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佳的利益选择与结合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目标 / 远东大会推动反帝，毛泽东认定：“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 共产国际：应利用国民党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 党内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 孙越宣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目标

用实力的观点来看待2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注定要失望的。在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56名党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且处于秘密状态，在社会上乃至在工人中间没有任何势力和影响。当1920年12月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后，这个组织更是一度失去了经费来源关于这种情况的记叙，分别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一大”前后》（二），第383页；《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直到共产国际派遣的正式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来到上海后，中共才又开始恢复了活力。

如前所述，马林在荷属印度有过实际工作经验，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甚至还撰文和在讨论中陈述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中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与重要性问题。共产国际选中他来中国工作，表明了它对马林经验的重视。但很奇怪的是，马林来华后没有马上向陈独秀等人转达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精神，结果在他来华后一个月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及其他文件，丝毫没有反映共产国际二大新的政策精神。中共一大的党纲竟然完全没有顾及中国的现实，仅仅是口号似的写上了几条干巴巴的革命原则，空谈什么“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页。之类的斗争目标，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关。与会者甚至在决议中宣称：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将“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8页。。这些无疑都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格格不入。

十分明显，设法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一种高度统一、纯而又纯的基础上的努力，一开始就是俄共远东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也是在俄共远东组织和1921年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预先确定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策略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负责处理苏俄远东事务的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人，对于在中国寻求同盟者的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帮助中国人组织共产党。从远东共和国派来与北京政府谈判的优林使团开始，几乎所有苏俄来华人员都负有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倾向和政治作用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初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认识和分析各不相同，其政策也不时地受到苏俄外交工作和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这时，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唯一一致的观点就是：苏俄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其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在这方面，那个纯粹由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明显地不被重视。

在1920年7月直皖大战爆发以前，苏俄内部对华策略没有太多选择。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由亲日的皖系把持，苏俄在倾向上自然是同情当时中国南方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至直皖大战结束，亲英、美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鉴于直系军阀吴佩孚赞同与苏俄改善关系，苏俄即迅速开始对吴佩孚表示好感，试图推动吴采取亲俄反日的政策。参见《民国日报》，1920年8月11日；(苏)《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同时，苏俄对孙中山在陈炯明帮助下回到广州，准备北伐，颇感不悦，而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十分重视。可是，1921年6月，苏俄公开照会北京政府出兵蒙古，并无视中国方面抗议于7月攻占库伦后，苏俄与北京政府关系一度转恶，苏报又开始抨击吴佩孚的摇摆政策而对孙中山表示好感。见(苏)《消息报》，1921年11月16日。而这种情况随着直系与亲日的奉系矛盾加剧又再度改变，因为孙中山试图联奉倒直，敌视亲日的奉系的苏俄，又转而再度开始同情吴佩孚了。

不难看出，苏俄对华政策的不断改变，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政策的需要牵制的。苏俄急于想要解除日本对苏俄远东地区的压迫与威胁，以至于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千方百计试图利用中国反日的实力派领袖，并与之结盟，至于这些中国军阀或政治家的政治色彩反在其次。苏俄亲吴疏孙，很大程度上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对日态度和实力大小。由于孙中山总是奉行违拗其心愿的政策，且实力不足，故苏俄虽仍旧与孙保持联络，并肯定其政治倾向，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不能不对吴佩孚寄予希望。

当然，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俄国共产党人，也不会过分迷信其外交策略的功用。特别是面对多变的中国政局和吴佩孚对苏并无太多好感的情况，熟悉民众鼓动工作，并且有着成功经验的俄国共产党人自然会双管齐下。这也就是他们一面派出外交使团游说北京政府，一面却又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广泛宣传俄国革命，并宣示苏俄友好政策的原因所在。很显然，他们力图通过在中国激进党派和劳动群众中开展工作，推动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并鼓动中国知识界对政府施压，改变敌视苏俄的政策。因此，依据共产国际二大的相关决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他们便和共产国际一起开始着手召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对外又称为“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试图以此来推动远东各国的反帝特别是反日运动的兴起。

远东大会推动反帝，毛泽东认定：“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正在共产国际积极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之际，1921年夏传来美国准备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在华盛顿召集国际会议的消息。美、日、英、法重新坐在一起讨论远东问题，这使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深感其在远东离间和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策略遭受挫折，因而极度担心帝国主义各国会重新勾结起来反对和干涉苏俄。

为了同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原定于苏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大会，1922年1月被移到苏俄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了。在开会之前，几乎各个与会代表团都在主办方的授意下，发表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公开声明。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开会伊始，就把会议引向了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俄和掀起苏维埃革命的方向。他宣称：战后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亚洲和远东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点”，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它们在远东的竞争，“当今最强大的政府，四个最暴虐、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府，即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缔结了一个条约”，“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将会成为世界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法（砝）码”，而“真正解决远东问题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败日本资产阶级”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季诺维也夫在第l、2、4次会议上的发言，复印件由已故石克强（舍维廖夫）教授提供。。

显而易见，鼓动远东各国人民掀起反帝特别是反日的群众斗争浪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尽管某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或多或少仍旧抱着世界革命的幻想，一心指望这次会议能够使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加速世界革命的程度。但会议毕竟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把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萨发罗夫在第8、10次会议上的发言。。

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共产国际向各国散发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各种宣传品也没能激起中国人的兴趣。马林在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华盛顿会议“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激起像当年凡尔赛会议所激起的那种政治愤慨……没有直接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普遍性的运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美国推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中心目的，是弥补巴黎和会的不足，并解决各国列强，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问题。它固然同巴黎和会一样，包含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三大强国在这一地区承担明确的和平义务，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国际新秩序，以及抑制日本在中国的单方面扩张行动。在这方面，三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英日同盟、海军军备竞争以及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上。会议成功地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以限制海军军备的《海军条约》规定了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吨位比例和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并以《九国公约》的形式，肯定了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保证在现有条件下不再扩张势力范围或谋取特权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一般说来，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并无助于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毕竟为换回在巴黎和会上失去的信誉和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获得了成功。会议迫使日本不仅在《九国公约》上签字承认反对独占中国和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而且迫使日本同意交还其强行霸占的山东胶州德国租借地及其财产，撤退沿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全部驻军。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方面乘机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主权的诸多要求，大多不了了之。但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声明肯定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独霸中国及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毕竟对面临日本威胁和对巴黎和会怀有痛苦记忆的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不论共产国际多么激烈地批评帝国主义列强虚伪、阴险，主张中国人民应争取彻底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绝大多数中国人显然对此不抱幻想。中国既然仍旧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现状中，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就很难不对某些列强的理智和友好寄予期望。

很少人不知道中国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根本上是自身落后、分裂的结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争取实现统一与和平，进而才有可能发展实业，使国家臻于强盛。但多年来，知识界皓首穷经，献言献策，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以至兵连祸结的局面依然如故。陈独秀等之所以会明知俄国革命的办法可能带来梁启超等人再三警告的“攘夺变乱之患”与血流成河的危险，仍执意前行，根本上就在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惨祸一直在阶级压迫中发生着，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根本就无法避免，与革命不革命无关。蔡和森所谓：一旦资本家的大战再起，“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何况“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将来流血恐怖恐比革命更甚；毛泽东所谓：“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所鱼肉，其何能忍？”讲的都是这样的道理。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49-150、161-162页。

但想要运用俄国革命的方法，根本解决，一劳永逸，彻底是彻底，中国哪来俄国那么多的可以一举夺取政权的有觉悟的革命工人与士兵呢？因此，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成立了，革命的实行办法却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内公开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这时中共成员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那就是：“一切均借俄助”。要在中国开展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14、231页。。

指望俄国干预来推进中国革命，这多半是把革命目标设定在中共一大纲领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那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几乎把除了产业工人以外的社会力量都排除在了革命的力量之外。但是，这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否定了。1922年5月下旬，中共出席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到国内，带来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相关决议，以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一大所规定的革命目标与革命方法。

共产国际：应利用国民党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肯定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6月。

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方案。会议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的提法，认为中国已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但世界的帝国主义为了各自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竞相扶助封建军阀，阻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不与封建军阀作斗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当然，决议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也特别强调：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并不因此获得解放，且资产阶级一旦革命成功，必定会迅速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故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就应当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并准备对付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养成真正实力，一方面“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像俄国一样，会“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指像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可能会先来一个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几个月后即成就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1-63、64-66、114-115页。。

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一种结果，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理解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的“工农苏维埃”的概念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生了混淆。但是，类似的情况，即因为理论和知识上的欠缺，对俄国革命的主义、经验及其历史一知半解，只是照猫画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囫囵吞枣的情况，这种时候其实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像中共二大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承诺“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全部都是照搬共产国际二大、三大所提出的理由。即是说，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920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9-60、67-68页。。

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的，还有中共二大及其之后对蒙古等边疆民族问题的看法与变化的情况。在中共二大的各种决议中，他们已经明显地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念，试图以此来解决诸如蒙古等边疆民族的归属问题。他们解释自己赞同边疆民族应当实行民族自决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因此，为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我们应“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2、111页。

但是，用这种态度来谈论事实上一年前就在苏军的扶持下再度宣告独立的外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省均一度宣告独立，蒙古地区240旗中位于外蒙古地区的108旗也乘机宣告独立，实际上成为沙俄的保护国。后经北京政府与沙俄政府反复交涉，沙俄作出让步，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实行自治。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一度以武力逼迫外蒙古取消了自治。但北京政府的军队很快又被退入外蒙古的沙俄恩琴反布尔什维克武装赶出外蒙古首府库伦。随后，受到苏俄援助的乔巴山等成立了蒙古人民党，并组成军队将北京政府的军队赶出了外蒙古。人民党随后又邀请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驱逐了恩琴武装，夺取了库伦。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宣告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再次宣布独立，并建立了蒙古国。，明显地不符合苏俄方面的愿望。因此，不过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之际，再度发表言论，一改此前的说法，主张外蒙古独立了。他写道：“在国内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22页。

很难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民族主义心理。中共二大召开于蒙古国宣告成立整整一年后，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之反响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心知肚明。他们并没有马上对苏俄的做法随声附和，仍旧抱期望于在高度自治基础上使外蒙古回归中华联邦，可见内心中仍存相当幻想。但是，第一，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之一，承诺遵守共产国际“铁的纪律”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必须与苏俄严格保持一致，在民族政策上亦无选择余地。第二，身为共产党人，追求自身的民族解放，按照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上也应当赞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谋求自身的解放，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共产党人中所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据陈独秀报告称，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2年8月18日。。但是，只能秘密活动，人数不足200人的组织状况，不可避免地严重局限着陈独秀等人的想象力。一方面，中共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明确提出应当联合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另一方面，陈独秀亦深知孙中山的国民党根本不可能与中共小组织成立“联合战线”，故要指望国民党能按照共产党人的愿望，“觉悟改造”并“和我们携手”，“希望很少”《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2年6月30日，见人民出版社编：《“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实际上，许多俄共领导人原本就没有对像中国这种新近建立起来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寄予多少期望。1921年至1922年，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报告都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报告人都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国民党，而不会是共产党。不仅国民党10多万党员与共产党不足200名党员的强烈对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国民党与“只占中国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的产业工人之间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也出乎他们的意料，并使他们十分兴奋。他们因而相信：在中国，“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像国民党那样，“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都深受爱戴”参见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5页。。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几乎谈不上工人运动，也谈不到什么工业”参见（俄）《真理报》1922年7月30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无产阶级运动明显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共产国际只能依照列宁的提纲，去支持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时注意保护那个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党。

党内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监督、改造，并争取取而代之

不过，即使由共产国际出面来与国民党结盟，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以中国当然领袖自居的孙中山，只愿意和苏俄政府谈合作。而且，他对苏俄抱以好感，同时也求助于任何一个愿意给他提供帮助的列强。因此，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常常被其政治衰荣的环境所左右。下台时往往急于与苏俄建立联系，上台后则惧于列强干涉，总是有意与苏俄保持适当距离。孙中山1920年寓居上海时，对来访的波波夫及维经斯基均表示急于想与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但在1921年底1922年初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见到马林时，却拒绝了马林提出的联俄办法，称由于英国等关系，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参见《真理报》1925年3月14日；《革命文献》第九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编印，第1410-1411页。加上孙中山政治地位不稳固，国民党又组织涣散，难以在政治上形成大气候，俄共和共产国际仅靠外力不仅不能左右其政治倾向，而且难以使其组织成为一种统一而强固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作用因此被发现了。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期间，列宁率先考虑到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其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了。鉴于孙中山不可能把这个小组织放在眼里，他提出，可以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让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来实现推动国民党革命化的目的。马林提出的这种所谓“党内合作”的办法因为贬低了中共的地位，一经提出就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激烈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去函，明确地提出了六条“反对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义不相容，国民党形象太差，其内部矛盾甚多且“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32页。但是，对于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攻心之策。因为，如果真能实现“党内合作”，就显然要比共产党站在党外对国民党指手画脚，更有利于影响国民党的政治方向。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22年8月和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共合作问题发出的具体指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都特别强调了通过党内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意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77页。但这显然还只是下一步的革命目标，当务之急是要利用这种合作形式，使共产党人能够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各种政策，包括独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和宣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

共产国际这时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它虽然也提醒中共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并希望中共能够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得到顺利发展，但它十分强硬地要求中共必须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使国民党能够切实联合苏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77页。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其实指的就是张作霖，因为孙中山从1921年底开始，就与得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公开合作反对吴佩孚。而苏俄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担心的也就是中国亲日势力上台并勾结日本反对苏俄。尽管列宁的外交策略承认适当妥协的必要性，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信任，他们绝对不能听任孙中山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日妥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策略的极大矛盾性，即既要求中共贯彻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方针，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又坚持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组织和宣传反帝主张，坚决引导国民党站到拥护苏俄的阵线上来，反对国民党与敌视苏俄的军阀进行勾结。

要让弱小的中共去推动和引导历来主张对列强适当进行妥协的国民党走上彻底反帝的革命道路，也只能采取这种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了。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只能指望由国民党来掀起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通过站在国民党之外摇旗呐喊来影响其政策的。客观上，除了进入其内部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办法来有效地和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然而，把党内合作的形式当成是促使对方向有利于己方转化的一种方式，这无疑使合作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异化。事实上，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

因此，它不仅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而且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组成从属自己的团体”，进而“组成核心”，为国民党必然的分裂作好准备。它甚至明确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456-457页。。

不难了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督促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中，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要求前者必须担当起监督和指导后者，最终取代后者的角色。当然，在1923年上半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多半还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真正构成了这种可能性的条件的，还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关系的发展。

必须指出，孙中山并非相信这种政变可使其革命主张得以实现，他深知北京政权“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革命必不可“以时变而稍缓进行”，革命之胜利终“须靠兵力而定”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3、265页。。但是，基于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理解，特别是镇压商团叛乱的实践，孙中山深感“努力宣传，扩张党势”，以补国民党力量不足之必要。而所谓宣传，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以反帝的民族主义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

孙中山这时非常重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他开始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把中国的落后、黑暗和反革命势力猖獗等种种罪恶，统统归因于帝国主义。他断言：中国“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由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不在内政问题，而在外交问题”，说中国要想推倒军阀，实现统一与独立，必须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上，第76、321、361页。为此，他高度重视反帝宣传，说要“直到农村最后一个农民和最后一名人力车工人都能懂得：洋人是敌人，我们应当摆脱他们”。以此来“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把所有帝国主义者从我国赶出去”，废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人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见《孙逸仙致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国民党党部信》，1924年，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321、361页。他甚至扬言，对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如果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能够联合起来，用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 一定有胜无败的”！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361、408页。

自商团事件以来，孙中山开始到处宣传反帝。从广州到上海，到日本，到天津，他在北上的过程中，几乎一路把号召人民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对外宣传的唯一话题。毫无疑问，激烈反帝的孙中山注定会更加坚定以俄国革命为榜样的态度。他这时就明确表示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同上，第337、361、408页。但是，孙中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一个鲍罗廷他们所期望的反帝革命的斗士了呢？未必。一方面，他深知：“欲排除外力，仅中国一国国民之力现尚有所不能。”同上，第76、321、361页。因而，他依旧相信必须联合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共同努力。这种心情在他在日本的讲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信念，再三强调只要日本站到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一边，做“东方王道的干城”，这场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孙中山其实很清楚反帝宣传和现实外交之间的区别所在。因此，他在私下里明确告诉他的日本友人说：取消租界和不平等条约主要还只是一种宣传口号，不如此就不能把国民党有效地联合起来。但他还没有准备把这种宣传变成行动，他知道那样做还不现实。R Macleay to Austen Chamberlain，December 29，1924，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BFOC)，no 12881，1925，pp 73-75，F 592/194/10

无论孙中山激进的反帝表现具有怎样的复杂的背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国民党绝大多数领导人既不会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也不相信必须要把反帝工作放到国民党的头等工作上来。孙中山说的是一回事，国民党多数领导人内心想的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对孙中山这时所主张的“以俄为师”，孙中山向所倚重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就与孙貌合神离。孙甚至说：“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对二人一度颇有成见。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这时虽对孙中山的这一主张表面赞同，与苏联顾问也走得最近，内心却也不无疑惧。他在1924年3月24日给廖仲恺的信中就曾讲过这样的话，即：对联俄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可惜“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1276-1277页。

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在联俄反帝问题上，已日渐与孙中山产生隔膜。他们多半并非缺少民族自尊感，但他们或者出于策略考虑反对过多地与列强为敌，或者对目前这种依靠外力排除外力的做法感到怀疑。蒋介石的情绪尤其能反映出国民党内存在着一种对苏联影响渗透国民党机体的强烈反感，以及对苏联政治意图的深刻怀疑。对于众多长期受到英、美或日本影响的国民党精英来说，他们对俄国人的不信任可以说根深蒂固。在这方面，不仅政治的，而且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就这一点而言，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失败者。对于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联系远较与东方苏联社会主义的联系多得多的国民党来说，苏联人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这不仅在于，国民党并不就是孙中山；而且在于，受外力影响的孙中山乃至国民党在某一方面的暂时激进，也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国民党自身的性质。相反，苏联渗透和推动的力量越大，国民党内的反作用力及其抗体就会越强，其结果当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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