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
——《清明》杂志文学座谈会纪要
谈到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有人说我远离政治，我还不承认。我为什么不承认呢？任何作家写任何作品，无不和当时的政治有关。有的好像没有直接写政治，好像没有反映现实，但所表现的情绪和心态却是有关的。比如我写《受戒》，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说可有关系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系。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受戒》那样的作品。当时思想解放，要是在“十七年”里就根本没法解释。当时我写出来了，有人就很奇怪：你写这东西干什么？谁给你发表？结果《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对它很感兴趣，拿去后也不通过编辑，第二期就发。大家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种一片春风的时候，才可能有我这样的作品。所以我感到文学繁荣，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大的气候。要把文学搞好，首先要把政治、经济搞好，才能达到《岳阳楼记》里所谓的政通人和。只有具备政通人和的气候，才能有文学的繁荣。这是一点。另外是气质问题，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大家都要认识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刚才叶全新让我写几个字，我写了《晋书》上的那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和我过了一辈子，我还做我，所以大家写作的时候，不要管当时的行情如何，风气怎么样，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去写，不能勉强。我受过勉强的罪，因为我曾经有过十年搞样板戏的历史。我是在“旗手”直接领导下搞的。她主张要大江东去，不要小桥流水。我说这完了，我只会小桥流水，不会大江东去。我当然不反对那些大江东去，阳刚之美的东西，也不妨小桥流水。茅盾若干年前就说过，我们文坛上有一种风格的作品多年不见了，就是婉约派的作品，可是一个时期以来，“婉约”是不能提的。包括女同志都是金刚式的。真要是金刚式的当然也很好，但不要勉强。文学的社会功能大家扯了很久，有人认为我是不主张文学有这种功能的。我说你们这是对我很大的误解，我很主张文学也有社会功能，但这种社会功能不能太急功近利。说写一个工厂改革的作品，大家都按照它那样去改革一个工厂，这不可能。有人说针砭时弊，我说靠文学来改革社会，是一个很间接的东西，不可能像打针吃药。我这儿发烧了，两片阿斯匹林马上就好，我很欣赏杜甫的两句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像你们那个清明雨似的。当然来两下倾盆大雨也可以，一般还是小雨知时节，慢慢浸润。我想只要有这点善良的愿望，不是为了其他乱七八糟的目的去写就好。社会效果，如有些纪实性作品可能更直接些。但文学更多的是潜在的、内在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气质去写。作家认识自己的气质有一个办法。你喜欢看哪一路作品，往往你就是那一路气质。我爱看的基本上是契诃夫的小说，归有光的散文这一路子。巴尔扎克和我不是一码事。我不能写巴尔扎克式的作品，或者肖洛霍夫式的东西。个人有个人的气质，不能强求自己去做另外一个人。《清明》有自己的特色，也不一定要去追求轰动效应。我看你们这个会标清清雅雅的、淡淡的，天蓝色的底子上有几个绿色的字，不是通用的大红底子加黄字，就有特色。这种色调就很好。
我感到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感。感觉到这种语言是好的才能写出好的语言。梅兰芳善于辨别精粗美恶。有些人没有语感。他不知道什么语言是美的，什么语言是不美的，那就没办法了。
蓝得岂有此理。你不可能想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蓝，比蓝墨水还要难，真怪了！因为它水深达四十米，所以特别蓝。
上海人有办法，叫爱得一塌糊涂。
我的目的不是写蜻蜓，而是写医生，造成一个很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这是他的性格所在。
我们推年轻人不怕过头。怕只怕缺少一种钟爱。徐悲鸿赞赏齐白石，有些话是很过头的，但他说他没有说错。
一个主编一年里边，如果真正有把握地推出两个作家。
李清泉在那几年里边，他比较得意的就是推出两个作品：一个是方之的《内奸》，第二个就是敝人的《受戒》。他自己认为这是他编辑工作的得意之笔。我补充一点，最重要的是第一印象，初读的那个印象非常重要，外国人说的firstimpression，第一印象能不能抓住你，吸引你，更重要的是第一句。第一句你看他怎么开头。欧阳修《醉翁亭记》第一句：“环滁皆山也。”奇了！第一句就成了千古名句。文章的语调语式全有了。
有些很知名的作家，他呀，认为编辑是他的助手。稿子有些字不会写，他空着。标点他弄不清，一路逗点。他认为改标点、补空缺，这是编辑的事。
刚才老林说到我替别人改稿子问题。我也当过几年编辑。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不管用什么词吧，叫帮助、培养、扶持，都是一个意思。编辑需要不需要，可以不可以帮作者改稿，就是刚才老周说的那个问题。我那时在《北京文艺》，自然来稿很多，几乎很大部分稿件都经过编辑部的加工，包括你们这里的老总。赵树理编刊物的时候，主要靠自然来稿，到发稿时候都发愁，有时候就只好自己动手。赵树理有一个绝处逢生法，实在不行了就把稿子都拿来看。陈登科《活人塘》就是这样出来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改出来的。《活人塘》本身就有许多闪光的东西，不是别人可以加上去的。改稿的困难是，改完后不能让人看出是你汪曾祺的稿子，不能改成你的风格。要按照他那个风格改一遍。对，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改一遍，语言也是他的。我为什么肯动手改呢？因为他有生活，不是硬编出来的，有真情实感。我看了半天，我如果给他提意见，说你这个小说哪地方是多余的，可以去掉，那么信就要写得很长，而且他也不一定能理解。这样不好，怎么着才叫好了呢？所以这时候我干脆给你再写一遍，你自个去对照。有些作者在临界线以下，一般地提提意见，他出不来，我觉得与其我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不如我给你来一遍。往往带学生就得这样，我受过我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对学生稿子大量地修改，但他从不取而代之。世界上对创作能不能教，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创作的，他写了一部很厚的书，认为创作可以教。但教创作你不能光讲怎样结构，怎样安排语言，怎样制造气氛，怎样写对话，那就完了。不如实实在在，你这个玩艺儿让我写是这么个写法，你瞧瞧看是不是比你强点？这样他能悟出很多东西。我说难的就是还是他的东西，或者说，比他自己还像他自己的东西。这点是很难的。有些作者在编辑帮助之下成名了，地位很高了，可师傅领进门，一脚踢出门的也有。但真诚地帮助作者的编辑吧，一般也不指望有什么报酬，顶多提溜两瓶酒就足够了。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做的。我很同意。《清明》还要继续走这种……沙里淘金，或者还有其他更形象更诗意的说法吧。我同意这样，但也不能完全代替他。对，拔苗助长得太厉害了也不行。
我没看过。但我觉得可以算中篇，或者前面加上一个附加语，别具一格的中篇。实际上这种弄法也是有的。比如说《纽约奇谈》，五个故事，用大礼服穿起来，每个故事都有大礼服。
我那天和老相说过，国外文学概念中没有中篇这个概念，只有短故事和小说，shortstory和novel这两个概念。中篇这两年我们兴起来了，成为带有一种中国色彩的特殊的文体。我觉得中国的中篇确有它的特色。沈从文的《边城》，这肯定不是长篇，也不是短篇。梅里美有的小说也不能叫作长篇。我们国土上盛行中篇，所谓中篇意识吧，也可以探索一下。我只有短篇意识，没有其他意识。有些中篇是长篇压短了，楞挤在一起，或把一个短篇拉长了，这不叫中篇。我那个《大淖记事》，很多人说可惜了，只写一万六千字，稍为长点，撑一撑就是中篇。我说我那个是短篇意识，撑出去就不是我那回事了。
[1]本篇原载《清明》1990年第1期，是在《清明》创刊十周年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与会者有林斤澜、余华、刘恒等；收入本卷时仅保留作者发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