约5万余人，又陆续入陕并西运至黄河东岸和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再加上土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署在黄河两岸的大约20个团，敌人这时可以用来对付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即四倍于红军。

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间这时有大约40个团的兵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此，红军主力之会合一般已经不成问题。但胡宗南部的到来却颇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因为一来胡部战斗力确实较强，二来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关系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多数部队并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仅红军会合将受钳制，“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更将大受威胁。

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时间紧迫，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47]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还命令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让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作战，这再度让张国焘感到不安。何况原计划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才能进攻宁夏，那样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上与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难想象。因此，张国焘一接到中共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就表示了怀疑的态度。

9月17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几个问题：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三、宁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需多少天？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48]

为解除张国焘的疑虑，毛泽东详细答复张说：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祥。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四方面军西去应待明年春暖后，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49]

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基本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9月20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其9月22日电主张：一、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二、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三、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50]张国焘随后即下令部队转向西进。

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即将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宁夏战役计划也将难以实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先以主力南下，集中三个方面军之力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他们再三告诉张国焘说：胡宗南部在咸阳尚未到齐，目前“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但张国焘仍反复来电，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西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张国焘断言：如照此计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毛泽东等“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51]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这是张国焘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张国焘不论表面上如何强硬，内心里也不能不担心自己另立中央的行为是不是会成为严重问题。再加上事实也证明中共中央当初北上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再度分庭抗礼，万一发生严重后果，更是难辞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没敢独断独行。他一方面坚持己见，擅令部队西进，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2]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决行，于9月27日以“党中央”名义正式下达命令称：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53]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29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拥护外蒙苏联为目的”。[54]

莫斯科表示愿提供600吨军火，红军准备提前攻宁

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通知说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10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进一步提出了他们所希望得到武器装备的清单，并且明确要求苏军能够提供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大炮。电报同时也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接取援助有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尽可能将物资运送和保护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一次接运成功。不过，共产国际10月18日通知中共中央说：“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2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同时，电报说明：“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蒙古方面不能担任越境保护的任务。[55]

能够有600吨左右武器弹药装备红军，这对长期以来只能靠同敌人作战获得各种枪支弹药的红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因此，尽管没有想象中的飞机、大炮，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考虑到二、四方面军已经开始跨过西兰大道，胡宗南的中央军正在迅速跟进，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再行渡河，敌人很可能会形成合围，并逼我在甘北这狭小区域决战，这无论从作战角度，还是从粮食供给等方面来看，都无可能性。故中共中央被迫改变原方案，下决心不等12月黄河冰冻，冒险提前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3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四方面军刚刚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不慎遗失，落入敌手。张国焘急忙改变原定部署，下令部队兼程北上，除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56]这样，抢渡黄河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提前。

10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已准备好于20日开始渡河。

得到张学良的通报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迅速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提前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11月10日。[57]

红军三个方面军，特别是二、四方面军长途征战，不仅疲劳已极，而且急需补充休整。据二方面军任弼时报告说，整个二方面军这时实际上已经基本处于丧失战斗力的状态，非休整不可了。但是，红军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他同时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他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因此，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二、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已渐次展开。至23日，国民党方面就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就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了。

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24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25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26日过河。宁夏战役比原定计划提前展开了。

胡宗南步步紧逼，红军顾此失彼，渡河作战竟意外失利

在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开始的当天，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通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

为尽快控制通向定远营的路线，毛泽东这时特别指示在打拉池前线负责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58]

但考虑到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有指挥四方面军西去甘西之意。彭德怀对此十分不满，他在25日提议，应首先集中四方面军河东之全部及一方面军的四个师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接取苏援物资。毛泽东权衡再三，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不同意彭关于打胡之后再抽调一方面军去夺取定远营的建议。他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是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一、二方面军全力打胡固属必要，但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59]。

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冒进突出之部。28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

28日当天，已经渡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以九军一军之力难以实现夺取定远营的任务，故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军委有电报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仍认为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并致电毛泽东对朱、张电提出异议。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朱、张，要求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60]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共产国际书记处宁夏战役失利说，因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回旋困难，不得不在一部红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61]

10月30日，朱、张遵令执行。然而，这一天，胡敌前锋意外逼近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已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彭德怀集中兵力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突前部队，阻遏胡敌推进的计划已无从实现。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十分不利。

由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战机，再度展开渡河行动，攻取宁夏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办法。毛泽东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换言之，毛泽东已经看出，在甘北这一狭小区域内，红军已难以坚持。为了生存，红军将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他们同时仍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中央为此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是，注意到蒋介石正调集军队，有意在绥远教训日伪军，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两个月，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随后，张学良极力向蒋介石游说，要求率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反对继续剿共。因反复劝说无效，张学良愤而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且意外地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红军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征战计划因此取消。但即使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和平时期，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也仍有成功的可能。

莫斯科变更援助路线，共产国际允诺提供百万援款

实际上，还在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几乎同时，它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通知，内容扼要如下：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62]

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很大程度上同绥远正在出现的抗战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绥远的形势的确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自1936年5月日本人提供军火，唆使德王在距张北二百里的嘉卜寺组织所谓“内蒙军政府”以来，伪蒙军就屡犯绥远。10月中旬，伪蒙军已几度同傅作义的军队发生冲突。考虑到这种形势，再加上日本特务遍布绥远，并早已深入到定远营，一旦苏联援助红军物资的情况被侦知，难免会给苏联带来麻烦。因此，正如电报中所提到的，它最担心的，其实只是最后一点，即担心此举“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当然，苏联方面早就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知日本人有意以定远营为其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在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仍旧选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远营为苏联援助的主要通道，很明显是准备冒点风险的。但显然它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如此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从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

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也正是时候，如果红军经过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今，中共中央的复电只是说：“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63]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红军准备南下的决定，要求国际迅速提供现金援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渡过眼前的难关。它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64]

红军这时最缺的就是粮食和冬装。陕北甘北原本就十分贫瘠，再加上战争不断，又集中了大批军队，粮食问题自然早就极大地困扰红军了。由于陕北苏区地域狭小，又被国民党军分割成数块，红军不能发票子，当地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因此，中共中央早就开始靠向张学良借钱来买粮了。而今另外两个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一倍以上，吃的问题自然更加严重。但最严重的其实还是冬装问题。因二、四两个方面军均刚刚来自西南，部队不仅全无过冬准备，甚至久经征战之后，大部分战士单衣和单鞋都已破烂不堪了。而甘北的冬天又来得格外早，11月初已经开始下雪，许多战士备受冻饿之苦，伤病者与日俱增。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助，虽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了几万双鞋子和一万套冬装，但不论粮食还是衣服，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部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张闻天焦虑万分，他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65]

对于红军在西北所面临的困难，共产国际早就有所了解。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此已有准备。还在10月18日的电报中，它就已经表示：“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说明：已决定向你们提供55万美元的帮助，第一批15万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转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

尔后，来自苏联的第一笔援款于12月初到达上海，很快即转送陕北。随后，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告知中共中央：苏联方面已经决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而后还将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款项。这两笔援款总数将达到160万美元左右。[66]连同共产国际两次寄出的援款，一次15万美元，一次5万美元，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有将近200万美元左右。[67]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确实是在想方设法给红军以最大可能的帮助。

西路军鏖战甘西，莫斯科抱怨为什么耽搁如此之久？

提供援款固然可以解财政之急，但对于红军来说，最渴望也是最实际的，显然还是军事援助。

为了实现打通苏联的目标，中共中央早就下令将渡过黄河的四方面军三个军改组成西路军，专门负责接取来自新疆的苏联援助。他们并且为此专门通报了共产国际，请苏联立即在哈密设立办事机关，准备援助物资以便在西路军到达时运往安西。但是，中共中央最初对夺取甘西走廊的困难显然有些估计不足。他们固然注意到战胜这一带敌人的碉堡需要很多时间，但11月18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中共中央这时也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和牵制甘北敌军之可能，故11月19日电明确指示西路军主力不宜西进，要在永昌与甘州间创造新的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只可派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师的五军团去占领安西，控制安西至哈密的交通，准备接运物资。中共中央据此通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达甘州地区，正派一部向肃州、安西前进，本月至迟明年一月即可到达安西，“你们政治上物质上援助务请迅速决定，告知我们”[68]。

事实证明，让装备差、弹药少，又几乎没有骑兵的西路军在地理条件极端恶劣的甘西走廊，击败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创立根据地，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11月底以前，西路军西进到永昌，除在古浪损失上千人外，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因此，陈昌浩等信心十足，准备稍加休整，1937年1月夺取临泽、高台，2月到达安西。

共产国际12月6日终于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说：“正采取方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中共中央又一度通知西路军可以西去。不想，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及张学良均要求和希望西路军东返担负牵制任务，西路军再度进退维谷。

当时的情况已很明显，西路军越往回打，敌军越强。本来西路军就已经受到马步青、马步芳等马家军骑步兵和地方民团数万人的围攻了，又拖带上2000余伤病员，再回头向东，部队将承受更大损失是肯定的。因此，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一度犹豫不决。等到他们下决心往回开之后，西安事变又突然和平解决了，中共中央重又要求西路军西去接取苏援。

然而，1937年1月，因张学良被扣，潼关以东中央军西进，西安形势又吃紧，中共中央又要求西路军停在甘、肃两州之间策应，西路军因此又再度陷入苦战。

此后，西路军面临的形势更加困难，内部围绕东去西征问题也争论不休。终于，据守高台的五军团全军覆没，西路军只剩下近半兵力，无论东回还是西去，都变得不大可能了。

对于这种情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无论如何难于了解。他们已经开始安排人员前往新疆哈密准备接应，但始终不见消息。为此，莫斯科方面几度来电询问：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装备，而要在那个几乎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如此长的时间？中共中央对于西进接取援助的任务究竟是怎样一种方针？西路军的西进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中共中央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以军事上的帮助？

本来，共产国际坚持西路军要到哈密接取援助，至1937年2月时，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可将货物送到安西，并且货物数量比原来答应的还要多一倍以上，同时还有50个在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显然，来自苏联中亚细亚的这批援助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它甚至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进攻城堡的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据当时由莫斯科派去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滕代远回忆，陈云等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之前，斯大林等曾专门接见过他们，并表示红军想要什么可以尽量满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及90门大炮。[69]这批装备如果能够送到红军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必将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西路军在甘西走廊上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虽再度指示已极端困难的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春暖后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却相信以现有兵力西进没有可能，因而又一次在东返和西进问题上来回摇摆，失去了最后一次西进的机会，在倪家营子一带陷入重围，直打得弹尽粮绝，被敌各个击破。对此，已经作好了援助红军准备的苏联方面颇为焦急，他们不止一次地去电，要求中共中央想尽一切办法给西路军以援助，甚至主张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增援，并建议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交涉，要求南京务必设法停止甘西敌人的进攻。总之，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十分担心援助计划将会因西路军的失利而前功尽弃。

到3月中旬，西路军终于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一两千人也很快被打散了，再也不存在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可能了。自从1934年以来逐渐成熟的通过中苏边境由苏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几经波折之后，至此流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甚至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然，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仍旧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帮助工作。它们在得知有部分红军可能到达新疆时，于4月初曾接连询问中共中央：西路军是否还能剩下一千人左右？你们是否还能在甘西地区找到其他失散的红军人员？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军成员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们派人接运他们来新疆？因为，“已经决定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后即转送苏联学习，因此，西路军务必前往星星峡，我们将会在那里迎接他们”。[70]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代表团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迅速乘飞机前往新疆携带足够的衣服、粮食和药品前往新疆星星峡设立接待站，接运西路军人员。陈云等人4月18日飞抵苏联边境，23日到达乌鲁木齐，25日由盛世才派部队护送到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共407人，于5月8日返回乌鲁木齐。以后，又有一些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5月9日亲自致信苏联国防部部长，说明可能有大约900名中国红军战士将要到达新疆，他已提议将其中的半数送到苏联来学习军事，部分干部送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学校里进行深造，请其给予积极的帮助。季米特洛夫还特别致信斯大林说明了他的这一提议。[71]

最后，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的建议，少数西路军成员在当年夏天被送入苏联各类军事学校进行学习，其余多数干部战士在新疆就地被编为一个总支队（即所谓“新兵营”），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现代的武器装备与教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其中，学汽车的有67人，学装甲车的有50人，学炮兵的有87人，学无线电的有34人，学空军飞行和维修的有43人。另外还有20余人去苏联学情报，10余人学军医或兽医。应当说，这种帮助对中共军队仍旧是有益的，因为它最终为中共军队培养了一批装甲、炮兵、航空、汽车、通讯等特种技术的人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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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0月29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页；《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8、123页。

[2] 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 参见杨雨青：《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 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5]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26页。

[6] 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7] 《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

[8] 《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

[9]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页。

[10]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16日。

[1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1—462页。

[12] 《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1935年7月10日。

[13] 《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

[14]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15] 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16]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17]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18]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19] 参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1] 《康生、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22] 《弗雷德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皮尔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档存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下称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3] 《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1935年；《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的报告》，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5] 转见《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26] 《洛甫关于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致毛泽东、彭德怀的信》，1935年11月20日、25日。

[27] 《毛泽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策略问题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

[28] 参见《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90—597页。

[29] 《彭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毛周博王同志电》，1936年1月26日。

[30]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31] 《周、博关于战略方向问题致张、毛、彭等电》，1936年1月31日。

[32] 洛甫：《对夺取三原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

[33] 《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34] 《彭德怀、毛泽东致林、聂二同志电》，1936年4月2日；《德怀、泽东关于邓发同志去苏联任务致恩来、洛甫并邓发同志电》，1936年4月20日。

[35] 《彭、毛关于形势任务及战略问题给林、聂电》，1936年4月2日。

[36] 参见《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告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7—149页。

[37] 《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

[38] 根据已知的情况，共产国际这一段时间为与西北地区红军联络，至少派出过六批联络人员。最早派回的是阎红彦。据他本人1942年回忆，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时间即被派回国递送密码本，并准备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由新疆入境，经过甘肃，转到绥远，再转北平，最后由山西转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时间已是1935年底了。其次是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由共产国际选派经外蒙入境，转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达陕北苏区的“首都”瓦窑堡，除负责传达有关指示外，也带有密码本。随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的刘长胜，化名罗英，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主要任务也是送密码本。1936年2月，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向山西发起东征战役行动之后，又迅速从外蒙送进来一个七人小组，负责转送电台及密码本，但在陕北与当地民团遭遇，六人被打死，一人被俘。另外，还有几人于1936年5月被派回，准备转经北平前往陕北。7月又派过两人经北平进陕北。北方局为此曾有电报询问与此两人的接头暗号，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另外，1936年4月底5月初经欧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传达苏联方面重要战略意图的还有潘汉年。

[39]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同志电》，1936年6月16日。

[40] 《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41] 《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致德怀电》，1936年7月1日。

[42] 《洛育恩稼怀凯泽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12日。

[43]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4]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4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

[46]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1936年9月14日。

[47] 《毛、周、彭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5日、16日、17日。

[48] 《朱、张、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17日。

[49] 《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1936年9月19日。

[50] 《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1936年9月22日。

[51] 《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6日。

[52] 《朱、张、陈、徐致洛、泽、恩、博等电》，1936年9月26日；《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1936年9月26日。

[53] 《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1936年9月27日。

[54] 《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1936年9月29日。

[5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18日。

[56] 《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

[57] 《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要》，1936年10月11日。

[58] 《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1936年10月26日。

[59] 《毛关于打胡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1936年10月26日。

[60] 《毛、周关于先打胡敌后攻宁夏致朱、张电》，1936年10月30日。

[61] 《中央军委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10月30日。

[6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

[63]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0年11月8日。

[64]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

[65]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9日。

[6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2日。

[67] 尚不能确定的是，共产国际先前许诺的55万美元（除已汇出的15万加5万美元，应该还有35万美元）是否也包括在苏联新答应的援款数目中。

[6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日。

[69] 见滕代远：《忆由苏赴新迎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016页。

[70] 《（苏联）军委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4月7日，中心档案，495/74/285。

[71]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1937年5月9日，中心档案，495/74/290。

[72] 《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