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听信谗言，斯大林态度改变 刚正不阿，毛泽东破浪向前

斯大林看了柯瓦廖夫的报告后态度改查。毛泽东发脾气说：“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

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毛泽东则按他原定的计划，继续留在莫斯科访问、参观、休息、游览。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对于考察、了解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趣更浓。早在1920 年的二三月间、他就曾和李大钊等商量，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到俄国这个“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访问、参观，并写信告诉同学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0 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使毛泽东不是以一个“游俄队”的成员，而是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怎能不抓紧考察参观呢！因此，当他和斯大林初次会晤，斯大林问他有何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70 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现在，祝寿结束了，毛泽东便抓紧考察、访问，了解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了几十部苏联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给毛泽东放映。其中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

斯大林闻讯后十分赞赏。他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量简捷的办法。”①

12 月23 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二或二十四日谈一次。”②

这时候，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1949 年12 月24 日，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铁路专家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③。这说明高岗从那时候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并且“里通外国”，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篡党夺权。这份报告，对中共中央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共中央、中苏关系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坏的作用。

柯瓦廖夫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斯大林说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 年春米高扬访华走后，柯瓦廖夫成了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入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3 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后，柯瓦廖夫从东北来到北平，也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曾使用阿洛夫使用过的苏联军部的电台，陆续向苏联报告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几天后，柯瓦廖夫又把苏联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针对斯大林害怕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引起美军大批入侵、美苏交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美军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虚张声势，叫得很凶，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着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交谈中，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而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还多次和他见面、谈话，介绍、解释当时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其用意虽没明说，实际上是希望柯瓦廖夫能向斯大林及苏共领导正确地反映情况，如实地介绍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柯瓦瘳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特别向他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及前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任务；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收兵。他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们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得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两条。

毛泽东还关心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谁料，这一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苏，不仅向斯大林作了不真实的口头汇报，而且无端造谣，给斯大林写了那份挑拨离间的书面报告。斯大林看了信以为真，不仅将《报告》让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传阅，而且疑心加重，“一连几天都不去看”毛泽东。由于斯大林的态度变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因此，毛泽东闭门不出，不大高兴。

有一次，柯瓦廖夫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毛泽东，询问毛泽东身体怎样？生活习惯否？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毛泽东正在火头上，当即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④

柯瓦廖夫十分紧张，站得笔直，低着脑袋，头也不敢抬！只是嗫嚅地说：“斯大林同志要我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事要办..”

不等柯瓦廖夫把话说完，毛泽东又接过活茬，说：“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④

柯瓦廖夫等战战兢兢地走了。毛泽东对师哲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教训一番！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师哲解释说：“柯瓦廖夫只是个副部长，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和处分的！”毛泽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西方的资产阶级宣传机关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就疑惧，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见这一段时间，报刊上对毛泽东的行止报道较少，他们便大造谣言、挑拨离间。

英国的一家报纸竟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消息不胫而走，谣言到处流传。苏联的领导人都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看一

看？毛泽东理解这是他们为了发表消息，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泽东当即表示，愿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问：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他来干什么？毛泽东听了不大高兴，认为斯大林对他不够诚恳。由于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找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希望他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意见和要求。王稼祥过去曾和斯大林接触过几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见此情景，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又去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时候，毛泽东的脾气发过了，火气也消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弄来就是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新中国驻苏大使的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毛主席到莫斯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苏联方面反应很快，次日即作出答复，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并主动地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对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主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上了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时刻关注着中国革命，热情帮助中国革命。然而，在本世纪上半叶，要帮助中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碰到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偏差，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斯大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特别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下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作了错误的估计。

1925 年5 月18 日，斯大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斯大林断言：“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辽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⑤

同年，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人帝国主义那边去的。”⑥

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不是完全相反吗？

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40 天，1925 年12 月1 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 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问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青”，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人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⑦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莫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直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的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作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公开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己成定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的、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 年2 月10 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已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⑨

斯大林有点苦恼：大国主义的倾向加粗暴，曾使他火冒三丈，陷入被动；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又使他冷静下来，尊重毛泽东。

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毛泽东那不卑不亢的态度和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又引起了斯大林的深思。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和美好制度。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一个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坚信不疑，再三鼓吹，然而，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旧世界的牢固基础不仅显露出来，而且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的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各国政权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评论家和敌对势力以谴责“莫斯科之手”为借口，攻击世界共运。

斯大林对此十分苦恼。他深怕这会断送苏联和世界共运的前途。因此，他经过长期的思考，选择了一个有利的时机——1943 年春天，当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苏联的胜利告终，美国、英国对此作出积极评价，可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关键时刻，宣布解散了存在了24 年之久的共产国际。

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冷战”之风愈刮愈烈。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也是不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议，1947 年9 月22 日至27 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苏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1、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2、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

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⑩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做“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而他们哪里会料到，这一新组织会在1949 年11 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即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代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然而，过了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几年，就由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砍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直坚持他的这些错误。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1945 年4 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议，决定把能够装备12 个步兵师、2 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看来，友好关系在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商量，结果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斯大林以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友中发号施令。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1948 年2 月10 日在莫斯科举行，三十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

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遇到了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

斯大林火冒三丈！当他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爆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你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11)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12)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起来：“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弗奴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权力是能够腐蚀人的。个人专权使斯大林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贴贴，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5 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25 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掩盖了理智。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的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1948 年6 月15 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亲自作了几处修改。日丹诺夫在报告的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过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去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1949 年11 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苏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胜利和成功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失败和挫折却是人们英明的教师。在对待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上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如今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显然谨慎了，聪明了。他知道，用那种傲慢自负、颐指气使的态度和大国主义的压力，连欧洲的一个小国也不能压服，如今，怎么能使亚洲的大国大党屈服呢？！他心里更明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领袖和革命党，他们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所向披靡，把那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赶出了大陆，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怎么会在压力下屈服呢？！所以，虽然时间过了还不到半年，斯大林在对待铁托的不同意见和对待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采取了友好、尊重、平等协商、耐心等待的态度，甚至采取了把部下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的特殊办法，“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情”。(13)

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说，“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斯大林表示愿意出面出力。”毛泽东没有提任何要求，却谈起了中国革命史..那是个多雪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瞧，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

几辆卧车来到别墅的厅前。

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

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然后陪同莫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局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听着，起先还点头称是，渐渐地就流露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在打了两个呵欠之后，他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坦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

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14)

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毛泽东谈得很精彩，谈的时间也长。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远隔万里，互不认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们不约而同，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毛泽东力促国共合作，斯大林帮助中国革命，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莫洛托夫对这些表示淡漠，不感兴趣。听完了毛泽东谈中国革命之后，他未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表示，他将很快向斯大林汇报。

毛泽东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失望。他知道斯大林统观全局，重视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他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只要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及时转告，斯大林是会感兴趣的。至于斯大林现在不同意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也许是他心有猜疑，缺乏诚意；也许是一时疏忽，没有意识到搞那样一个东西的重要意义。不过，他相信斯大林是会意识到的。他记得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不仅几次请他谈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他谈到中国革命时，斯大林都凝神静听，全神贯注，从来不打断毛泽东的话。他相信，真正关心中国人民命运和世界共运前途的斯大林，是会表现出诚意，主动想办法的。

注释：

①师哲著：《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人物》杂志1988 年第5 期第14 页。②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 月版第40 页。④《新中国外交风云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5 月版第11 页。⑤《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23—124 页。⑥见1925 年10 月20 日广州《国民日报》。⑦《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 页。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3 页。⑨见《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 年7 月版第130 页。⑩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1 全宗、第5 目录、第54 卷宗第14—15 页。(11)(12)密·德热拉斯著：《同斯大林会谈》，1962 年纽约版169—176 页。(1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年5 月版第369—380 页。(14)参阅〔苏〕莫洛托夫《忆旧》，载1992 年7 月20 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