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叉
“庹”这个姓很少见。这个姓南方好像没有,北京却有,而且多半是“梨园行”的,这个字读“妥”。
庹家哥儿仨都是学“场面”(打击乐——戏班里称乐队为“场面”,特指“武场”即打击乐)。老大是打鼓的,兼乐队队长。他是党员。有个特点,是爱“记”,开会,领导讲话,他都拿笔记本不停地记。不知道他记什么。开会,他极少发言,发言也呜哩呜噜,听不明白,不知他说的是什么。除此之外,看不出他与“群众”有何区别。他很注意仪表。他是个高个儿,但是脸色白净。他的背头梳得倍光。穿内联陞的千层底礼服呢圆口鞋,白尼龙丝袜。他爱吃天福的酱肘子卷烙饼。下班时路过天福,总要买一小包酱肘子带回家。这酱肘子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享用,别人谁也别想动。
老二是打大锣的。外号“二喷子”,因为他爱乱“喷”——胡说八道。
老三打小锣。在戏班里,场面上工资(过去叫“开份儿”)最高的是打鼓的。其次是打大锣的。打小锣、铙钹的都最低。打小锣、铙钹的都不甘心,都想往上窜,打鼓。每天到剧团都可听到一些乐队的青年“山后练鞭”——练腕子。大都是用两根鼓箭子打鞋底。有的甚至天一亮就到城墙头上用两根铁筷子打城砖。戏班里常说“若要人前显贵,必要人后受罪”,干梨园行的,要“肚里长牙”。
梨园界的“人际关系”和“外行”(非梨园行)的不同。他们很重视师徒关系。“三节”——年下、端午、中秋,两寿(师傅和师母生日),徒弟必须备几色礼品,到师傅家去贺节行礼。其次是师兄弟,时不常的也要小聚一下。其余的亲友,就是淡淡的了,庹家三兄弟是亲兄弟,但是很少走动,各人顾各人。
庹三儿从小就调皮捣蛋。从科班到搭班做活,不断搞些恶作剧的事。在抄功老师的鼻烟里掺进了胡椒面。在跑宫女的女演员的水衣子里放个臭虫。一个唱二旦的男演员在吃饭,他给他脖子上围了一条蛇。这唱二旦的最怕耗子,见了耗子就连蹦带窜。三儿以为他怕耗子,必然怕蛇。不想这位二旦怕耗子却不怕蛇,他围着这条蛇,若无其事地吃了两碗饭!
“文化大革命”了,三儿快乐极了。“革命群众”斗黑帮,他积极参与。“黑帮”在院里站在板凳上挨斗。党委书记站得太久,尿憋不住了,尿了裤子,一大泡尿顺着裤腿花花地流了下来。斗副团长时,一个姓耿的抄功老师喊:“叫他把帽子摘下来!”三儿上去摘了他的帽子。副团长小时生过瘌痢头,平常都戴着帽子——包括上澡堂洗澡也戴了一个丝织的帽盔。一摘帽子,露出他的花花斑斑的头皮。“革命群众”于是大笑。有外单位来的造反派来串连,问起剧团斗黑帮的情况,三儿接待了他们,详细叙述黑帮挨斗的各种细节。庹三儿口讲指画,眉飞色舞。
造反派想尽办法折腾黑帮。
各单位都给黑帮挂牌子,剧团给黑帮准备的牌子跟别的单位不同:《拿高登》的石锁、诸葛亮抚的瑶琴、《玉堂春》的鱼枷……庹三儿搜集、改装这些牌子非常起劲。
造反派命令黑帮在院里罚跪,给他们剃头——用推子在头上开出一条“马路”。庹三儿喀嚓喀嚓接连推了几个。
造反派给黑帮们“勾上”——画了脸,扮上——戴了一根翎子的“反王盔”,叫他们在院子游街,叫他们“自报家门”。每人发给他们一面锣,敲一声锣,喊一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谁的报名声小,锣敲得不响,庹三儿就给他一刀坯子。
哎呀,“文化大革命”,太来劲了!
庹三儿是个“浆子手”。剧团不知怎么一下子涌现了写大字报的能手,一夜之间能糊满一墙,号称“刀儿笔”(剧团的儿化字特多)。庹三儿“幼而失学”(这是剧团惯用的语言),识字不多,字写得尤其不成样子,当不了刀儿笔,只能在战斗组成了刷大字报的浆子。戏台上有“刽子手”、“牢子手”,庹三儿便被称为“浆子手”。“刀儿笔”写完了大字报,高叫:“嘚浆子手!”庹三儿高声答应:“在——呦!”
战斗间隙,没什么事,庹三在战斗组用旧报纸练字。他练的永远只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写完了,还要自我鉴赏一番。有一次写了一条,觉得“毛主席”的“席”字的一竖写得太长,也写歪了,偏着头端详了一会,用“判仿”的办法,拿起笔来在“席”字的下端打了两个叉。鉴赏完了,随手丢在一边。
不想这条字叫同一战斗组一个叫大俞的拉大提琴的(剧团“文革”前因演现代戏,调来一些搞西洋音乐的)看在眼里。大俞把这条字收起来,折好了,不声不响,压在箱子底下。
大俞是个有心机的人,他收藏了庹三儿这条字,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一直在箱底压了半年。
到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大俞把庹三儿这条字交给了革委会、军宣队。这是个爆炸性的反革命事件。
军宣队把这条字拿给庹三儿看。庹三儿傻了眼了。
出组——离开战斗组。
参加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有各种人:走资派、资产阶级权威、历史反革命、入过一贯道的,还有有“男女关系”的演员。
大家都在学《毛选》,写检查交待。
学习班所在地原是剧场的休息室,很宽大,有桌子椅子,中午还可以把椅子拼起来睡午觉。
检查不知道写过了多少遍,翻来复去只是那样一些老问题。一二三四五一篇,五四三二一又一篇。大家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只是等着处理,因此吃得下睡得着,比战斗组的“战士”过得还要轻松。
只有庹三儿有点坐立不安。他的问题是新问题。叫他交待,交待什么呢?他又没有多少文化,写的材料前言不搭后语。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份检查,请一个女演员提提意见。女演员看了,说:“你这样写,就事论事,不行,得上纲上线,深挖你的思想,交待你为什么对毛主席有那样深的仇恨。否则一定通不过!”——思想?仇恨?——“你对毛主席有什么不满意?总能挖出一些来的。”庹三儿冥思苦想,终于挖出来了。他写道:“我原来想打鼓,毛主席不让演帝王将相,我打不成鼓了,故此(戏班里的演员爱说‘故此’)我恨他。”
我也看过他的检查,问他,“这是你的‘活思想’么?”他说:“不这么写通不过。”有一天在楼梯上,我和庹老大轻轻地说:“叫你们老三写材料要实事求是,不要瞎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白纸黑字!”老大含含糊糊地不知说了一句什么。我跟二喷子也说过同样的话。二喷子回答得更干脆:“我管不着!他活该!”庹三儿的问题是“现行”的,他的两个哥哥要和他“划清界限”,深怕沾边,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跟三兄弟进一忠言呢?——万一三儿把他们跟他说的话汇报上去,那怎么办?
过了一个多星期,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庹三儿铐走了。
大家不再提起庹三儿,也很少人打听他的下落。听说起初关在第一监狱,后来转到天堂河劳改,一去七年。
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庹三儿放回来了,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不胡玩疯闹了,也不再恶作剧了,他很少说话,见人有时也笑一笑,笑得很惨。
他还是打小锣。
[1]本篇原载《钟山》1994年第五期,其中《无缘无故的恨》、《鞋底》、《打叉》与《红旗牌轿车》、《熟人》以“非往事”为题又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一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