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小说技巧
社会性·小说技巧[1]
我先谈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有人说我和斤澜的小说跟当前现实生活距离比较远，我觉得不是。我俩写作的社会责任感是比较自觉的。我常想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在社会分工里属于哪一行？作家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他们就是不断地告诉读者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看法，要不断拿出自己比较新的思想感情。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最近为了选集子，我看了自己全部的小说、散文。归纳了一下我所传导的感情，可分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另一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就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我的感情无非是忧伤、欢乐、嘲讽这三种。有些作品是这三种感情混合在一起的。
我总的说来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的生活信念是很朴素、很简单的。我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有的人曾提出，说我的作品不足之处是没有对这个世界进行拷问。我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但我不排斥、不否认对世界进行冷峻思考的作品，那是悲剧型的作品。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喜剧型的。读者还是能看得明白的。有一位学化工的大学生看了我的《七里茶坊》后给我写了封信说：“你写的那些人就是我们民族的支柱。”我要写的就是这个东西。下面我要谈谈林斤澜的小说，包括他的矮凳桥的系列小说。他的小说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就是人，人的价值。他把人的价值更具体化到一点，就是“皮实”。林斤澜解释“皮实”，就是生命中的韧性。矮凳桥里他写了许多人物都是在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让你们晓得晓得我”。像《溪鳗》，就有两种主题：一是性主题，另一是道德主题。把性和道德交织在一起来碰一碰的作家据我知道的还不多。溪鳗是东方女性的道德观，她是心甘情愿也心安理得地作自我牺牲。李地是个母亲的形象。她在那么长期的、痛苦的、卑微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生活的快乐；在没有意义的生活中感觉出生活的意义。还有一篇我比较喜欢的是《小贩们》，写一群小孩子走南闯北做买卖，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想象和向往，充满了青春气息。如果就是为了奔俩钱儿，孩子们就很俗气了。所以我说林斤澜的作品是爱国主义的。“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德，斤澜对我们这个民族是肯定的，有信心的。爱国主义不等于就是“打鬼子”，对民族的优秀品质加以肯定是更深的爱国主义。
我的评论文章最后写了两句：“董解元说，冷淡清虚最难做。”结束语：“斤澜珍重。”
人们都要求小说提出什么问题，或说明什么问题。有人问我《受戒》说明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或是解释不清楚。“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另外，我也不同意有的人说我的小说是无主题。我的小说是有主题的。我可以用散文式的语言来说明我的主题。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主题相对的不确定性和相对的未完成性。
作者也在思考，要是都告诉了读者，一览无余，那就没有什么思索的余地了。
我谈一下横向借鉴和竖向继承，或者叫民族化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应该说是接受了些西方影响的，当然必须也必然借鉴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但一个国家的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有两个东西没法否定掉：一是你写的是这个国土上的人和事；二是得用这个民族的语言来表述。有些年轻作家借鉴西方作品，包括它的表现形式，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最根本的赖以思维的语言还得是中国的语言。作家必须精通本国的语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本人也是精通本国语言的。不能用汉语汉字来表达完全是西方的东西。现在在许多文艺理论批评中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概念，包括数学概念和数学术语，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比如现在有个时髦的术语叫“坐标系”。坐标系总有两个轴——横坐标座和竖坐标座，然后才能决定你那个坐标的位置吧！但现在有些作家只有一个横坐标轴，而没有竖坐标轴，他一般只强调横向借鉴，因此他那个坐标位置是不稳定的。在横向比较的同时必须要继承中国的民族文学传统，不能把西方的那套完全搬过来，所以在讨论我的作品会上我加了一句话：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文化的传统。我读了王安忆的《小鲍庄》，觉得有一点很欣慰。我从这个作品里感受到了一种民族的气息，包括语言、对话、叙述都用了徐州地区的语言。我不是一个很顽固的老式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我自己受过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应该吸收外来的影响，但目前则应该强调我们民族文学和传统。现在有些搞文艺理论的同志完全用西方的一套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不但是传统而且是当代的文学现象，我以为不一定完全能解释清楚。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许多概念是没法讲通的。李陀到德国去，他写了篇文章叫《意象的激流》。“意象”是什么？外国人怎么也弄不清楚。我在上海召开的汉学家会上对一些西方汉学家说，你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的语言论。我讲了一套韩愈的语言论，“气盛言宜”，他们听起来很新鲜。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气”，即作家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所谓“气盛”，就是思想充实，情绪饱满。其二，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叫“宜”，即语言准确。其三，还提出“语之短长”和“声之高下”，即句子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低。韩愈的语言论讲得很具体，并不虚无缥渺。我觉得年轻的作家应该学一学。
目前图解又有新发展，就是图解某种西方思潮。看了一本什么书，接受了某个新观点，然后想办法找点人物和故事去写，目的是宣传西方的他自己也不太懂的思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主题先行。
我认为不图解就应该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生活经验出发，从本人不能忘怀的事情出发。比如《受戒》，写的是我四十三年前的初恋感情……
[1]本篇原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三期，是以林斤澜和汪曾祺为主的作家对话录，由该刊编辑根据录音整理；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收入本卷时仅保留作者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