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智退强敌，毛泽东巧唱《空城计》 探真究底，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突袭西柏坡，轰炸石家庄，要“活捉毛泽东”。“一举震动国内外”。

蒋介石，是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和劲敌。

历史把他们推上了各自代表的势力的峰顶浪尖，因而，他们50 多年的生死较量既是两个阶级、两种主义之争，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激烈、最曲折也是最悲壮的一页。

蒋介石心黑手毒，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几乎降服了中国所有的新老军阀，战胜了他所有的敌手，唯一输给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乎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现在，1948 年的秋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东北地区又展开了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

林彪、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包围了锦州，扼住了国民党东北军队的咽喉。蒋介石闻报大惊，坐卧不安，立刻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他于9 月30 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令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训话时，蒋介石靠美国给部下打气，他说他“预料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①。10 月2 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对师以上军官讲话，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②10 月3 日，他对辽西作战方案作了部署，下达了作战命令，下午飞返北平。5 日飞往天津，视察塘沽新港；6 日乘军舰到葫芦岛给将领们训话，要各将士有“杀身成仁的决心”。7 日在重庆号军舰上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下午回到北平。8 日，因接到宋美龄来信，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又飞到上海去救大外甥。气得傅作义将军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③

蒋介石回到南京，屁股还没坐稳，锦州告急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如若锦州夫守，他在东北的40 多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10 月15 日，蒋介石又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指挥督战。他下机伊始，马不停蹄，当即派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又双管齐下，派飞机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实围，定以军法从事”。

然而，螳臂挡车谈何易！毛泽东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战无不胜，攻无下克。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 月17 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二万六千人起义，投向了解放军一边。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五内如焚。旋即于10 月18 日再次飞抵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开会，令他们重整旗鼓，收复锦州。将领们都说力不从心，无法实现。气得蒋介石头昏眼花，双眼发红，从沙发上霍地站起，拍着桌子，将卫立煌大骂了一顿，然后举起拳头，仰于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推进到锦州后不再向前推进；马歇尔为了美国的利益，与苏联抗争，一定要我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我现在连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④

10 月19 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见大势已去，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到此时，整个东北，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孤悬关外”。

蒋介石面对此情，心如刀绞。他从10 月19 日到30 日，一直坐镇北平，绞尽脑汁，指挥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垂死挣扎。

一天，一个特务头子跑来报告：“蒋主席，我们找到毛泽东的住处了！”

蒋介石喜出望外，迎上前去：“毛泽东？”

“毛泽东！”

“找到了他的住处？”

“不但是他的住处，还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什么地方？”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好啊！”蒋介石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在这兵败无路、民怨沸腾、将不服管、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如果真能抓住毛泽东和中共的首脑机关，无异于上帝显圣，天降神兵！这不仅将使我蒋介石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而且会使我在美国人、英国人的面前大大露脸，身价倍增，成为真正的大国领袖！于是，蒋介石当即要来军用地图，找到了西柏坡，详细地问明了附近的地形、兵力、民情..

当时，毛泽东部署的辽沈战役已经接近胜利，策划的淮海战役正在调兵遣将。而斯大林准备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打算让米高扬的飞机到石家庄机场降落。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几乎把所有兵力都调上前线，去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则几乎没有多少兵力，比较空虚。

蒋介石闻得此情，喜形于色，立即召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等将领来，亲自部署“活捉毛泽东”的重大军事行动。他命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活捉毛泽东，全俘中共首脑机关人员，同时轰炸石门（今石家庄市），一举震动国内外”。

傅作义等将领得令，大受鼓舞，立即分头行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面对险情不慌乱，潇洒地唱起了《空城计》，并给新华社写新闻消息：《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

为了挽救危局，蒋介石机关算尽太聪明，然而，国民党的将领们刚一行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并立即把情报发往华北城工部，转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有点紧张：敌人如果突然袭来，不仅平山县西柏坡，就连石家庄一带也是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何应敌？过去看《三国演义》，知道诸葛亮用过空城计，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吓退了司马懿父子的大军。那是在古代，通讯落后，交通不便，再加上司马懿为人多疑，才使诸葛亮脱险。可如今，蒋介石心黑手毒，坐镇北平，海陆空军并用，电讯设备齐全，傅作义的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平山县，这该怎么应敌呢？思虑再三，毛泽东首先让师哲拟文以电讯告诉苏联，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间暂缓；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商定：中直各机关立即作好转移准备，要做到一声令下，随时能搬迁和疏散；命令东北野战军攻下沈阳后，由刘亚楼率领火速南下入关，进逼、包围天津，威胁北平。⑤

应急措施虽然英明，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如果蒋介石、傅作义孤注一掷，当即率精锐部队突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正在沈阳攻城的东北野战军怎么能救西柏坡之危呢？！

在这危急时刻，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不但镇静自若，而且悠闲潇洒地给新华社写起了新闻消息。那新闻开门见山，直劈要害，标题竟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10 月25 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新闻，引起了国共双方的严重关注。蒋介石拍案怒吼：“是谁走漏了消息？！”傅作义紧锁双眉：“共军既已知底，突袭会遭伏击！”西柏坡和石家庄一带的革命军民则袜马厉兵，加强战备。10 月27 日，新华社又发布了毛泽东写的一条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蒋介石、傅作义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原听说冀中空虚，扑上去就能升官发财，士气辽高；可如今听了这两条消息，知道冀中军民有了准备，又听说锦州、长春、沈阳的数十万国军死的死，降的降，眼看全部完蛋，谁还愿再去冒险为蒋介石卖命？部队拖拖拉拉，一时难以行动了。

这时候，毛泽东在西相坡，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调，唱起了一段京剧《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忽听得城外乱纷纷。

施旗招展空翻影，

原来是司马父子发来的兵。

既领兵就该把城进，

却怎么在城外扎大营..⑥

1948 年10 月31 日，新华社又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元事可做，昨业己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愉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⑦

评论广播后，傅作义那偷袭石家庄的精锐部队，一枪未放，便惊慌地撤回了北平。

蒋介石责怪傅作义军临战不力，行动迟缓，而傅作义不服。蒋介石派人再探，发现刘亚楼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在11 月2 日攻克沈阳后己先行入关，进逼华北，包围天津，威胁北平。蒋介石闻讯捶胸顿足，又吐鲜血；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收兵，连驻守保定的兵力也收回北平。

这时候，毛泽东指挥的东北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此役从1948 年9月12 日至11 月2 日，历时52 天，歼敌47 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一次大决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次大较量，也是斯大林要等着看的一个焦点。

辽沈战役的胜利，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蒋介石气急败坏，两次吐血。美国、英国也都很重视这个焦点。美国《纽约时报》写道：“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从现在看来，中国如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这和斯大林当初强调的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是背道而驰，方向相反的。

1948 年年底，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⑩

毛泽东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那么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一连谈了三天，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打算..

1949 年1 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保定的敌人，北平和平谈判胜券在握，西柏坡的安全万无一失。这时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 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扬抵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大，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汉学家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和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

米高扬做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31 日13 时许，米高扬一行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到大门口迎接，引他到会议室，并把他介绍给了其他四位书记。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个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整天，其他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悦：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整天，即2 月1 日、2 日、3 日。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下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吉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 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下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瞳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即是军队问题。

接着，他谈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的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帐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惜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s6 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毛泽东特别谈了独立自主和真假朋友问题，米高扬听了忐忑不安。米高扬摆闰气要吃活鱼。后来，毛泽东下令：“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 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侧，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再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毛泽东生活俭仆、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抖阔气、摆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园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井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抖阔气、摆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陀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

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客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挟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入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同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 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嘱：“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后来，在与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 月7 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参阅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年6 月版第511—513页。⑤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69页。⑥⑦参阅董志英：《毛泽东轶事》第114页；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72—173页。⑧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