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挑拨离间，艾奇逊无端造谣言 辟谣差异，斯大林惹恼毛泽东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讲，大造谣言：“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斯大林毛泽东共议驳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严重不安。特别是1950 年1 月2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更使一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他们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日趋强大；如今又和五亿人口的新中国携手结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不仅使一向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不能为所欲为，推行强权政治，而且会使亚、非、拉美等各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迅速觉醒，群起抗争，这将敲响帝国主义者的丧钟。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0 年1 月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政策》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他企图以谣言作武器，在中苏正在商谈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关键时刻，挑拨离间，破坏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
艾奇逊的讲演很长，谎言很多。为了骗人，他首先用谎言掩盖历史，用谎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朋友”，然后，大造谣言，挑拨离间。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作，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①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首先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和警惕。他派英洛托夫等人与毛泽东商议对策。1 月17 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来看望毛泽东，谈起了新中国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说：我们这个国家，过去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打扫一番，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们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作点清理工作，像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别的客人还得等等。我们知道，有些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采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想进来抓几把，甚至想把水搅浑，浑水摸鱼。我们就得警惕，不忙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作法十分正确。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中国，对新中国就不得不刮目相看，说罢，他取出一份美国国务卿1 月12日的讲话材料，交给毛泽东，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毛泽东看了看艾奇逊的演说稿，表示义愤，当场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建议。送走客人之后，他就考虑如何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撰写文章。
1 月19 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明扼要，犀利泼辣，有理有据，直劈要害，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和离间阴谋。为了在约定的21 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叫有关部门按时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评论员发表文章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月21 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冒充为中国的保护人。关于苏联及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说了许多荒谬的言论，他显然忘记了还有完全驳倒他的事实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的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
②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谣言，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③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再加上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的《声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互打嘴巴》，犹如一排排炮弹，一把把利剑，飞向华盛顿，驳得艾奇逊原形毕露，谎言揭穿，狠狈不堪。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电台，都纷纷发表电讯、评论，斥责艾奇逊大白天说梦活，无端造谣。有的还转载、摘发了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说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
斯大林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毛泽东被激怒了..宴会，舞会，不欢而散。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件事。过了几天，斯大林邀集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特别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
毛泽东不知什么事，届时应邀前往。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见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态度友好，但却没有往日那种热烈的气氛。
斯大林请客人入座后，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当即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接着间：“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④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⑤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听着莫洛托夫那虽然态度谦和却语气越来越重的谈话，心中不快。他的表情，由微笑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到后来，几乎显得有些温怒了。
斯大林又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⑥
说到这里，斯大林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脸上露出温怒的表情，正在气呼呼的抽烟，大口大口地抽烟，也怕惹恼了这位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笑了笑，用更亲切、更友好的态度说：“毛泽东同志，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只是大口大口的吸烟，一言不发。他的态度严肃而矜持。尽管斯大林在笑着，谈着，劝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但毛泽东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情面也不给，一个字也不吐。
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说中国这样做，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批驳，效果也是很好的。1949 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毛泽东写的评论：《为什么要讨论自皮书？》也只用了“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为什么批驳艾奇逊的谣言，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呢？！
斯大林听着摇了摇头。
周恩来见解释无效，又见毛泽东态度依旧，毫不退让；他也表现得严肃认真，十分矜持。
毛泽东坐在一边，不反驳，也不解释。抽完了一支烟，又取出一支来，划火点燃，吸着沉思。他知道，莫洛托夫的发言，肯定是斯大林授意的，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讲出来，要中国党从此就范，当面认错，一切按斯大林的意思办事，“不再超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采纳苏联的建议，答应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我们不是已经按时发表了吗？并且辽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也发表了声明。至于是用新闻署署长的名义，还是用别的什么名义？难道都得按你苏联的模式来办、不能有任何变通吗？联系到1946 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应该自主的，可是，斯大林和苏共乃至苏联政府，往往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不虚心听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怎么能行呢？
毛泽东深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团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艾奇逊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抓住了苏共、苏联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或失误，大作文章，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此，作为苏共、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应该一方面组织力量，批驳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分清敌我；一方面检查、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可是，现在不但不是这样，在我们积极协同苏共批驳艾奇逊的无耻谰言之后，你们不但没有认真克服自己的老大自居、大国自居，甚至有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缺点、错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就这样无理指责，无端责难，这是平等的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吗，这是尊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主权吗？！毛泽东越想越深入，越想越生气。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因而，不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怎么说，他都硬着头皮顶着，毫不让步。
斯大林见谈话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只好宣布谈话结束，并请毛泽东一行到他的别墅去赴宴。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不欢而散。
聪明过人的斯大林，觉察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特地离开克里姆林宫，陪毛主席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
毛泽东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让他们坐在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主位上，而斯大林和中方翻译师哲则坐在加座上。斯大林的屈尊俯就，殷勤招呼，试图使中国客人高兴。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车上，尽管大家身挨着身，肩靠着肩，离得很近，但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马达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进来。车里的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凝重。
为了打破那沉闷的局面，师哲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斯大林当即回答：“我是说过这话，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师哲的话，也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毛泽东曾经表示要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来作客、赴宴，而且让有关人员准备好了厨帅、用具、佐料，甚至连具有中国风味的烤鸭、火锅、茅台酒等等，都准备好了。在这一僵持、双方沉默、气氛紧张的行车途中，师哲把这个可能缓和气氛，从而导致关系融洽的话题提出来，希望从此打开僵局。机智老练的政治家斯大林，立刻抓住良机，表示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说他不但说过这个话，而且，现在也有这样做的愿望。就是说，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我斯大林并不介意，还愿意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作客赴宴。
然而，火气未消的毛泽东仍不买帐！
斯大林的话还没有说完，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不大懂得俄语，但他从斯大林和师哲对话的神态、语气中，已经猜出了意思。于是，他绷着脸，立刻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师哲当即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斯大林还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住处去作客。
毛泽东断然地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不懂中文的斯大林，好像也听懂了毛泽东和师哲谈话的意思，急问师哲：“他说什么？”
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师哲，当时不好回答。他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必然会加深矛盾，引起冲突；不说吧，两个人都在当面，耳濡目染，不好掩饰。急中生智，师哲告诉斯大林：“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
斯大林不知底里，不便再问。
沉默，沉默，还是沉默。
无声的沉默，有时比争吵还强烈。
沉默的汽车在前进。
沉默的车里，气氛沉重，马达哼鸣，沉重的像灌了铅。
一分钟，两分钟..汽车奔驰了30 分钟，似乎长达了3 小时。
汽车离别墅只有几里路了。斯大林亲自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打开大门，迎接客人。
斯大林的专车跑得很快。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进入别墅客厅时，后边的服务人员还未来。斯大林微笑着，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招乎毛泽东、周恩来就座。过了半个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维辛斯基、罗申等人都赶来了。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聚餐、联欢、助兴的，个个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并不知道前边那一幕不大愉快的事。
晚宴开始了。餐桌上酒菜丰盛，杯盏交替，主人十分热情。
毛泽东余怒未息，情绪不悦，他坐在餐桌旁，仍然沉默，一言不发。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宴会上的人们。晚宴上笼罩着冷清、无聊的气氛。尽管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设法使气氛欢快，然而，均未成功。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去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和毛泽东不悦的原因，只是跟着斯大林张罗。
为了打破沉闷的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然后，又动员大家跳舞。
音乐是优美动听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全都响应斯大林的号召，离座起舞，并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跳交谊舞。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国客人，都只坐在一旁观看，不肯跳舞。后来，热情的主人硬把周恩来和师哲托进舞场。毛泽东还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尽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三四个人轮番地拉毛主席跳舞，毛泽东都摇摇头，不肯跳舞。这期间，为了礼貌待人，他的脸上虽然有时也露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但整个来说，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的不悦情绪，和宴会、舞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并且不断扩大，渐渐地感染了人们，使宴会和舞会笼罩上下快之感，最后竟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愧为机智、灵活、颇有气魄的外交大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意见不合、一时僵持的宴会上，周恩来虽然有说有笑，也吃也喝，甚至当主人邀请他唱歌跳舞时，他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一举动，每一个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绪；并且总是和毛泽东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在那气氛紧张的宴会上，周恩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他见一时气氛紧张，就想方设法调节气氛，引开话题，转移视线，使人们在自然的谈笑中，造成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环境，比较融洽、和谐的氛围。他的言行自然而得体，理智而高雅，既尊重自己的领袖，维护民族的尊严，又表现出个人的立场、意志、见解、风格，显得高雅大方，机智多谋，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又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容易使争执的双方接受。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性格倔犟、意志坚强、从不轻易妥协的人。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矛盾纠葛、性格冲突中，调节、缓和是不容易的。周恩来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不如人愿，收效不大。苏联的有些领导人曾说：“周恩来真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处事有方，机智灵活，把最复杂难办的事情，往往举重若轻，在谈笑中轻而易举地办成了。”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但他不肯亦步亦趋，决心“走自己的路”。
夜深了。毛泽东一行才回到住地。
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躺在床上，闭着双眼，怎么也不能入睡。斯大林的神态，莫洛托夫的声音，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响在他的耳边，引起他的深思。是我们错了吗？1949 年，美国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我们仅仅以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加以驳斥。效果不是很好吗？那不但引起了国内人民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快要签订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吃不开了，日子混不下去了，派出艾奇逊这个“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出来发表什么演讲，进行无耻造谣，挑拨离间，我们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严厉的驳斥，这有什么错误呢？何况，我们不仅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驳斥，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530 万人民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进行严厉驳斥。这是我们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力吗？不，不是，决不是。可他们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大作文章呢？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就范，听从苏联的指挥、摆布呢？不，决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决不允许的。
毛泽东心似平原奔马，任意驰骋。他从新闻总署暑长胡乔木的谈话，想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又想到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的声明，考虑《谈话》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那几份《声明》、《谈话》细看，深思其中的内涵和问题。
这几份《谈话》和《声明》，都是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各有各和特点。就胡乔木的《谈话》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得深，批得透。《谈话》一开始就说；艾奇逊在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谈话》引用艾奇逊的一些话后指出：“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背’”。⑦
第二，用事实驳斥谎言，一针见血。对于艾奇逊造谣说：“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谎言，《谈话》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谈话》指出：“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1948 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还有希望和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1949 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 年1 月12 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谈话》接着入木三分地挖苦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办法了。”
⑧在现实方面，《谈话》只举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艾奇逊低演说后的第二天，即1950 年1 月14 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辛辣而雅谑地指出：“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⑨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无官样文章的空话、套话、“外交辞令”，又无脱离实际的阿谀奉承，无端吹捧。《谈话》没有专门谈中苏关系，没有称颂“无私的友人苏联”，没有批驳艾奇逊下述论断：“俄国人在中国北部以及其他那些地区的利益，远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发生的东西，它的存在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中，引用并且驳斥了这段言论。说“艾奇逊的这段言论是这样的荒谬透顶”。“乍一听来，我们还怀疑它的可靠性，以为必定是报纸把国务卿艾奇逊错认为某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了。然而，加以审查之后，原来国务卿艾奇逊竟然的确作了这样虚妄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言论。”
维辛斯基从《声明》中，专门批驳了“所谓‘外蒙古，”问题。而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中，对此事只字未提。既未批驳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真实性”，也没有说“所有这些荒谬言论都是由艾奇逊堆砌起来，在竞赛失败了的时候保持面子的，企图用来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从而把他们自己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苏联。”
这些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疏忽或遗忘，而是严峻的历史，客观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他不肯完全按照斯大林和苏联的调子说后。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而绝不屈服于某种权势或政策。现在，经过一段深入、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更加明白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人之所以抓住胡乔木《谈话》大作文章，共实质仍然是要中
共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事，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按照苏联的调子发声明，那将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不行！绝不能这样干！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种主张和建议，并且用严峻的态度、无声的抗争，顶住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批评、规劝、宴会、舞会，表现了对这种作法的强烈不满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魄力。
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不喜欢那种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颜媚骨，不喜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而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反潮流的大无谓精神，提倡人们作鲁迅那种“硬骨头汉子”，作“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要作那“左右摇摆的小草”。斯大林当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威望很高，才华出众，性格坚强，有点骄傲，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大部有些看不起，而对毛泽东则很尊敬。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不想惹毛泽东，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向毛泽东委婉地谈了些意见，然而，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还是被激怒了，发火了，以至他斯大林急忙亲自请他上车、让坐，急忙设宴请客，急忙组织舞会，缓和气氛，毛泽东还是怒气难消，不给面子，不露笑容。
其实，毛泽东的发火、抗争，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对《谈话》的指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责牵涉到中国党和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而且是因为这种指责触发了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憎恶和深思。
毛泽东深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剥削、压迫。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多少英雄的中国人民，死在了帝国主义者屠刀之下！多少祖国美丽的山河，被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幸喜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宣布废除了帝俄侵略中国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然而十分遗憾！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在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同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对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居然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软硬兼施，利用多种手段，强迫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与国民党代表团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在谈判中，斯大林拿出了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所谓“外蒙独立”的宣言。这些文件，经过一段讨价还价、修改、补充，终于公布了。这些条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怎么看待它？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49 年7 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斯大林当时态度很明朗，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约是平等的，公正的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当然，中国党和政府是通情达理的，是尊重事实而顾全大局的。例如关于所谓“外蒙古”问题，的确，远在1945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睦相处，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作法，还要加以肯定和赞扬吗？
不，毛泽东绝不于这样的事。于是，他硬着头皮顶着，在《谈话》中没有谈这些事。
斯大林见毛泽东如此认真，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只好不了了之，不再重提。
革命的友谊，需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从这件事情上，斯大林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不够了解，而且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够了解。有一次，在闲谈中，斯大林细心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具、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的称谓、含意等等。他仔细地品味着中文中的桌、椅、板凳、日、月、星辰、阴历、阳厉，和一些科学、哲学的概念、判断。感到深刻、准确、形象、有趣。他说：汉语、中文，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美语言相同的语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谈到这里，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吧，要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晤谈了几次之后，对毛泽字的思想、性格、魄力、作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和毛泽东交谈，特别喜欢倾听毛泽东用那生动、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双方商谈中苏条约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很紧张；然而，在那紧张的会谈期间，有一次，会谈正在进行，斯大林却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亲切地请毛泽东说说心里话。
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谈起了自己在中国土地革命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他们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不许我工作..”⑩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了同情而又愧疚的神色。
毛泽东越讲越生气，突然，他站起身来，指着王稼祥，说：“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斯大林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11)
王稼祥坦然地点头说：“对，是的。”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火，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究。我自己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12)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斯大林没有笑。他点起他那特制的烟斗，边抽烟边陷入严肃的深思，通过和毛泽东的全面晤谈，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同志的介绍，他真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把许多事情办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实质，就是“揠苗助长”、“越俎代庖”。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和二亿里大陆的古老大国，博大情深，变幻无穷。而自己对中国的事理，中国的社会，
以至中国的文化、阶级状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调查，就凭着革命热情出主意，想办法，指导革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失！
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啊！
斯大林想到这里，又和毛泽东进入了更深地交谈。
注释：
①②③⑦⑧⑨《新华月很》1950 年2 月号第856 页。④⑤⑥⑩(11)(13)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456 页、4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