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北冲突与军事解决方案的出笼
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佳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1]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这时的基本目的，只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采取军事手段根本解决问题，并非是蒋介石这时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此之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相当多的磨擦与冲突，但都仅限于局部，其影响两党关系比较有限。《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而且在国、共、日三方交错牵制的情况下，亦未必能够达到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蒋再三叮嘱准备实施此一计划的部队，一定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的原因。[2]故军令部呈文最初到后，蒋一直拖着不签。
而这个时候，中共方面也正在为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问题伤脑筋。这是因为，新四军北渡，通常只有两条路线好走，第一条路线直接由泾县向北，于铜官和繁昌间北渡长江去皖东，是为北线。但此线有两大障碍，一是沿江为日军控制，江面亦时有日军舰艇巡逻，上万人的部队要想不被日军发现，顺利渡江，几乎没有可能；二是江北为桂系所控制，而江北皖东地区又恰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活动区域，备受桂系军队的重视，正集中部队加以“清剿”，对江南部队北渡无疑会极力阻击。第二条路线是由泾县往东，经苏南转经浪溪、溧阳、金坛、武进渡江，去苏北，是为东线。此线因经过苏南新四军活动区域，而且渡江后即进入新四军苏北黄桥根据地，较为安全，惟泾县以东，特别是宣城至郎溪一带为第三战区国民党部队驻地，有两师兵力之多，要走此线必须得到第三战区的同意。显然，从11月正式提出北迁问题开始，新四军军部就相信，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第三战区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而是要新四军进一步再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去冀察战区。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韩德勤部发动的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故对黄桥战役没有公开做出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然而，曹甸战役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曹甸战役的发起，是因为霍守义师从山东进至苏北沭阳地区，直接威胁到进至淮阴、涟水以北的黄克诚部。为避免黄部受到以兴化为省府的韩德勤部和霍守义部的夹击，刘少奇等人决心要夺取兴化与淮安之间的“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使黄桥根据地北扩至射阳湖以西与运河之间，“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3]此一计划虽经毛泽东反对，决定保留兴化、高邮不打，但其到底直接威胁到兴化，会阻断了苏北国民党军与皖东、鲁南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因此不能不激起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应。
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次日，毛泽东复电对此忧心忡忡的叶挺、项英：“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4]没想到，三天后，军令部就做出激烈反应，要求命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而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称：“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新四军——引者）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5]
参考何应钦的意见，军令部长徐永昌12月4日拟就正式呈文报蒋称：“二十九日淮安、宝应、临泽之敌与保7B及33D等部激战，有犯兴化企图。三十日东台匪伪三团向我保6B猛犯，盐城匪伪五千余向兴化北89A徐旅进攻，另一部与我保3B、10B激战中；我各部伤亡甚大，弹药消耗殆尽。查敌匪东西策应，相互夹击，断难维持。”韩德勤“拟令89A主力112D霍守义师、李明扬、陈泰运各部分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速派大军增援，派机送款、弹，以挽危局等情”。军令部意见：“1.拟令汤恩伯即日率部东进，并请将前次签呈之剿灭匪伪计划早次（日）核准办令。2.汤部东进仍恐缓不济急，故对江南之N4A拟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顾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3.若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4.派机送款接济一项已令军政部速办。”对此，蒋当即批复照办。[6]
曹甸战役并没有达到消灭韩德勤主力的目标，新四军反因伤亡甚大，被迫撤出战斗。[7]但受到此一作战影响最大的，则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北移路线只剩下北线可走，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新四军政委项英得到此一消息即深感不妙，电告延安称：“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在他看来，原地北渡，鲜有可能。因“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返两难”。[8]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根据各种情报，相信继续留在皖南，部队的危险更大。因此，从12月初起，他就坚决主张部队要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即由铜、繁间北渡的同时，争取分兵经苏南渡江。毛虽再三催促，项英等身处险境，左右为难，始终担心部队受损，对北移路线拿捏不定。
事到如此，国民党方面也开始加紧“剿共”军事部署。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军令部报批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9]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叶、项电，重申前令。蒋介石则于9日亲下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10]次日，蒋更进一步明令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十二月卅一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1]
由于蒋介石的手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12]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刘斐）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13]
针对国共关系现状和蒋介石、军政部、军令部所作部署，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会这时也相应地制定了《对特种问题党政军联合行动纲要》。规定：“对中共分子及18AG、N4A与其变相部队之一切非法行为，党政军各机关应配合一致，逐步施以纠正，以达到其确实履行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之宣言，并恪遵政令、军令为目的。”“若中共公然背叛中央，破坏抗战，即断然制裁之。”为此，“目前无论党务、政治、军事各方面，均以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为准，促使中共就范”。包括对利用法律地位“组织民众”、“擅立政权”、“滥发纸钞”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依情况中央处置可局部表面化（例如明令取消不遵令北移之该军等番号）”。为防止中共实行全面破裂，会议要求参加联席会报之党政军各机关除必须高度保守秘密外，应特别注意肃清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工厂和民间各社团中的中共分子，并设法改组或解散中共在后方各地之一切社团组织。“对于前后方一切有捣乱行为之中共分子，应援用现行法令《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处置办法》惩治之”。并应“扩大‘转变’运动，运用秘密与公开各种方式，争取中共及18AG、N4A内部之动摇干部及犹疑分子，造成广泛的自新脱党潮流”。[14]
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态度要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手令既下，时限已定，已成骑虎之势，蒋介石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12月10日，蒋正式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并电告顾祝同：新四江南部队不准东去苏南转苏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皖东。该部至12月31日最后期限之日“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5]
但从整个抗战大局考虑，他这时的态度与部分军事领导人仍然略有区别。如，就在上报针对新四军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同时，徐永昌还拟就了针对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应同时采取攻势作战。胡宗南这时也有密电给蒋介石，说明已拟定《对肤施攻势作战计划》，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应付非常事变”。[16]白崇禧这时亦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对军事解决办法，表现得相当自信。[17]然而，蒋介石这时却仍旧力主应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强调：“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18]
蒋介石这时的主要担心，除了军事上尚无十分把握以外，更主要的还是不想因此造成两面对敌的局面。为此，在他批准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后，不能不高度关注苏联方面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共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苏联的意志。而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相当友善，因此他多少有些安慰，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19]。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主张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而对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也希望一旦战事爆发，应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至于对八路军部队如不遵命限期北移，只是主张“一面发动全国舆论制裁，一面以军事压迫，促其就范”[20]。
在上述计划批准后，眼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地担心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特地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21]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20日和26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22]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翟、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23]但实事求是地说，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得令后，迟至27日才在徽州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部署，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这之后再开始发布指令调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已经不可能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军令部的命令下达过迟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蒋唯命是从的顾祝同等这时其实也不希望真的与新四军开战。一个重要的根据是，明明这时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已经十分急迫了，当叶挺等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严辞相逼，而且还在努力向重庆转达，请蒋尽量通融。
12月23、25、27日，叶挺三度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及顾祝同去电说明临时改变渡江地点问题甚多，经费、弹药、冬服等也存在极大困难，要求“赐发”经费和临时费以及弹药等，并展期至1941年1月8日出动。对叶项所提各项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泸江县境为职部临时集结境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的提议[24]，顾祝同当即就表示可以商量，并电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随即派员前往新四军军部，向叶挺等具体了解新四军方面的意图。
28日，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了他准备答复叶挺来电的内容。称：“（一）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十二月底北开完毕。（二）关于该十月份、十一月份欠发经费及冬服代金，准如数发给，至开拔费及恤金转请核发。（三）关于交通路线，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镇、孙家铺、姚村、小节渡、寿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并准划定竹篑桥、南渡桥、汤家桥、进寺里、安兴、上下芝山、藕塘、上兴埠中间地带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区，至该军经敌区北移时之区域及境界线，仍同宥辰扫召电所示。（四）关于友军位置，查皖南苏南各部队位置乃系依据敌情及我军任务所定部署，并已命令驻军及皖南江南二行署，予以协助，该军移动时，当能切实协助。（五）关于行军序列及渡江部署，该军北移应在指定路线以一团或一营为单位，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不宜以（行军经——疑衍，引者）过长之梯队行进，尤不宜以大部队在临时集结地区之所通过，致被敌发觉，而误期限，至于渡江应以秘密潜渡为原则，不得已时则以绵密之部署，施行强渡。（六）关于补充，除十月十一月积欠经费及冬服代金已于一项指示外，至弹药一项应俟该军江南部队北渡半数后，准即查案补充，由该军后渡部队携带过江。上六项除饬即并本部宥辰扫召电切实遵办具报外，并另发该军开拔费各五万元，俾令迅速开拔。谨电鉴核备案。”[25]
不难看出，除开拔日期顾祝同没有松口外，对于新四军的其他要求，顾都有所变通，并尽可能为便利新四军军部北渡设想办法。不仅如此，为了解除中共这时对北渡后可能遇到的桂军拦击的问题，顾祝同也促使江北李品仙来电做出承诺。
接顾电后，李品仙于12月30日电称：“（一）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上陆地点。（二）姚沟沿河名河东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集结地点。（三）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不得借故逗留。”[26]实际上，由于蒋介石12月12日明令第二十一集团军应配合新四军于12月底之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也确在具体部署为新四军军部北渡让路。如电令向皖东开进的第一三八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俟新四军态度明了再定处置”；应一面让“其北渡后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抗战”。[27]李还电令负责江边地带守备的第一七六师，对新四军北渡开赴河北作战一事，“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28]。
但是，新四军军部这时却并未获知桂系江北让道的消息。[29]相反，由于曹甸作战失利，刘少奇等准备让原在皖东津浦路以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撤回路东，让彭雪枫的游击支队撤过涡河以北，以此为让步与桂系谈判。[30]这样一来，原来还指望安徽一带的新四军部队能够对桂军有所牵制的新四军政委项英，明显地对就地北渡更无信心了。他电告毛泽东称：“因苏北霍师及韩部不能解决（曹甸未下），张云逸、罗炳辉无信心坚持皖北，胡服（即刘少奇——引者）已决定放弃路西，使我们将来无法过皖北。”结果现在是“无论走苏南或渡皖北皆不容易”。[31]
就是因为担心李品仙会袭击北渡的新四军，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反复去电重庆，要求桂军明令让道。在无法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直到12月30日，叶挺还在受命要求展期北移。[32]顾祝同知道蒋的限期至12月31日为止，否则“应即解决，勿再宽容”[33]，但仍于1月3日致电蒋介石称：“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而且明确认为：“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34]
1941年1月2日，虽然限期已过，叶挺又来电报提出：决定“先派一个团于虞（七）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接电后也还是表示同意，他在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认为：“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许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35]而蒋介石得讯后也明显地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以期望，除坚持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外，他还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要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36]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问题在12月28日的军分会上曾做出如下决定：“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37]但项英并未马上电告中共中央。直到周恩来依据情报来电进一步说明直接北渡长江太过危险之后，才最后下了决心。
周恩来的这封电报是转经毛泽东、朱德于12月30日发来的。其内容是：“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38]
周恩来此电中所指“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估计是指12月25日第二十一集团军上报的分区清剿计划。该计划部署一部守备大别山脉根据地，一部扫荡皖中以东地区，“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39]。此一计划其实仍是为准备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然而，既有此一计划，周恩来就难以放心，因而坚持最好走苏南。走苏南线只有两条路，一是向东经过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一〇八师防地，直接东去苏南；一是如军分会28日决定的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转至苏南。因为东线已被第三战区否定，项英等自然不可能夺路东进。故否定直接北渡的方案，所谓去苏南就只有向南绕道一条路可走了。由此不难看出，一般所说皖南新四军1月4日南下茂林是蒋介石、顾祝同指定的路线[40]，或说蒋、顾有意逼诱新四军南行，都是不准确的。[41]
走南线，等于是向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防地深入，毫无疑问也有很大危险，而且与北渡命令在方向上更是南辕北辙，极易引发误会。因此，此一方向不能不在新四军军部领导人中间引起争议。尽管1941年1月1日前后军部已经就南线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叶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合法走东线的最后希望。[42]他认为，只要能够争取到顾祝同同意部分队伍，如一个团经苏南北渡，即可以铜繁北渡遭遇日军或桂系拦截为由，名正言顺地要求分批走苏南。为此，叶挺明确电请顾祝同批准“主力到苏南”。深知苏北局势的顾祝同当然不会同意叶挺的要求，但他也知道由铜繁北渡的困难，故还是同意新四军可以有一个团经过苏南北上。[43]叶仍不死心，1月2日再电顾祝同，提出：“先派一个团于虞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移，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在就原地设法北渡过……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对此，顾显然未能同意。[44]蒋亦于3日直接电令叶挺立即率部北渡长江，过江后即“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45]时至于此，叶挺也不能不服从走南线的决定了。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秘密出动，南下茂林。对此，无论顾祝同，还是蒋介石，都毫不了解。由于叶挺2日中午还有电报要求分兵走苏南，至少顾祝同4日下午还在将叶挺2日中午的电报转报给蒋，并请示可否先拨付一部分饷弹给叶；5日下午还有电给蒋，反映新四军仍在构筑工事，“企图据守皖南”；当晚顾还去电李品仙，传达蒋介石3日电，交待新四军北渡后应继续北上的路线。[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