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不亮东方亮

列宁：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 / 共产国际二大：为殖民地革命开辟一条达到解放的新道路 / 输出革命，俄共代表的作用和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背景 / 依靠外援的结果：维经斯基回国，中共上海小组几陷瘫痪 / 陈独秀：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列宁：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

运用暴力手段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革命主张。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他早就把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的征兆，并相信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就越加两极化，即一方是掌握着几乎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一方是被卷入到大机器工业中无数一无所有的产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阶级发生分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必然会愈演愈烈，最终将导致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的阶级战争。无产阶级在各国夺取政权虽有先后，但“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爆发，已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轰然倒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0—211页；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的这一论断，激励着以后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迅速摧毁资本主义充满了高昂的战斗热忱。列宁主义的诞生说明了这种情况。他正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基础上明确断言：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开始走向衰败，进而根据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力量相对稳固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胜利的有别于马克思的看法。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与此同时，鉴于俄国的专制特点，他进一步突出强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并相应的提出了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政党，实行集中制原则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组织和加速革命进程的方法。毋庸置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列宁及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上述认识和努力，这不能不更加促使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等坚定其以暴力方式改造整个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并没有设想过以政治强制力的形式来伴随新社会成长，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列宁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断坚信不疑，即暴力和专政，只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和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一种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注定了只能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相辅相成，并且必然会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战争和政治暴力的人类理想社会。同上，第3卷，第244—249页。故在列宁看来，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将到来。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从俄国这一薄弱环节破裂之后，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将会迅速开始崩溃，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接连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很快变为灰烬。

紧接着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在欧洲爆发的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以及在欧洲多数国家出现的工人罢工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让列宁得出了“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版，第361—362页。的论断。但是，大规模的连锁式的欧洲革命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让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他们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期以来欧洲社会党国际局（又称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消磨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如今“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同上，第28卷，第96页。，不能利用这种革命的形势。因此，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当前“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同上，第24卷，第40页。。因为，“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们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同上，第34卷，第8—9、357页。

1919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列宁就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人，开始发起成立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等文件中，鲜明地反映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色彩。与会者一致认为：“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715页。。这种形式就是不顾一切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创建“世界苏维埃”。为此，必须全力组建和扩大各国共产党，并使他们按照集中制的原则，附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以便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根据俄国的经验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倾其所能，全力帮助欧洲各国革命派建立共产党并推动革命，一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匈革命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反过来也深深鼓舞了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产业工人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并不大。即使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广泛的民主传统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空气，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广泛群众基础。激进的革命派和共产党人只是在一小部分工人和青年学生中间，才有一些影响。而热衷于和平改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工人群众和中间阶级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战”结束后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许多西方工人也同情苏俄劳农政府，但那些旨在模仿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苏俄红军在抗击得到协约国支持的波兰军队的进攻时，一度进展顺利，重新占领了过去割让出去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甚至攻到华沙城下，列宁对用这种军事进攻的形式解放领土和推动欧洲革命爆发曾充满幻想。然而，红军最终还是力有未逮，攻势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波兰军队所挫，以至列宁不得不下令妥协，承认了波兰的独立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为波兰所有。这种种情况清楚地意味着，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正在向俄国的革命方式提出挑战。

对于这些情况，列宁最初并不特别悲观，他一再强调：“欧洲的运动的比较迟缓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里必须克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大的压力。”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6页。“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同上，第123页。。

然而，承认国际资本的力量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承认“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同上，第178页。，以至承认世界革命不是料想的“欧洲马上爆发起义”同上，第148页。而要“继续很多年”同上，第138页。，这都意味着俄国革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已经陷入一种颇为尴尬和困难的境地。因为，自认为敲响了国际资本主义丧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时候从没有考虑要与他们的死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和平共处，他们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在汪洋大海一样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讨生活。

但是，即使他们在全力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运用外交的手法，在俄国最薄弱的远东地区尽可能地与列强的威胁虚与周旋。因此，高唱阶级斗争的苏俄政府，在远东很早就开始玩弄两面策略了。它一方面秘密地通过党的组织支持和鼓励东方一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又不得不基于苏俄对远东地区控制权薄弱的现实，极力争取远东地区周边国家政府的外交承认，谋求维持一种稳固的双边关系；它一方面迫于生存的压力在领土和主权方面向某些列强作出妥协和让步，一方面却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以支持弱国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之名，不惜以武力侵害周边落后国家的领土主权；它一方面出于理想主义和政治宣传的考量，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所掠取的在他国的特权，一方面却又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对沙俄在他国夺占的某些权益恋恋不舍。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协约国借口要援救在西伯利亚受到武装的德奥战俘威胁的“捷克军团”，组成干涉军，大批侵入了苏俄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一时间，在西伯利亚竟接连出现了几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但是，由于各国干涉目的不一，矛盾重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过于脱离下层劳动群众，以至民心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终于使这种干涉徒劳无功。1919年底，红军迅速挺进到东西伯利亚，迫使美国首先宣布撤出自己的军队，其他各国也被迫先后宣布撤军。唯独日本借口俄国远东局势威胁朝鲜和满洲的普遍和平，而拒不撤军。U S Department，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U 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1919，Vol 3，p 505

日本独霸远东和中国的野心，早就由于俄国的混乱而受到鼓舞。当英美各国商定各国所派干涉军最多不得超出7000人之际，日本派往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军队竟达72400人之多。FRUS，1918，Vol 2，pp 433—434 它不仅丝毫不理会美国的抗议，甚至在各国宣布撤军之后，仍旧试图得到俄国远东的领土和资源。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对中国北京政府的控制，促使中国军队参加到对苏武装干涉的行列中，鼓励中国政府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地使苏俄在远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试图借机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苏俄远东地区。由于俄国远东地区人烟稀少，苏俄政府鞭长莫及，它因此不得不一面假借名义在远东成立了一个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所谓共和国，用以减少日本和列强敌视攻击的口实，一面不遗余力地对美国，特别是对中国开展外交活动，以便牵制日本。

苏俄早自1918年1月起，即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俄多次表示过愿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租界以及其他特权，并允许中国在付清建造中东铁路资本的情况下，收回中东铁路。参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甲编（1917—1919）》（俄政变与一般交涉），1960年版，第267—271页；《消息报》，1918年7月5日。至1919年7月，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劳农政府又公开发出对华宣言，呼吁“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代表与苏军会晤，同时再度公开声明愿意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和交还中东铁路。转见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年版，第52—55页。

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反映了列宁以及俄共多数领导人在民族及国家关系上的理想主义情绪，但是，这一立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俄共党内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牵制。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苏方宣言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其他租让财产的表示，在苏俄报刊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宣言承认满洲及蒙古等地区是沙皇“从中国攫取的”，却主张“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于哪一国家，愿意自己的国家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实际上已经为苏俄意图控制蒙古和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苏维埃政府1919年8月发表对蒙古人民和政府的声明，宣称“蒙古此后已是一自由的国家”。

共产国际二大：为殖民地革命开辟一条达到解放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还在从世界革命前途和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摧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列宁和俄共多数领导人，未必是所谓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的观念里，保卫苏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即：“世界政治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1920年6月5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列宁及俄国共产党人显然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就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保卫祖国”的宣传。他们主张使本国在战争中失败，最终也确实达到了让俄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目的。布尔什维克乘机夺取政权后，列宁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通过放弃立陶宛、波兰、库尔兰、里夫兰和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承认乌克兰、芬兰独立，把外高加索一部分划归土耳其等等被割让的地区总面积达125万平方英里土地，有6200万人口，有占俄国当时探明铁矿和煤矿3/4的储量，并有当时俄国一半的工厂和1/3产粮区。具有屈辱性的妥协，达到了彻底停战和集中国力援助欧洲各国革命的目的。而为了推动各国革命，苏俄新政权甚至不顾历经战乱的俄国民众仍在严重饥馑之中的困难局面，倾尽国力，甚至不惜秘密变卖沙皇及俄国贵族的各种金银财宝，以筹集援助他国革命党人的巨额经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入讨论了“工人没有祖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看来，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种利益是超越了民族或国家的，他们的解放也必须要靠消灭国家才能实现。因此，他们只讲国际主义，不会也不应讲所谓民族主义。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国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都是一样的；还因为只要站到民族的立场上，就会损害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会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成为代表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附属物，直至为了某个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互仇恨或仇杀。

由此不难看出，列宁主义对民族和国家问题的看法绝非民族主义的。列宁也讲民族自决，但他并不真的认为民族自决能实现民族平等。他指出：“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因为“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要消灭阶级，就只能奉行国际主义。承认民族平等，同时又保留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绝不是国际主义，而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族平等与和平共处，根本上就只是一种“市侩民族幻想”。换言之，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除了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将别无出路。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0年8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2页。

关于国际主义，列宁有很清楚地说明，就是：“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同上，第40—44页。

可以认为，列宁和俄共当年确是有此决心和努力这样去做的。这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的，因为不如此，他们一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围攻和敌视下，当时也看不到任何生存下来的希望和可能。而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把俄国革命的胜利看成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在和进一步胜利的出发点、大本营，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保卫苏俄而战，同样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所以，随着1919年德、匈等国革命相继失败，苏俄愈加孤立之后，共产国际迅速开始提出“保卫苏俄”的口号，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以此为斗争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德、匈等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在1919年就逐渐趋于平息了。列宁很快就承认：关于世界革命将“简单、迅速、直接地实现”的预言已经失败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延迟爆发的情况下”，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2页。成为摆在共产国际面前最现实，也是最严峻的问题。就在欧洲革命停滞的几乎同时，列宁敏锐地发现亚洲的革命浪潮却在蓬勃兴起。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等等，都反映出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殖民地宗主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后院造成剧烈动荡的局面。这种情况燃起了列宁新的希望。

在1916年上半年，列宁曾深入地研究过帝国主义形成及其命运问题。他当时就特别注意到马克思过去不大注意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相信处于历史最高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剥夺压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生的。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之所以比不上俄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第二国际之所以会被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者主导，根源也正是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掠夺殖民地的额外利润培养了大量工人贵族。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的问题，最早是恩格斯注意到并提出来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6—737、801—802、824—826页。

显然，欧洲各国没有能够紧接着俄国十月革命后迅速爆发革命，正好印证了列宁的上述推断。而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则进一步促使列宁注意到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各国维持其统治的重大意义。这种情况让列宁想到，既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相当部分工人贵族化而失去了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动力，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根本动摇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进而根本动摇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加速欧洲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呢？

1920年7月，即共产国际一大召开一年多后，在列宁的主导下，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不同，共产国际二大特别注意了邀请东方国家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列宁拟就了会议的中心文件，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列宁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解释说：“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当前形势下，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苏维埃国家的斗争。

由于苏维埃革命必须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统治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而任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除了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无法获得成功，因此，两者理当结成联盟。《列宁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1920年7月26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第19—21页。

要联合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出现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列宁显然主张把过去用在欧洲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上来。列宁的提议明显地引起了与会者的一些质疑和争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两点：第一，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既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又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并且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妥协。第二，在这些前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成功，难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与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此，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理当首先帮助落后国家里的工人，只有“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且“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第20—21、44—45、52—53页。。

列宁到底始终生活在欧洲的环境中，他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看法多半只是来自于书本和种种道听途说。而书本上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告诉他，这些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民族和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的，因而那里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像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明显的阶级分化，不可能存在大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组织。由此也就出现了列宁再三表示“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强调那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未来的”等等说法。

输出革命，俄共代表的作用和中共早期组织产生的背景

和罗易描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像他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是，即使在俄国，共产党也向来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因此，对于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占多数的众多俄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究竟有多少大工业或产业无产阶级，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

1919年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为副全权代表，并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随即从莫斯科来到俄国远东的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并在远东局下面设立了一个外国处，任命阿布拉姆松为负责人，并在4月经由外国处选派熟悉地下工作并通晓英语的外国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带领一行人进入中国，针对中国、日本、朝鲜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宣传工作。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50—51页。

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与中国赞成革命性变革的众多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维经斯基很快使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了解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并使他们迅速了解了列宁关于运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逻辑与实际效力。长期以来苦于找不到一种救国救民的根本办法，对社会主义只有向往却无系统知识的陈独秀，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列宁的理论折服了。经由维经斯基等人预先制定议程和决议后，陈独秀积极出面邀请各地热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分子，准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8页。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根据威连斯基的指示，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威连斯基亲任主席。根据威连斯基的要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7月5日，他还亲自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来中国北京，参加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在华俄共党员的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2页。

1920年7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个有朝鲜和日本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根据维经斯基等人的提议，专门讨论了要不要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由于围绕着使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陈独秀9月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公开以“社会党”自诩，理当是为适合多数人意愿的一种需要。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组织一个更能够体现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维经斯基被推举为五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同盟的领导机构定名为“革命局”。在“革命局”之下，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2页。

在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推动，甚至是在华的俄共党员的亲自参与已知斯托扬诺维奇和佩斯林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小组的组织工作，马迈耶夫参与了武汉小组的组织工作，鲍立维参与了北京小组的组织工作。下，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8月之后陆续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以及长沙、日本等地建立起一些联合的小组织。这些小组即后来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只是它们最初是包含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维经斯基并且向同盟提供了重要的经费帮助，从而先后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内的各种宣传小册子，创办了《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等重要宣传刊物，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开始组织激进青年前往苏俄进行学习。包括于8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1—52页。

对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来说，革命局的成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如果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同盟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无法揭出自己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建成。为了揭出自己的旗帜，他们在1921年11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发行了《共产党》月刊，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551页。

陈独秀等人旗帜鲜明地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自己意在建立与俄共一样的共产党组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内部其他不赞同这一主张的人的分化与离异。社会主义者同盟迅速瓦解，并不复存在。原来赞同共产主义的大批无政府主义者，也逐渐对陈独秀等力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感到不满，双方的关系在各地小组织中迅速对立起来。

为了“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共产党”，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提出了一项旨在“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的指导意见提纲。根据这一提纲的思想，赞同陈独秀观点的各地小组织的代表于1921年3月共同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表明了与无政府主义分子划清界限的态度，“肃清〔了〕无政府党”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7月23—31日，各地小组中真正信仰列宁式共产主义的分子派代表在上海（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再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列宁主义的党纲，从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建立，无疑是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造成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

依靠外援的结果：维经斯基回国，中共上海小组几陷瘫痪

关于来自俄国影响的重要性，通过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

先从组织存续的情况看。1920—1922年间，中国至少出现过七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或政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在1921年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称他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王觉源在《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一书中称姚之组织为“大同党”，发起人还有黄介民。

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在这一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目前可知其正式名称叫“中国YC团”，具体代表何意尚不详。，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共产党”，和1920年8月以后由俄共帮助在中国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组织，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以外，都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想要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最具效力的，就是经费的帮助。在中共创立之初，中共成员半数为学生，半数为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全无生活来源，后者尚在兼任社会工作，赚取薪金，但多数资历较浅，收入有限。按照列宁建党理论，共产党理当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再加上组织初创，各种宣传组织工作正多，多数成员渐无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维经斯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陈独秀等提供经费，帮助中共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象，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后，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几告瘫痪。当时留在上海负责的李汉俊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买张车票去广州找陈独秀，一时都找不到钱，后来还是靠朋友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人民出版社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据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上的依赖程度有多大。陈独秀在报告里讲，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就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68页。

只要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何以在上述多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中间，最终只有俄国共产党直接帮助成立起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来，其他各种小组织或者被并入前者，或者渐自消亡，再无踪迹。1922年以后，“中华共产党”成员或转入俄共，或转入中共；“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大部加入中共；“中国共产主义协会”部分成员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余均不知下落。

再从中共最初的理论内容和其特性看。在1920年下半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已明确倾向于以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开始具有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先后表示应树立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以便“有所指望”，“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　阶》，1920年11月25日，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但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十分肤浅，大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改造中国的“准备”和“方法”，也尚在讨论和探索之中。但人们多半认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20年，见《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也就是说，他们中大多数这时还并不主张“以一个主义支配世界”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民国日报》（副刊）1920年9月28日。，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法，众说不一，更未曾设想过要以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来指导中国进行革命。

维经斯基到上海并帮助组建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之后，陈独秀最先于1920年9月发表了推崇布尔什维主义的《谈政治》一文，公开表明了自己试图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推行以“阶级战争”和“劳动专政”为核心的俄国式社会革命的决心。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见三联书店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10页。

紧接着，在维经斯基协助下，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个宣言首次试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者和信仰者中树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概念，并明确主张：必须把全世界“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式的”，因此，宣言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确信：“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所经历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8—550页。。

来自苏俄的影响是如此明显，以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初，就不能不立即向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死敌——“马格斯修正派”和“社会党”宣战，尽管“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7页。。同样，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宣传手法上也全盘接受了俄国共产党人传授的革命方法，即首先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进而“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由共产党指导，“用大罢工的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时机一到，即由共产党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如此即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把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9页。。只是，参加起草宣言的上海共产主义者，显然相信中国的工人运动还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到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陈独秀：《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劳动界》第11期，1920年10月23日。，“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期，1920年9月5日。。

陈独秀：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在理论上是依靠产业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来实现的；而共产党，在理论上也应该是根植于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并且应该是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但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这时多半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中很多人显然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的只是以为，社会革命不过是因为生活所迫以致造成阶级对抗而引发的，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而中国的生活问题因为与俄国革命前夕也不相上下，所以革命是必然的现象。至于阶级，如《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他们大多相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指缺吃少穿的穷人，因此中国的劳苦群众就等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就理当是摧毁资本制度的力量。他们并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不激烈的情况，归结为国际资本的压迫，相信“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立”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

故中国的劳动群众，包括“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如工人、店员、车夫，乃至佃户，在他们看来，统统已“变为世界的无产阶级”陈独秀：《〈夥友〉发刊词》，《夥友》创刊号，1920年10月10日；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这样，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很自然地把自己攻击的矛头除指向中国所固有的“武人”、“官僚”、“财主”或“资本家”以外，更明确地指向国际资本主义。他们确信，只有推倒国际资本制度，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国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

毫无疑问，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渴望尽早实现社会革命的，但他们并不相信中国“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阶级”能够很快担负起这种使命。因此，他们一方面根据书面的认识，相信“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因而大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认为领导革命和组织群众的，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并确信俄国革命的要素和原动力就是知识阶级，因而主张中国也只能以少数人的牺牲和革命来谋取多数人的幸福。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他们一方面受俄国革命宣传的影响，相信社会革命绝不是搞“抛炸弹放手枪”的军事冒险行动吉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4月7日。，而应当是一种群众性的“直接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靠“总同盟罢工”，“决不能成就社会革命”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月刊，第2号，1920年12月7日。。于是，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也就是说，“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32页。。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和理论条件，但是，时代和环境客观上促使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国家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以及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尽快根本改造社会的愿望，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了。来自俄国的理论、经验和援助，显然大大满足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使他们能够运用主观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和组织。

然而，“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迫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卷入到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同所谓“马格斯修正派”的斗争之中，以至不能不严格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一度失去了广泛研究、比较、批判、鉴别，最终形成自己完整的社会主义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自身条件以及理论、经验和物质基础的缺乏，也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人们“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以俄为师”的心理，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势必要由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选择和提供。

然而，要指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助只有少数几个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尽管俄共远东组织成功地在中国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时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过程中，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混乱的。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列宁的发言中，他显然把中国看做“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而大会最终却否定了列宁的这一看法。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里宣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117、123、144页。，他们也并没有给来华的维经斯基或其他俄国共产党人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列宁在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甚至并不认为这些落后的东方国家存在任何共产党。尽管他后来承认在个别落后国家中可能已经有共产党，但他更多的只是把它看做一种“名义上”的共产党。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86页。

可以肯定，不论列宁怎样强调共产党的主观作用，他始终未曾改变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为基础，并由其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观念。当然，列宁并不反对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坚决主张支持这种运动。但列宁认为，落后国家中第一位的任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帮助并促进这一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化，引导它们“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实行彻底反帝的政策，并设法实现“劳动者苏维埃”，使它们能够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最终在西方无产阶级领导和帮助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130页。

列宁确信：“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无论为了巩固自身，还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苏俄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114—115页。。

不难看出，列宁在缺少有关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知识的情况下，不能不主要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尽管由于落后国家代表罗易等人的激进态度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甚至使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的策略变得有些模糊和混乱，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仍旧坚持认为，东方国家的任何一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都应该也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服从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必然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寻找真正有力量的、能够切实推动反帝革命运动的政治势力，以便能够尽快在东方掀起广泛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运动，动摇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此来促进过于迟缓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或至少根本遏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和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共产党人具体帮助下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也要跟着改变自己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