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统战和外交——有关新中国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由来问题

引言

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一条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甚至也肯定得很多了，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从反省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少见到。[1]

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几乎都承认，在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经历了不少挫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涉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包括那些专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段历史或全盘肯定，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动与实践。[2]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也要么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并无二致，怎么变都有道理[3]；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做法，激烈批判当下外交的缓和态度。[4]即使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早些年多半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而已。[5]

迄今为止，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能够较多地触及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6]，和最近几年从事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都还是“文革”时期，因此，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击金门，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7]

但是，尽管已经有一些论文讨论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这样的文章也还太少，所触及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定，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因而它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也难有太大的帮助。

显而易见，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题，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所剖析和把握。而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了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我们能够设想，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巩固政权的情况下，他很难不高度重视国际上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阴谋，并抱以同样高度警觉的态度。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不断（或曰继续）革命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和试图依照阶级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很大程度上只怕正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

讲新中国的外交史，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即基于复杂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但是，简单地在外交史叙述中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事实，无视他基于阶级观念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在这里，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早期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长短利弊，但仍可对它的观念由来及其作用的情况稍作梳理和讨论。

中共外交的历史由来

研究新中国的外交，不能忽略中共自身话语习惯及其观念变动的历史。比如“外交”这个词，在1931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这不是因为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因而还不具备开展外交活动的条件，而是因为在中共当时的观念看来，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共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观念中，当时只有“反帝”的概念，而无外交的概念。这也正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以“反帝”为名目的各种指示文章、团体、会议和活动数不胜数的原因所在。

1930年，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因而亦不能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对外交的看法，依旧是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因而它直接把对外政策与反帝政策等同了起来。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帝，因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8]受此观念影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虽模仿苏联的样子，建立过一个“外交人民委员会”，但它除了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朋友与同盟者”之外，没有也不屑于同任何其他“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发生外交上的联系。[9]

中共真正开始有所谓“外交”工作，是在1936年以后。虽然从这一年开始，像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注意到通过西方记者对外宣传自己正面形象的策略意义，并努力尝试之。像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毛泽东与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宣布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蒋介石携手作战等，都可以被视为其外交工作的开始。只是，在中共中央这时的正式文件电报之中所谈及的“外交”一词，却与我们这里所讲的“外交”一词的概念大相径庭。它更多的是用来指党与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尤其是用来指中共正在展开的针对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统战工作。[10]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中共中央才开始更多地使用另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即用“统战”一词来取代了“外交”这一用语。

中共中央最早开始真正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外交一词的含义来谈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问题，已经是1944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有了与外国政府人员密切接触的机会，因此，开展“外交工作”，实系“国际联络工作”，成为了一种必须。故1944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率先就此一新形势提出建议，主张“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国际外交问题”，“建立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机关”，充分利用盟国政府及其各个政党和人民中对中共的不同态度，展开宣传和交际工作，以便于争取外援。[11]中共中央也随即发出了其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到延安及中共敌后根据地，看作“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同意目前外交工作重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12]

1945年春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专门讲到了要重视外交工作的意见。[13]战后，随着美国人进一步介入到国共内战之中来，中共更不得不全力应付这一特殊局面，小心处置对美关系乃至各种对外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交问题不能不日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了。

中共的“外交”与“统战”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无论这种改变早或迟，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共领导人一直在把“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例，早在1936年，他就已经在继续用“外交”一词来指对反蒋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又在使用“统战”一词来指对英美的工作了。所谓“国际统一战线”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14]八年之后，我们上述所引中共中央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通篇也仍然是在讲“国际统战”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它明确认为：所谓“外交工作的开始”，就是指“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故我们“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15]

外交，即Diplomacy，在今天通常被用来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交往或交涉的活动。而其特点，就是通过圆滑、机智的灵活手法，来处理不同国家利益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鉴于近代以来构成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格局的历史，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长期弱肉强食、刀光剑影的惨痛历史教训之上的，因此，基于和平的愿望，运用智慧，在最大程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妥协互让，实现国与国之间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目的，无疑又是近代以来所谓外交的最本质的要素。从这一点出发，说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中心在以和求利，当不为过。

统战就不同了。“统战”一词源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它最初的提法叫“联合战线”。之所以要“联合”，是因为共产党人当时相信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单打独斗地发动革命，必须要与在现阶段有着共同敌人的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共同推倒统治阶级。[16]但很快，“联合”的概念就变得不适用了。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上，并为阶级斗争的目标服务的。正式提出“联合战线”策略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明白规定：“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组织“联合战线”只是为便利达成阶段性目标的一种策略。[17]更何况，按照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革命最好趁热打铁。前一个敌人被推翻之日，即应该马上转入对后一个敌人的斗争之中。受此阶级斗争和不间断革命理论经验的影响，也就有了日渐成为中共革命重要法宝之一的统战政策。所谓统战，用毛泽东抗战期间总结性的话来说，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即所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8]而具体斗争策略，又强调要把统战对象分成左、中、右，用所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手法[19]，使被联合的各个对象都能够被牢牢地掌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统而战之。

由上不难看出，外交和统战除了形式上都强调灵活和策略外，本质上实有极大的区别。从外交的观点出发，世界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当以是否合乎自身的实际利益为转移。既讲外交，就要讲“礼之用，和为贵”，要广交朋友，故而要重信用、守秩序，断不能以邻为壑，翻云覆雨。

而统战却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设计出来的，其形在和，意却在战。这不仅是为了对付共同的强大敌人，而且是因为，凡可纳入统战对象者，无一不是有相当影响、不可轻视的异己力量，尤其是可以划入地主、资产阶级行列者。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中共不能不相信这些暂时的联合对象与自己“在阶级上始终是敌人”，不能不坚持“防人之心”[20]，并出于“统”你于我、为我所用的目的，不得不将这些异己力量划出左、中、右，然后纵横捭阖，分而治之。这也正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这一奇特公式之所由来。把国内统战的策略应用到国际统战工作中来，其行事逻辑及结果必不同于一般之外交理念及行为，可想而知。

只要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政治斗争问题，也就注定会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

早在1922年，即中共宣告成立的第二年，莫斯科就成功地使中国的共产党人相信：今天的世界已经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人们今天或者站在以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一边，与帝国主义为敌，或者站在国际帝国主义一边，与苏俄为敌，二者必居其一。[21]而中国革命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之一部分，因此必须以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并“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22]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造成了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坚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政府妥协的强硬立场。[23]

进入抗战阶段，中共中央开始有了某种“外交”的意识之后，这种观念也难有改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多次重申过类似的观点。战争初期，基于苏联当时的“集体安全”主张，中共中央也曾积极赞成过联合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策。但战争爆发不过两年时间，苏联转而依据阶级斗争理念，为“祸水西引”，与法西斯德国妥协并瓜分波兰，促成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亦转而公开支持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断，即认定它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狗咬狗的斗争，进而公开断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没有了”，世界大革命的形势正在到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与1925年中共“四大”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明确讲：今天我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24]。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二分法”的观点，即使在抗战后期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产生了很大隔阂，1944年中共又与美国有过一段密切的外交接触，到抗战将要结束之际，他依旧会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告诉全党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注定会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共党（还）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也必须准备背靠苏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25]

当然，战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也并没有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顺利。苏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度按照它所理解的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严守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生怕与中共的关系会危害到自己已取得的战略利益，曾不愿直接与中共发生关系。但是，中共中央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背靠苏联的方针，反而是苏联最终发现无法与美国达成妥协，不得不改变态度。结果，中共终于达成了背靠苏联的战略意图，取得了军事上的有利发展态势，打败了始终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这一成功经验，自然更加强化了中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既定立场。随着美苏冷战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美国又坚持不马上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决心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无可避免。[26]

综上可知，当年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质上是没有今人所谓的外交观念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如果说他们有过某些“外交”工作的话，其实也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外的统战工作而已。正如中共中央所说，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因为，它所关注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而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中共中央1944年第一次发出外交工作指示，就特别强调“立场”问题，要求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到1949年再度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它更是通篇都在强调“原则”和“立场”。指示明确把一切外国划分成三类：第一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苏联与新民主国家；第二是对中国没有现实危害但与仍属于敌对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是继续与国民党站在同样反动立场，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除苏联与新民主国家在未正式建交前可做“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均要求采取“一概不予承认”和不忙于建立外交及经贸关系的态度。[28]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外交承认的问题主张“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甚至多次强调几年内不要忙于与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之初再三告诫工作人员“首先要认清敌友”，“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懂得又联合又斗争的斗争策略，等等，[29]其出发点亦都是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考量，手段方式亦都不离统战的思路与模式。

在革命与外交间的摇摆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到新中国外交史的时候，第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没有必要采用“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了解到共产党人当年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就应当能够了解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思考国家关系问题，给新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最初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边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它所认同的首先是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其利益的问题。中共早年的创立和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列宁主义及其从人才到经费等各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如今中共革命成功，它的胜利和它所创造的独特经验，中共领导人也理所当然地会按照列宁主义的国际革命学说，想去推而广之。还在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诸多领导人集体表态拥护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时，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中国革命的经验理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30]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革命刚一胜利，中共领导人首先想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义务，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刚刚搬进北平城，朝鲜劳动党中央就派金一前来请求中共帮助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即是想要中共中央同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的几个朝鲜族师转交给朝鲜方面。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且说明，对这几个朝鲜师今后还可以继续给予弹药方面的援助，要多少给多少。毛并明确讲：目前北朝鲜虽然还不宜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日本人没有来，等到有利时机，如1950年，他不反对朝鲜党解放整个朝鲜半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统一已经完成了，即使美国特别是日本可能干涉，“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31]。

就在朝鲜党派来代表后不久，正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作战的越南党，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中国来，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包括要求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人员训练。中共中央最初考虑到自身当时财力、南方交通状况，及军事进展情况，没有完全满足越南党的请求，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得知后马上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即使现时一次援助到位做不到，也要告诉对方，目前先给一部分，然后逐步增加，一定不要让越南党失望。他不止一次地讲：“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越盟所需炸药、炮弹、子弹、粮食等项，应尽力帮助。”[32]很快，中共中央就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帮助正在抗法战争中的越南党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根据地，并开始大量提供军事援助和帮助训练越方人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不过一个月后，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毫不考虑新中国的外交影响与外交形象问题，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对于这样的号召，不仅与会的亚洲各国工会领导人感到难以接受，就连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也倍感困惑。[33]

但是，中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强大历史惯性，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这时明显地激励着中共中央的革命斗志。还在当年6月底7月初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中苏两党就已经对欧亚革命的领导责任作了明确的分工，中国党正式承担起了指导亚洲各国革命斗争的政治使命。因此，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他除了向斯大林祝寿和与苏方商谈中苏结盟等条约问题外，还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帮助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开展解放斗争的意见书。[34]正在欧洲和中东与美国单打独斗的斯大林显然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共革命热情的强烈感染。

就在一年前，即1948年，美、英、法和苏联围绕着对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问题，刚刚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爆发，使苏联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如果能够扩展到亚洲各国，推动起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可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它的注意力，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感觉到了丢掉中国大陆的严重后果，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新的亚洲政策纲领，有意想要像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用经济手段帮助日本成为遏制共产革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35]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放弃了战后一直在宣传的“两个体系长期共处”的方针，不仅积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且决心乘中国革命胜利的东风，通过中共，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迫使美国分散其在欧洲的力量，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月6日，莫斯科突然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道路政策，要求日共用武装斗争来与美国占领者进行斗争。[36]这时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也很快作出反应，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莫斯科的主张，劝告日共接受批评，坚决转入武装斗争的道路。[37]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也秘密批准了朝鲜劳动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苏、朝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金日成等受斯大林之命专程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尽管中国此时正全力以赴为最后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做着准备，但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中共中央还是对朝鲜党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不仅如此，从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共中央还按照当初承诺的那样，开始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38]最终，当朝鲜人民军军事上严重失利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毅然派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动员全国之力，进行了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东北境外实行抗美援朝战争外，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在中国南部边界内外，使用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训练越南党的武装力量，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的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国革命的持续性效应，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得到了十分明显的反映。

但是，运用革命的手段和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在亚洲拓展中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印共的武装斗争毫无效果可言，日共因放弃议会道路，转向武装夺权，遭到取缔，很快陷入分裂且社会影响力丧失殆尽。朝鲜党的军事行动受到联合国军的干涉，虽加上了中国的力量，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版图，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各国武装斗争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因对手较弱而颇有起色，但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帮助法国，距离取得成功还难以预期。中国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在朝鲜取得了成功抗击强大美国的骄人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特别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1952年展开之后，继续保持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形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极不现实。

幸亏在这个时候，即1953年3月5日，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二战结束后一直渴望看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马上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策，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尝试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权衡利弊，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与朝鲜党一道，在谈判桌上作出了让步，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39]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接过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40]，周恩来并将之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所谓“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41]

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其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平，只有美国要打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42]

不难看出，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在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政府所作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也是相当深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做法，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是，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其检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不仅要本着原则性，而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来孤立、削弱美国，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出发，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即“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43]，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革命了的错觉，甚至会让美国误以为中国在示弱。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久，就做出了炮击金门的激烈举动。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是注意到美国拒绝与中国讨论台湾问题[44]，却有与蒋介石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倾向。故7月21日《日内瓦协议》正式签订，几乎同时他就决定要炮击金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紧张空气。他的理由很简单，朝鲜、越南均划界停战了，如果这个时候不打一下，就可能使人误以为大陆和台湾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打，就是要让世人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能与朝鲜、越南问题等量齐观。[45]但要让国际社会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未必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武力的方式。要让美国不愿意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武力威胁恰恰会适得其反。[46]即使是从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交通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也未必需要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和平外交取得重大国际影响的时候，用打炮威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后来这一问题也是通过在浙江沿海真枪实弹地进行登岛作战来解决的。

在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几个月后，特别是劝说越南放弃了武装斗争，成功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之后，中国突然炮轰金门的决定显然让东南亚诸多国家领导人极感困惑。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已成既成事实，中国也通过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决了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问题，周恩来才又代表中国政府再度释放善意，并通过万隆会议安抚了一大批对新中国重又惴惴不安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但不过三年时间，1958年毛泽东再度在援助中东革命的宣传下炮击金门；1959年中国与其曾极力争取和平共处的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同年中共中央因对苏美缓和强烈反感与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很快就把几年来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给新中国带来的和平外交形象，消磨殆尽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并倡言“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已经多少刺激了本来就对“和平共处”心存某种疑虑的毛泽东。这是因为，从毛泽东久已习惯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出发，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主张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由阶级利益根本相反的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他看来恐怕也不符合列宁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还没有马上就否定和平共处的方针，但从他1957年批评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的观点就不难看出，对和平共处的怀疑当在不久之后了。他断言：“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7]要学“十月革命”，指的是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毕生坚持，从不动摇的观点之一。[48]其前提就是因为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很快让毛泽东转向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莫斯科完全不考虑中美关系的现状，片面地追求美苏缓和。注意到苏联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在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前有意不通知与自己有着结盟关系的苏联政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不是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吗？很好，我们用自己的大炮对他表示祝贺。……我们还要把美国人牵涉进来。也许我们还能让美国人在福建扔一颗原子弹。……到了那时，我们再看看赫鲁晓夫说些什么吧。”[49]一是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莫斯科为维护苏印关系，不惜采取了偏袒印度的外交姿态，这让坚信中苏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中国党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同印度等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这原本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很快相信，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的严重后果。他明确讲：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缓和，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实际上无异于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他断言：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阶级斗争论者，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们跟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50]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6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基本上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与政策，重又开始走上了支援周边，乃至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基本延续晚清外交格局、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大部分源自北京政府不同，新中国在外交观念、体制、机构、人员等所有方面全盘否定旧中国的一切，“另起炉灶”，或搬苏联，或从穿西装、吃西餐学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政权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与旧政权全然不同。

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本上也是取决于两个内部原因：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51]

同样，新中国1950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经济、政治现实需要的一种反映。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朝鲜战争失败，美国军队骑到鸭绿江上来，本应成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点的东北地区，就成了军事前线，且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线也将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这将使新政权的巩固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虽然毛泽东主观上存在着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但他在说明出兵理由时也不忘特别强调说明：“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52]这说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也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动机之一。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展前景的亢奋心态有关。[53]

由此可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1960年初，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尝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开始深刻反思自1958年以来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1962年春，他接连上书和撰文，提出对外政策应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的，对美、苏及有争议各国均应采取缓和策略，对所谓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此，正在考虑国内阶级斗争动向的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他在八九月间接连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挂起钩来。[54]紧接着发生的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挑衅，正好成了毛泽东印证其革命对外政策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对印度军队的有力反击，又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其斗争哲学的必要与意义。结果，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王稼祥等人的主张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三斗一多”，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要缓和，而是更加坚决地斗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尽量减少，而且还要大大增加。[55]理由很简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然。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原因就在于国内和国际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际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也就永远得不到克服。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自此日趋“左”转，而且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全面转向反对“帝、修、反”和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轨道。除了外交上开始到处树敌，或以反美、反苏为前提，支持一国、反对一国以外，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硬是每年都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以上拿出来援助各国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其中，仅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200亿美元，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56]

更有甚者，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政策影响，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不仅众多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再度公开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而且根据“政治挂帅”的要求，这个时候所有驻外使馆都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大使负责制，党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国内派来，有着很强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的非业务干部。结果，很多中国驻外使领馆都被卷入甚至主动参与到驻在国当地的所谓“革命”斗争之中去了。[57]60年代中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同时反华运动在其全国广泛兴起，直接导致了华人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和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系，并使得中国在亚洲各国中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58]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余，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平共处……死水一潭（的生活）”。根据新华社短评关于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号召，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59]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结果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造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件。

1966年时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做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60]

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姚登山，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这一过程中挨了打，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忆：

……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61]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能不提到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

终于，在8月21日黄昏，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一到，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涌入代办处，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63]长期以来，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以“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因之孤立到了极点。

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制苏联，才逐渐地发生了某些改变。[64]然而，我们只要细心读一下毛泽东在被迫对美让步以达到缓和中美关系、联美制苏之际的种种内部讲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结语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范围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65]

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所谓外交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分亲疏敌友。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或政治制度上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始终是敌人，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别有用心。结果，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关头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毛时代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才对。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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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那也是国外的学者。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就在第六、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276—309、523—592页。

[2] 最为典型的是曲星著《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结语，见该书第605—610页。其他如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等，虽只叙述而无讨论总结，但叙述的思路也大体相似。

[3] 有研究者甚至断言：当年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包括“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命的方式，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推动世界革命，通过外交人员去宣传鼓动所驻国家人民起来“革命”和直接参与所驻国的“革命斗争”，同样也是有利于和平的一种外交手段。理由是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应该那样做。见罗燕明：《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网，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516。

[4] 参见马门列夫：《和平共处的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乌有之乡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4/37884.html；《韬光养晦的外交就是在主子面前撒娇》，马克思主义评论网，http：//www.reviewing.cn/article/2009/0606/article_4482.html。

[5] 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6] 例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等。

[7] 如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几个争议问题》；《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见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57—594页；等。

[8] 问友：《中国革命中之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红旗》第5—6期，1930年8月19日；并见《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指示的发言》，1930年8月3日。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2—803页。

[10] 这方面的电报及会议记录很多。如《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来石楼讨论外交等问题致博古电》，1936年3月2日；《王世英外交工作报告》，1936年3月；《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的战略部部署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9月17日，等，《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11] 《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三），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0—117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三），第118—121页。

[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2—190页。

[14] 见《毛泽东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0—403页。

[15]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16] 原话是：“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4页。

[17] 中共“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3页。

[18]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0页。

[19]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6页。

[20] 转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军事方针的争论》，杨奎松：《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2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07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22]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38页。

[23]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7页。

[24]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廿二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1月10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

[2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3—190、236页。

[2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7—1478页。

[27]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28]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4—49页。

[29]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5—1436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30] 参见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8日、13日，等。

[31] 见《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柯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87—188、189—190页。

[32] 见《毛泽东关于援越武器等可先给一部逐步增加等问题给中央电》，1949年12月24日；《关于应允许越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28、271页。

[33]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0—138页。

[34] 1993年10月15日笔者访问列多夫斯基的笔记。

[35] 1949年12月乔治·F·凯南著，柴金如译：《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5页。

[36] 《关于日本的形势》，《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第61期，1950年1月6日。

[37]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社论），《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38] 中共中央1950年7月初就开始组建数十万人的东北边防军，中共中央亦多次开始讨论朝鲜战争局势，相信中国的因素加上去，才可能取得胜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2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39] 朝鲜停战谈判自1951年夏即已开始，由于中国方面坚持要求无条件遣返全部己方的2.1万名战俘，而美国方面坚持必须尊重战俘的意愿，双方重新走上战场。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中朝方面才重回谈判桌，并最终接受了自愿遣返的原则。由于这一让步，最终只有不足五分之一，即4000余名中国战俘回到了大陆来。

[40] 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41]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见《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4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4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9页。

[4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Vol.14，Part I，pp.462—463、477—479、489；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4—30页。

[45] 转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4页；并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46] 中国大陆1954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随后出动空军轰炸浙江沿海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要岛屿。美国随即就此作出反应，12月2日与台湾当局草签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经双方协议规定的“其他领土”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次年1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3月5日正式生效。

[4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

[48] 毛泽东1954年坚持不允许英国共产党提出的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删除“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就是明证。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9页。

[49] 转见叶书宗：《中苏同盟破裂始末》，《世纪》2008年第3期。

[50] 《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1960年1月26日、27日、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3—284、286页；《毛泽东在郑州的谈话》，1960年5月7日、8日，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67—368、373页；《毛泽东同胡志明在北戴河的会谈记录》，1960年8月10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6—347页。

[51]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3、290—291页。

[52]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4页。

[53] 毛泽东在1958年夏已经开始断言中国走到苏联前面去了，并且准备再干七年赶超美国。参见《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7—368页，等。

[54]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

[55] 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等。

[56] 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世界知识》2004年第4期；马继森前引书，第315—317页。

[57] 刘若南：《中国外交转向“以人为本”》，《凤凰周刊》，http：//www.phoenixtv.com.cn/home/phoenixweekly/149/36page.html。

[58]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6—289页。

[59]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2、74、134页。

[60]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94—295页。

[61]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92—293页。

[62] 其中呼吁：“港九爱国同胞们……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

[6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55页。

[64] 关于毛泽东在转向“三个世界”观点过程中仍旧不能不困惑于革命与妥协观念冲突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I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65]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3、1191—1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