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
——《清明》杂志文学座谈会纪要
谈到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有人说我远离政治,我还不承认。我为什么不承认呢?任何作家写任何作品,无不和当时的政治有关。有的好像没有直接写政治,好像没有反映现实,但所表现的情绪和心态却是有关的。比如我写《受戒》,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说可有关系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系。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受戒》那样的作品。当时思想解放,要是在“十七年”里就根本没法解释。当时我写出来了,有人就很奇怪:你写这东西干什么?谁给你发表?结果《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对它很感兴趣,拿去后也不通过编辑,第二期就发。大家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种一片春风的时候,才可能有我这样的作品。所以我感到文学繁荣,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大的气候。要把文学搞好,首先要把政治、经济搞好,才能达到《岳阳楼记》里所谓的政通人和。只有具备政通人和的气候,才能有文学的繁荣。这是一点。另外是气质问题,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大家都要认识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刚才叶全新让我写几个字,我写了《晋书》上的那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和我过了一辈子,我还做我,所以大家写作的时候,不要管当时的行情如何,风气怎么样,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去写,不能勉强。我受过勉强的罪,因为我曾经有过十年搞样板戏的历史。我是在“旗手”直接领导下搞的。她主张要大江东去,不要小桥流水。我说这完了,我只会小桥流水,不会大江东去。我当然不反对那些大江东去,阳刚之美的东西,也不妨小桥流水。茅盾若干年前就说过,我们文坛上有一种风格的作品多年不见了,就是婉约派的作品,可是一个时期以来,“婉约”是不能提的。包括女同志都是金刚式的。真要是金刚式的当然也很好,但不要勉强。文学的社会功能大家扯了很久,有人认为我是不主张文学有这种功能的。我说你们这是对我很大的误解,我很主张文学也有社会功能,但这种社会功能不能太急功近利。说写一个工厂改革的作品,大家都按照它那样去改革一个工厂,这不可能。有人说针砭时弊,我说靠文学来改革社会,是一个很间接的东西,不可能像打针吃药。我这儿发烧了,两片阿斯匹林马上就好,我很欣赏杜甫的两句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像你们那个清明雨似的。当然来两下倾盆大雨也可以,一般还是小雨知时节,慢慢浸润。我想只要有这点善良的愿望,不是为了其他乱七八糟的目的去写就好。社会效果,如有些纪实性作品可能更直接些。但文学更多的是潜在的、内在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气质去写。作家认识自己的气质有一个办法。你喜欢看哪一路作品,往往你就是那一路气质。我爱看的基本上是契诃夫的小说,归有光的散文这一路子。巴尔扎克和我不是一码事。我不能写巴尔扎克式的作品,或者肖洛霍夫式的东西。个人有个人的气质,不能强求自己去做另外一个人。《清明》有自己的特色,也不一定要去追求轰动效应。我看你们这个会标清清雅雅的、淡淡的,天蓝色的底子上有几个绿色的字,不是通用的大红底子加黄字,就有特色。这种色调就很好。
我感到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感。感觉到这种语言是好的才能写出好的语言。梅兰芳善于辨别精粗美恶。有些人没有语感。他不知道什么语言是美的,什么语言是不美的,那就没办法了。
蓝得岂有此理。你不可能想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蓝,比蓝墨水还要难,真怪了!因为它水深达四十米,所以特别蓝。
上海人有办法,叫爱得一塌糊涂。
我的目的不是写蜻蜓,而是写医生,造成一个很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这是他的性格所在。
我们推年轻人不怕过头。怕只怕缺少一种钟爱。徐悲鸿赞赏齐白石,有些话是很过头的,但他说他没有说错。
一个主编一年里边,如果真正有把握地推出两个作家。
李清泉在那几年里边,他比较得意的就是推出两个作品:一个是方之的《内奸》,第二个就是敝人的《受戒》。他自己认为这是他编辑工作的得意之笔。我补充一点,最重要的是第一印象,初读的那个印象非常重要,外国人说的firstimpression,第一印象能不能抓住你,吸引你,更重要的是第一句。第一句你看他怎么开头。欧阳修《醉翁亭记》第一句:“环滁皆山也。”奇了!第一句就成了千古名句。文章的语调语式全有了。
有些很知名的作家,他呀,认为编辑是他的助手。稿子有些字不会写,他空着。标点他弄不清,一路逗点。他认为改标点、补空缺,这是编辑的事。
刚才老林说到我替别人改稿子问题。我也当过几年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不管用什么词吧,叫帮助、培养、扶持,都是一个意思。编辑需要不需要,可以不可以帮作者改稿,就是刚才老周说的那个问题。我那时在《北京文艺》,自然来稿很多,几乎很大部分稿件都经过编辑部的加工,包括你们这里的老总。赵树理编刊物的时候,主要靠自然来稿,到发稿时候都发愁,有时候就只好自己动手。赵树理有一个绝处逢生法,实在不行了就把稿子都拿来看。陈登科《活人塘》就是这样出来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改出来的。《活人塘》本身就有许多闪光的东西,不是别人可以加上去的。改稿的困难是,改完后不能让人看出是你汪曾祺的稿子,不能改成你的风格。要按照他那个风格改一遍。对,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改一遍,语言也是他的。我为什么肯动手改呢?因为他有生活,不是硬编出来的,有真情实感。我看了半天,我如果给他提意见,说你这个小说哪地方是多余的,可以去掉,那么信就要写得很长,而且他也不一定能理解。这样不好,怎么着才叫好了呢?所以这时候我干脆给你再写一遍,你自个去对照。有些作者在临界线以下,一般地提提意见,他出不来,我觉得与其我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不如我给你来一遍。往往带学生就得这样,我受过我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对学生稿子大量地修改,但他从不取而代之。世界上对创作能不能教,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创作的,他写了一部很厚的书,认为创作可以教。但教创作你不能光讲怎样结构,怎样安排语言,怎样制造气氛,怎样写对话,那就完了。不如实实在在,你这个玩艺儿让我写是这么个写法,你瞧瞧看是不是比你强点?这样他能悟出很多东西。我说难的就是还是他的东西,或者说,比他自己还像他自己的东西。这点是很难的。有些作者在编辑帮助之下成名了,地位很高了,可师傅领进门,一脚踢出门的也有。但真诚地帮助作者的编辑吧,一般也不指望有什么报酬,顶多提溜两瓶酒就足够了。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做的。我很同意。《清明》还要继续走这种……沙里淘金,或者还有其他更形象更诗意的说法吧。我同意这样,但也不能完全代替他。对,拔苗助长得太厉害了也不行。
我没看过。但我觉得可以算中篇,或者前面加上一个附加语,别具一格的中篇。实际上这种弄法也是有的。比如说《纽约奇谈》,五个故事,用大礼服穿起来,每个故事都有大礼服。
我那天和老相说过,国外文学概念中没有中篇这个概念,只有短故事和小说,shortstory和novel这两个概念。中篇这两年我们兴起来了,成为带有一种中国色彩的特殊的文体。我觉得中国的中篇确有它的特色。沈从文的《边城》,这肯定不是长篇,也不是短篇。梅里美有的小说也不能叫作长篇。我们国土上盛行中篇,所谓中篇意识吧,也可以探索一下。我只有短篇意识,没有其他意识。有些中篇是长篇压短了,楞挤在一起,或把一个短篇拉长了,这不叫中篇。我那个《大淖记事》,很多人说可惜了,只写一万六千字,稍为长点,撑一撑就是中篇。我说我那个是短篇意识,撑出去就不是我那回事了。
[1]本篇原载《清明》1990年第1期,是在《清明》创刊十周年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与会者有林斤澜、余华、刘恒等;收入本卷时仅保留作者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