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国戏剧》读后
《西方人看中国戏剧》读后[1]
施叔青在纽约从电视里看到《秋江》，激动得不得了，“想到我们这一辈年青人，只顾一味的往外冲，盲目的崇洋，对于自己的文化忽略漠视，更可能是故意的鄙弃。这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一件事。”我倒觉得，跑出去，看看人家的戏，读读西方的剧本和戏剧理论，——包括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看法，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戏曲，是有好处的。我一直主张中国的戏曲研究者把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比如印度的、欧洲的放在一起，从一个宏观的、俯视的角度来看看，这样才能把中国戏曲是个什么东西，说得比较清楚。施叔青如果不是到美国学了几年戏剧，就不会对中国戏曲有这样比较清醒，也比较新鲜的看法。
贯穿全书，有一个重要观点，是把戏曲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戏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并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息息相关。这是施叔青的老师俞大纲教授的观点，也是施叔青奉为圭臬的观点。施叔青在序里说：“老师的高妙在于他能把握重点，从大的、根本性的地方着手。他讲京剧，其实是在讲中国文化。”
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主要的一点，是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儒家思想的根据是伦理观念，所以中国是个以伦理思想为主的民族，中国人基于伦理而形成一种文化模式。对中国人而言，伦理的意识代替了东方和西方的宗教道德观念”。伦理观念不但是戏剧的思想内核，而且直接影响到戏剧形式。“中国戏曲在抒写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故事，人际关系的接触，可以烘托出人物的性格与德性。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己性格的协调，便是京剧剧本的冲突性”。我以为这见解是很深刻的。
施叔青指出：中国戏剧无西方式的悲剧，都是千篇一律大团圆的结局，促成这样安排的理由，可能与中国戏的目的有关，它主要偏重在教育功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必得反映到剧中人来。我们希望好人在历尽坎坷辛酸之余，最后应该有完满的下场，否则观众要抱憾离去的。”这似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是我们往往不正视这样的事实。
我觉得我们在处理京剧剧本时不能简单地对其中的伦理意识加以批判，或者抛弃。把这些都当成“封建糟粕”，予以剔除，是过于省事的办法。而且“剔除”也不易，正如施叔青所说：“忠孝节义”已经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具体的“现象”了。把这些剔除了，原来的剧本就不存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不只具有阶级属性，同时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它不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消失。提起“大团圆”，有人就会皱眉，仿佛这是很丢脸的事。希腊悲剧英雄的结局未必一定就是唯一可取的，“大团圆”也没有什么不好？这和中国戏曲的重伦理有关，是中国戏曲的常有本质性的特征。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我只是从读施叔青的书后，得到启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重新认识。——我想不会有人产生误解，以为我对传统戏曲主张原封不动。
近年来，布莱希特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都说布莱希特从中国戏曲受到很大启发。一般都对他的“间离效果”很有兴趣，施叔青指出，布莱希特还“十分重视中国戏剧中的教诲功能，以及它所含有的道德内容”。一提“教诲功能”，有人就十分厌烦。这一点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布莱希特的戏，比如《高加索灰阑记》，教诲功能是很清楚的，但不妨碍其为杰出的艺术。我希望我们的剧作家不要鄙视教诲功能，只是不要搞得那样浅露。
施叔青介绍了传播中国戏曲的几位名家，其中史考特是“忠实的移植”者，他导演了《四郎探母》、《蝴蝶梦》。他对《蝴蝶梦》（《大劈棺》）的主题解释（不知是史考特自己的阐述还是施叔青的揣测），我觉得很深刻：“《蝴蝶梦》的主题在述说着人在接受试探时，才反映人性的脆弱，以及容易受诱惑的劣根性，想要执着的困难。这是种普遍的人性。”
《大劈棺》在大陆事实上已经禁演，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把它重写一遍，我以为会是一出好戏。施叔青对“二百五”被点化成人的过程极感兴趣，以为“其中道理之玄秘，以及‘点化’这一举动背后的隐藏的宗教哲学，更显出中国精神的深不可测”，我觉得施叔青的理解，真是“妙不可言”，可惜过去的演员不大懂得其中的玄秘。
《拾玉镯》的研究，通过对一出戏的分析，广涉中国戏曲的若干带有原理性的问题，照大陆的流行说法，是“解剖麻雀”。“中国人创造花旦的心理”一节最为精辟。施叔青以为“倘若以心理学的观点来探讨，花旦的产生可以说，在潜意识里是针对老生、青衣所标榜的道德的一种反叛”，“中国男人可以一边欣赏花旦的妖媚风骚，而不与他所尊敬的贞节烈女相冲突。可以说是青衣是男人的理想，花旦则是他们可亲的伴侣”，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却也言之成理。此文的后半截是关于《拾玉镯》的详尽身段谱。中国许多戏都应有这样的身段谱。
我对台湾歌仔戏一无所知，但是看了《台湾歌仔戏》这部分文章，觉得很亲切。《危楼里的老艺人》、《阿花入城记》是两篇访问记，作者看来只是忠实地客观地记述两位歌仔戏的艺人生涯，没有加进自己很多的感情色彩，忽而凄恻同情，溢于言表。《台湾歌仔戏初探》是一篇科学的全面的调查报告。这是一篇学术的论文，而且那样长（共108页），但读起来趣味盎然，丝毫不觉得沉闷，因为文笔极好。施叔青是小说家，她是用写小说的笔写学术论文的。她在《哭俞老师》中说：“《拾玉镯》一文，以及其他有关中国戏剧的论述，我都是充分地用自己的想象力，很文学而抒情地来注释一些需要证据的问题，至于坐图书馆翻书，全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把学术性和抒情性结合起来，是本书的始终一贯的特点。这一特点正是目前的学术文章（包括关于戏曲的论文）所缺乏的。
关于木偶、曲艺部分，我实在太生疏，只能当散文读，不能赞一词。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1]本篇原载1988年8月20日《文艺报》；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