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
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
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只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地、笃定地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只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
“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
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地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
“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
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地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
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地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地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地“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
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地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地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地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地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
“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地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地。“琼瑶，”他清楚而有力地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地，“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
“《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地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用人！”
“我……我……”我结舌地说，“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地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地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地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地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
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
“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也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
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版，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