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政治攻防战到再度妥协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并不了解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政治反攻，还是军事政治同时反攻所展开的上述讨论过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应和对国民政府的公开抵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民党内部的意见纷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还是让本以为自己的处置一定能够“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的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93]
自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等就以重庆为基地组织宣传攻势，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压制下，此种宣传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但却在国民党内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也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更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也转告中共代表，暗中表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国民党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94]
为争取社会及国际舆论，国民党中宣部还在事变发生前，就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责新四军不听命令，擅自行动。一些报纸为生存计，或措辞含混，或私下里向中共表示歉然。国内各小党派更是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表示反感。据周恩来报告说，基于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第三党亦因当局压力日渐左倾，提出了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与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议。[95]
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上的舆论。在华苏、英、美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极大不满，纷纷向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E. Snow）和与罗斯福（F. D. Roosevelt）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I. Carson），也前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L. Currie）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驻美大使胡适也报告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96]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其间充满惋惜激愤之词。
自1月17日军委会发言人宣布国民党处置新四军事件的决定之后，蒋介石就试图就事论事，尽快息事宁人，故强调要“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97]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大胆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白崇禧专门为此事打电话给刘为章，要其转呈蒋，坚决封闭《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商震亦专门上书蒋介石，要求给《新华日报》停刊五至七天的严厉处分。据此，宪兵队抓去了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蒋介石并没有批复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务机关一律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在周恩来跑去向张冲大吵要求放人后，蒋还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98]结果，不仅《新华日报》的营业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
正是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5日，蒋在接见苏联大使潘友新时，也明确表态说：“这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八路军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调至冀察地区，则中央仍将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一视同仁。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99]。
但是，不管蒋介石做何解释，中共中央也无法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已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十七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及交还全部被俘人枪等。[100]至25日，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扩充了这十二条的要求，要求周恩来将此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经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其内容为：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01]
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102]。不过，注意到毛泽东20—23日反对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公文往来，声称对蒋已无话可说，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条办法，通过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并说明在蒋不准备全面破裂的情况下，中共之策略仅限于“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不公开反对蒋及整个国民党，这说明中共的态度其实也存在着适时调整的某种可能性。当然，十二条的核心要求是废除17日令，围绕着这个问题，国共双方一时都难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因此，即使在25日以后，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不仅不能转弯，而且还应该“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以示强硬。仅仅是由于周恩来权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采取逐步的办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样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变后得以继续在重庆留了下来。[103]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此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弱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它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104]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毛泽东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进而他又估计：“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且相信“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105]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采取何种态度，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甚大。由于参政会自1938年以来一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场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七人均为参政员。但这个时候出席参政会，势必会给国民党和外界一种示弱的印象，故周恩来不赞成参加本次会议。他接连给毛泽东去电，除同意毛泽东的形势分析外，明确表示不同意现在与国民党求得妥协。接周电后，毛泽东亦复电称：“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因“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此次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对付我们”，且陕甘宁边区五道封锁线，国民党集中了八个师加两个旅，随时有进攻的危险，但他依旧还是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至于善后十二条要求，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106]
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107]19日，周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交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王接函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严词拒绝，指出：“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108]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他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9]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110]
张冲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强烈担忧，再三找周恩来做工作。25、26、27接连三天，张冲向周“苦苦哀求”，甚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为他认为“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他并告诉周说，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但中共中央26日已明确指示周恩来：“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111]
面对中共中央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他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倍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并强调说蒋已同意成立各方面委员会以讨论各项有争议的问题。[112]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113]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小党派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114]
周恩来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电报，一早就和董必武往见张冲，示以中共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在电话中要求张转告周，无论如何先请董必武、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周再见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说明必须延期之理由，但黄等表示无法做到。随后张冲、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后奉蒋之命前来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董、邓所拒。如此这般劝说一早，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据事后黄炎培说，蒋到会讲话“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反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结果，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待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对中共的临时办法十二条，张冲诚恳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扩编军队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等。[115]
注意到这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周恩来兴奋地报告说：“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一切胜过我们的万千言语。”“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周恩来等显然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如硬到底，“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于3月1日再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并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116]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117]当然，在公开场合，蒋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18]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119]
对于蒋之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则称其为“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然而，蒋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120]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了，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致电毛泽东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121]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122]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中共中央也公开表示了愿意出动八路军策应的姿态。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123]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权衡利弊还是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弭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摧毁了七千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其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等事实看[124]，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必欲加以“剿灭”。同样，从前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是，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即不论国共两党利害关系有多大的不同，国民党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装，中共如何看不上国民党，它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抗日的利益需要。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早就心存“剿灭”中共的想法，但无论事变前，还是事变后，他们都不能不把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样，中共在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对策，但也不能不顾及到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因而极力地限制自己实行报复政策和对抗政策的范围。由此可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终究是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国共两党不论闹到何种地步，也还是不能不走向妥协。
[1]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皓电》（1940年10月19日）、《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页。
[2]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3）52；《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2页。
[3] 转见《陈毅年谱》（上），第318—319页。
[4] 《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1月3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5页。
[5]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的亲笔函件》（1940年12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16、426页。注：关于新四军北渡改线的意见，是何应钦批示在前，还是徐永昌呈签在前，颇难判断。因《汇编》中仅何相同批示即有两件，一为12月3日，一为12月4日，4日者有徐永昌呈文，3日者无呈文。
[6] 《徐永昌关于规定北移路线及解决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1940年12月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1页。
[7] 参见《韩德勤关于进攻苏北新四军八路军溃败情形密电》（1940年12月2—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08—415页。
[8]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
[9] 转见《徐永昌拟定反共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及歼灭江南新四军致蒋介石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115页。
[10]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521页。
[11] 《蒋介石密令顾祝解决江南新四军电》（1940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27—428页。
[12] 《徐永昌呈蒋委员长函》（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115页。
[13] 《军令部次长刘斐呈蒋委员长报告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内容》（1940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4页。
[14] 《对特种问题党政军联合行动纲要》（1940年12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9/20。
[15] 《蒋介石关于新四军若不如期北移立即将其解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0日，《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辑，第377页。
[16] 《胡宗南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0年12月22日），前引《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
[17] 《中央书记处致关贺聂彭等电》（1940年11月1日）。
[18] 《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9] 《事略稿本》，1940年12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0] 《对十八集团军不遵命北移之最高方针》（1940年12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9/21。
[21]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22] 《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前引《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
[23] 转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68—169页。
[24] 《叶挺项英致渝蒋委员长参谋总长何副参谋总长白电》（1940年1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9030571。
[25]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呈蒋委员长报告已限令新四军于十二月底北开完毕电》（1940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
[26] 《陆军第一七六师三十年元月份至三月份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
[27] 《陆军第一三八师莫德惠部在皖东地区机密作战日记》（1940年10—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37页。
[28] 《第一七六师郑沧溶部机密作战日记》（1940年7月—194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753页。
[29] 《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致蒋介石等电》（1941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101页。
[30] 《刘少奇对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桂系策略的意见》（1940年12月1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31] 《叶挺、项英关于交涉补给情况及请示行动方针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12月16日），《新四军文献》（2），第67页。
[32]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0020887。
[33]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文》（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01页。
[34]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
[35] 《顾祝同致渝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特交文电30020894。
[36] 转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4页。
[37] 新四军原军部作战科参谋叶超等回忆整理：《近南事变要报》，1941年春，《新四军（文献）》第2辑，第123页。
[38]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页。
[39] 《陆军第一七六师三十年元月份至三月份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756—757页。
[40]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页。
[41] 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42] 有研究者均认为12月28日皖南新四军召开过军分会，会上已确定要走南线。但已知1940年12月31日和1941年1月1日叶项才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部队决定全部移苏南的决定，故笔者相信12月28日纵有会议讨论，应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参见《赖传珠日记》，第264页；《新四军决定皖南部队全部经苏南北移致毛泽东等电》（1941年1月1日），《新四军文献》（2），第93页。
[43] 《项英以新四军军部名义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陈毅、胡服电》（1941年1月1日），《新四军文献》（2），第93页。
[44] 注意到事变发生后叶挺曾明确讲过他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有不同意见，这一交涉或可反映出叶挺行动前对选择北移路线的倾向性意见。
[45] 《蒋介石致叶挺电》（1941年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46] 《顾祝同致蒋委员长电》（1941年1月4，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0020894，30020902；《顾祝同致李品仙电》（1941年1月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9页。
[47] 转见《云岭》第28期，第45页；《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70—271页。
[48]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1年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7页。
[49] 《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致蒋介石等电》（1941年1月5日），《新四军（文献）》第2辑，第101—102页。
[50] 转见童志强：《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51] 《陆军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429—435页。
[52] 《陆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531页。
[53] 《蒋介石密电国民党避免与日寇作战进行剿抚工作的命令》（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21—122页。
[54] 《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刘秉哲部围攻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皖南事变资料选》，第240—241页。
[55] 《陆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2），第532页。
[56] 计有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第六十二师、第七十九师、第一○八师、第一四四师、第一四八师、新七师。
[57]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1941年1月8日条，第6页。
[58] 《困勉记》，1941年1月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9] 《困勉记》，1941年1月1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60]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11页。
[61]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12页。
[62] 《困勉记》1941年1月16、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6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
[64] 《张治中呈蒋总裁函》（1945年11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55号。
[65]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1940年12月31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1、122、127页。
[66]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应速谋突围致叶挺、饶漱石电》（1941年1月12日）、《刘少奇、陈毅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6—137页。
[67]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给刘少奇、陈毅的通报》（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9—140页。
[68] 《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2—143页。
[69]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的通报》（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4页。
[70]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5页。
[71]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1941年1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6页。
[72] 《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关于蒋刘粉饰皖变我拟揭发真相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5日）。
[73] 《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7页。
[74] 《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1年1月15日）。
[75] 《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8—150页。
[76] 《周恩来关于军事行动策略的建议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6日）。
[77]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形势与对策的报告》（1941年1月18日）。
[78] 《中央书记处关于设法借故离渝返延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8日）。
[79]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蒋计划分区剿共各个击破给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80]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1月20日）。
[81]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3—184页。
[82] 《中央书记处关于在重庆的重要干部应在最短期间离渝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
[83] 《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84] 《困勉记》，1941年1月20—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85] 《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苏武官崔可夫谈话内容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4日）。
[86]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7] 《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关于苏美英等大使对皖南事变态度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6日）。
[88] 前引《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
[89]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一七”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致周、董、叶电》（1941年1月23日）。
[90]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应取对立态度不怕破裂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0页。
[91]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30年1月30日），转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62—463页。
[9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8—199页。
[93] [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15页。
[94] 《宋庆龄等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1941年1月12日）、《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1941年2月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54—255、257—258页；《王世杰日记》，第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5—11页。
[95] 转见《周恩来年谱（1889—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96] 转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美国外交文件》（FRUS），1941，Vol.5，pp.610-6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第101页。
[97] 《王世杰日记》，第三册，第11页。
[98] 《困勉记》，1941年1月20日条。
[99] 《王世杰日记》，第三册，第14页；蒋介石：《整饬军纪加强抗战》（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与苏联大使潘友新谈话记录》（1941年1月25日），《蒋总统秘录》，第115—117页。
[100] 转见《周恩来年谱》，第488页。
[101] 转见《周恩来年谱》，第489页。
[102]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胡服并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5、191、198—199页。
[103] 《毛泽东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3—194页。
[104] 《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及我党对于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2—203页。
[105]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6页。
[106]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7—208页。
[107] 《周恩来年谱》，第492页；《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2页。
[108] 《王世杰日记》，第三册，第27—28页；《周恩来年谱》，第493页。
[109] 《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17日）。
[110]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给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
[111] 《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41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9—220页。
[112]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0—222页。
[113] 黄炎培1941年2月27、28日日记，《黄炎培日记》，第49册（194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114]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2—223页。
[115]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4、225页。
[116]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指示》（1941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3月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6、228—229页。
[117] 转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4页。
[118] 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
[119] 重庆《中央日报》1941年3月9日社论。
[120] 《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2页。
[121]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3月15日）；《毛泽东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4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5—236、237、240页。
[122] 5月间中共曾特别提到国共和解条件三点：即（1）停止逮捕共党人员，及反共军事和交通封锁；（2）继续发给八路军各月份经费及弹药被补充；（3）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编整至移防。《陈宏谟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41年5月7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
[123] 《中央书记处关于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参政会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941年11月11日）。
[124] 《谷正纲部长准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改“某党”为“奸党”令》（1941年4月7日），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