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叉
“庹”这个姓很少见。这个姓南方好像没有，北京却有，而且多半是“梨园行”的，这个字读“妥”。
庹家哥儿仨都是学“场面”（打击乐——戏班里称乐队为“场面”，特指“武场”即打击乐）。老大是打鼓的，兼乐队队长。他是党员。有个特点，是爱“记”，开会，领导讲话，他都拿笔记本不停地记。不知道他记什么。开会，他极少发言，发言也呜哩呜噜，听不明白，不知他说的是什么。除此之外，看不出他与“群众”有何区别。他很注意仪表。他是个高个儿，但是脸色白净。他的背头梳得倍光。穿内联陞的千层底礼服呢圆口鞋，白尼龙丝袜。他爱吃天福的酱肘子卷烙饼。下班时路过天福，总要买一小包酱肘子带回家。这酱肘子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享用，别人谁也别想动。
老二是打大锣的。外号“二喷子”，因为他爱乱“喷”——胡说八道。
老三打小锣。在戏班里，场面上工资（过去叫“开份儿”）最高的是打鼓的。其次是打大锣的。打小锣、铙钹的都最低。打小锣、铙钹的都不甘心，都想往上窜，打鼓。每天到剧团都可听到一些乐队的青年“山后练鞭”——练腕子。大都是用两根鼓箭子打鞋底。有的甚至天一亮就到城墙头上用两根铁筷子打城砖。戏班里常说“若要人前显贵，必要人后受罪”，干梨园行的，要“肚里长牙”。
梨园界的“人际关系”和“外行”（非梨园行）的不同。他们很重视师徒关系。“三节”——年下、端午、中秋，两寿（师傅和师母生日），徒弟必须备几色礼品，到师傅家去贺节行礼。其次是师兄弟，时不常的也要小聚一下。其余的亲友，就是淡淡的了，庹家三兄弟是亲兄弟，但是很少走动，各人顾各人。
庹三儿从小就调皮捣蛋。从科班到搭班做活，不断搞些恶作剧的事。在抄功老师的鼻烟里掺进了胡椒面。在跑宫女的女演员的水衣子里放个臭虫。一个唱二旦的男演员在吃饭，他给他脖子上围了一条蛇。这唱二旦的最怕耗子，见了耗子就连蹦带窜。三儿以为他怕耗子，必然怕蛇。不想这位二旦怕耗子却不怕蛇，他围着这条蛇，若无其事地吃了两碗饭！
“文化大革命”了，三儿快乐极了。“革命群众”斗黑帮，他积极参与。“黑帮”在院里站在板凳上挨斗。党委书记站得太久，尿憋不住了，尿了裤子，一大泡尿顺着裤腿花花地流了下来。斗副团长时，一个姓耿的抄功老师喊：“叫他把帽子摘下来！”三儿上去摘了他的帽子。副团长小时生过瘌痢头，平常都戴着帽子——包括上澡堂洗澡也戴了一个丝织的帽盔。一摘帽子，露出他的花花斑斑的头皮。“革命群众”于是大笑。有外单位来的造反派来串连，问起剧团斗黑帮的情况，三儿接待了他们，详细叙述黑帮挨斗的各种细节。庹三儿口讲指画，眉飞色舞。
造反派想尽办法折腾黑帮。
各单位都给黑帮挂牌子，剧团给黑帮准备的牌子跟别的单位不同：《拿高登》的石锁、诸葛亮抚的瑶琴、《玉堂春》的鱼枷……庹三儿搜集、改装这些牌子非常起劲。
造反派命令黑帮在院里罚跪，给他们剃头——用推子在头上开出一条“马路”。庹三儿喀嚓喀嚓接连推了几个。
造反派给黑帮们“勾上”——画了脸，扮上——戴了一根翎子的“反王盔”，叫他们在院子游街，叫他们“自报家门”。每人发给他们一面锣，敲一声锣，喊一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谁的报名声小，锣敲得不响，庹三儿就给他一刀坯子。
哎呀，“文化大革命”，太来劲了！
庹三儿是个“浆子手”。剧团不知怎么一下子涌现了写大字报的能手，一夜之间能糊满一墙，号称“刀儿笔”（剧团的儿化字特多）。庹三儿“幼而失学”（这是剧团惯用的语言），识字不多，字写得尤其不成样子，当不了刀儿笔，只能在战斗组成了刷大字报的浆子。戏台上有“刽子手”、“牢子手”，庹三儿便被称为“浆子手”。“刀儿笔”写完了大字报，高叫：“嘚浆子手！”庹三儿高声答应：“在——呦！”
战斗间隙，没什么事，庹三在战斗组用旧报纸练字。他练的永远只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写完了，还要自我鉴赏一番。有一次写了一条，觉得“毛主席”的“席”字的一竖写得太长，也写歪了，偏着头端详了一会，用“判仿”的办法，拿起笔来在“席”字的下端打了两个叉。鉴赏完了，随手丢在一边。
不想这条字叫同一战斗组一个叫大俞的拉大提琴的（剧团“文革”前因演现代戏，调来一些搞西洋音乐的）看在眼里。大俞把这条字收起来，折好了，不声不响，压在箱子底下。
大俞是个有心机的人，他收藏了庹三儿这条字，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一直在箱底压了半年。
到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大俞把庹三儿这条字交给了革委会、军宣队。这是个爆炸性的反革命事件。
军宣队把这条字拿给庹三儿看。庹三儿傻了眼了。
出组——离开战斗组。
参加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有各种人：走资派、资产阶级权威、历史反革命、入过一贯道的，还有有“男女关系”的演员。
大家都在学《毛选》，写检查交待。
学习班所在地原是剧场的休息室，很宽大，有桌子椅子，中午还可以把椅子拼起来睡午觉。
检查不知道写过了多少遍，翻来复去只是那样一些老问题。一二三四五一篇，五四三二一又一篇。大家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只是等着处理，因此吃得下睡得着，比战斗组的“战士”过得还要轻松。
只有庹三儿有点坐立不安。他的问题是新问题。叫他交待，交待什么呢？他又没有多少文化，写的材料前言不搭后语。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份检查，请一个女演员提提意见。女演员看了，说：“你这样写，就事论事，不行，得上纲上线，深挖你的思想，交待你为什么对毛主席有那样深的仇恨。否则一定通不过！”——思想？仇恨？——“你对毛主席有什么不满意？总能挖出一些来的。”庹三儿冥思苦想，终于挖出来了。他写道：“我原来想打鼓，毛主席不让演帝王将相，我打不成鼓了，故此（戏班里的演员爱说‘故此’）我恨他。”
我也看过他的检查，问他，“这是你的‘活思想’么？”他说：“不这么写通不过。”有一天在楼梯上，我和庹老大轻轻地说：“叫你们老三写材料要实事求是，不要瞎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白纸黑字！”老大含含糊糊地不知说了一句什么。我跟二喷子也说过同样的话。二喷子回答得更干脆：“我管不着！他活该！”庹三儿的问题是“现行”的，他的两个哥哥要和他“划清界限”，深怕沾边，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跟三兄弟进一忠言呢？——万一三儿把他们跟他说的话汇报上去，那怎么办？
过了一个多星期，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庹三儿铐走了。
大家不再提起庹三儿，也很少人打听他的下落。听说起初关在第一监狱，后来转到天堂河劳改，一去七年。
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庹三儿放回来了，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不胡玩疯闹了，也不再恶作剧了，他很少说话，见人有时也笑一笑，笑得很惨。
他还是打小锣。
[1]本篇原载《钟山》1994年第五期，其中《无缘无故的恨》、《鞋底》、《打叉》与《红旗牌轿车》、《熟人》以“非往事”为题又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一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