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局来临前的混乱
国民党既然公开通缉毛泽东，向共产党宣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指挥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华东、西北、东北和晋察冀几大战场相继发起攻势。
在反复抱怨各级指挥官平庸无能之后，蒋介石不得不于6月25日起接手国防部的军事指挥权，彻底地独断独行。此前国民党的高层军事指挥，至少分国防部和行营两条线，国防部制定和下达计划与部署，是名义上的指挥者，实际上蒋时时通过行营加以干涉，或直接插手指挥事宜，结果形成双重指挥体制，使部队常常不知所措，作战备受影响不说，失败责任还都要算在国防部和国防部下属的各绥署头上。独断独行，至少减少了因为指挥意图矛盾或指挥系统混乱给部队带来的困扰。因此，在最初的作战中，国民党的军事确有一些起色。
如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从6月25日开始全面进攻，虽几度发生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入鲁西南，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进攻部队侧后，调动国民党军改变部署等情况，蒋介石都坚持原定主攻方向，毫不动摇，除三十二师、六十六师和七十二师，以及整五十七师等相继被歼外，成功地达成预期作战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中共山东野战军用来接运驻朝鲜苏军通过南满转运来的各种军用物资的重要港口烟台和威海卫[65]，并且使华东野战军一、三、四纵队遭受到数万人伤亡和被俘的重大损失。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挺进大别山，虽然最终实现战略目的，但一路上也被迫丢弃几乎所有重武器，部队减员三万以上，近万人被俘。进入大别山以后，虽然部分牵制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自己却因为陷入桂军经营多年的地方，部队难以在民众中立足，以至损失严重。[66]
国民党这一轮军事上的成功，使蒋介石的心态再度发生变化。他公开斥责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中找不出一个来”，如果“我不严格督导，那我们剿匪军事不知要演成怎样一种局势”。自6月25日独掌军事指挥权以来，“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67]
但是，对于这一轮军事上的胜利，国民党人的看法却颇不相同。参谋次长刘斐话里有话地称：亏得是蒋主席自己指挥，不然一经过陈诚、顾祝同，蒋的命令必然要被打折扣，绝难取得消灭陈毅部十分之六七的战绩。徐永昌则批评说：“回忆军令部时代，第一厅曾表举李仙洲不听命令至一二十次，皆无如之何。似国军已习惯成必然，非受到蒋先生部署命令方生作用。此可一时（用之），殊非国防长久之图。彼自取乐元首，私计得矣，其如国家何？思之悚然。”[68]蒋介石指责国共力量逆转，“全由于负责人员之失职”，徐永昌与孙蔚如、高培五等却议论说：“其实蒋先生应负十之七八之责任。例如若干美国人士评论中国对土地问题无办法，通货膨胀，文武贪污无能，以及人事之无赏罚（如敷衍情面，对不善者不撤换，而另成立半代替之机构，或另调一助手，使二者皆难负责，或撤换而另调于不重要之机关，仅此一例可知其余），此等诸端，虽忧之者不能为讳（就军事言，仅仅希望作战军队不携带家眷之一件，即做不到，遑论其他）。罚不及亲，尤其为蒋先生之短（蒋先生好批示，而不知责以任务，人亦以此欺之，即愈要紧时愈请示，结果有功大家享，有过蒋先生得。事既难于有功，亦无法行赏罚也）。”[69]
白崇禧对蒋取代国防部的做法，也颇表怀疑。称：“从前被坏约四十师，今又一二十师，前后共失枪十数万支，炮三百余门，所得枪不过万余，炮不及百。辞修之错，首为整军与排斥异己等……蒋先生之亲自指挥更属然事。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蒋先生作风不改，前途不堪设想。”[70]
仅仅几个月之后，一度沾沾自喜于山东烟台和威海卫的克复，断言共产党“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的蒋介石，就意外地发现，国民党不仅没有扭转危局，而且在军事上竟然逐渐失去还手之力了。
先是8月2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属下的整三十六师在陕北沙家店地区被歼。然后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为主组建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大举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佯攻洛阳，直下陕县、灵宝、阌乡、卢氏等城，连歼国民党守军约三万人，并利用缴获组建了榴弹炮团。该部随后突然包围了武庭麟的整十五师师部及第六十四旅，并歼灭之。之后又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临汝、郏县、登封等城，活捉了武庭麟。到12月下旬，经过一系列的作战之后，陈、谢部一举将一直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和整三师全歼于西平和遂平之间，俘虏了兵团参谋长李英才和整三师师长路可贞等。
其间，山东战场的形势也开始改变。原本被动挨打的中共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通过在沙土集全歼整五十七师，俘虏其师长段霖以下7500多人，其东线兵团成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主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还根据中共中央命令，进入豫皖苏地区，在12月24日与陈赓、谢富治兵团汇合，夺取许昌、漯河、驻马店等重要城镇，再度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河南省会开封和国民党战略指挥中心郑州。
几乎与此同时，一直战绩平平的晋察冀野战军发动清风店战役，于10月中旬包围胡宗南的嫡系部队罗历戎的第三军。经过三天战斗，歼灭该军1.7万余人，俘虏罗历戎以下1.1万人。该部随即乘胜夺取孤立的石家庄，全歼守军两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亦从9月14日起，发动秋季攻势，在辽西走廊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部和两个师，共1.6万人，进而在中长路长春至铁岭间全歼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主力和第一三〇师一个团，计两万余人，随后又在义县再歼从华北调来增援的国民党军两个师之大部，于11月5日结束攻势，转入休整。40天后，该部再度发起冬季攻势。于1948年1月5日全歼国民党新五军军部并两个师，俘虏军长陈林达等。之后，连克辽阳、鞍山、开原和四平，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迫使吉林守军逃往长春。其间，国民党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至此，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和锦州几个孤立据点，相互交通全部被切断，只能靠空运补给。蒋介石虽极力设法，组织兵力救援，却发觉已经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可用，只能下令东北守军突围南撤，但守军将领明告，全无获胜和安全脱离把握。[71]这一回，蒋介石再想要将部队退回关内都没有可能了。
中共这时最为困难的是在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因为无法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又四面受敌，不得不进行游击战，消耗极大。毛泽东最终意识到前此计划无法实现，遂同意部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刘、邓部跳出大别山后，原先背负着牵制国民党，围攻大别山根据地使命的陈、谢兵团等部的使命亦告结束，中共在中原战场的作战明显地活跃起来。3月中，华东野战军一部与陈、谢兵团攻取洛阳，歼灭守军青年军二〇六师等部，俘师长邱行湘、参谋长符绍基等。其后主动撤出，复于4月5日再克洛阳，又歼守军一部。此际，中共山东兵团也积极出击，连克张店、周村、淄川、潍县，俘虏整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等。西北野战军则发起宜川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援军整二十九军所部两个师四个旅，击毙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王应尊、旅长周田之和李达等，占领宜川。随后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5日占领洛川，并且一度攻克宝鸡。此战就连蒋介石也承认对陕西战场影响甚巨。其日记称：“我刘戡军之第二十七、九十两师，昨日在宜川西南二十里之石村地方被匪口袋战术所消灭，此为陕西我军一年来最大之失败。宗南疏忽粗鲁，未能研究匪情，重蹈覆辙，殊为痛心……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维持关中与延安已甚为难。”“西北军事已处劣势，士气低落，人心必更动摇，时局将更动荡，而匪之枭张，亦将尤甚。”[72]
进入5月份后，国民党人忙于总统选举，闹得不亦乐乎。于是，改称中原野战军的刘邓部乘机发动皖东战役，击溃张轸兵团后卫第五十师主力。同月，粟裕所部华东野战军渡过黄河，于22日夺取河南省会开封，进而发起睢杞战役，于29日包围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率领的，由整七十五师、七十二师、新二十一旅组成的区兵团，歼灭整七十五师和新二十一旅，俘虏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等。位于杞县铁佛寺的七十二师因得黄伯韬兵团救援，逃脱被歼命运。这时中共山东兵团也乘机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十二师。中原野战军则乘汉水流域国民党军兵力空虚，长途奔袭襄樊，歼其守军，并俘虏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中共华北部队也在这段时间里夺取临汾，切断平绥、平承、北宁、平汉铁路，并且成功歼灭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组织的争夺麦收的南进部队一个总部，四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副司令原日本将领元泉馨伤后自杀。山西省会太原至此成为一座孤城。
眼见军事形势再度急剧恶化，国民党内早已怨声载道，甚至到处冷嘲热讽。最典型的莫过于郭悔吾关于目前盛行“国共合作”的说法。他讽刺说：今年补充枪五十万支，多数已转入于共军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更记一例证说：“冯季英来述被停职经过，述及四十师分出之三个团，由鲁西追刘伯承部入大别山，在广济附近被匪消灭。嗣逃出千余人，干部若干。主席嘉其过去功绩，为（之）补充装械炮位，方领到，经许昌时，又全失于匪云云。”[73]
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固然也不甚佳，但他仍一秉以往态度，拒不承认失败，而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以坚定自己的勇气与信心。他这时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市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虽情势愈急，险象万状，惟余之信心绝未为共匪虚声暴行所动摇，自信尽我人事，不忧不惧，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后之难关，而获得最后之胜利与成功也。”[74]
然而，蒋介石这时的话还有多少人信呢？他解释军事上的失利，说是因为政府太爱惜人民，不像共产党那样“横征暴敛”，而是处处都想要保护。只要改变战法，“集中兵力，以匪之法打匪，剿匪之胜利有十分把握，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匪之主力”。[75]但就连一度相信蒋介石有办法用军事手段很快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王世杰，这时也不相信蒋的说法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白崇禧等在去年此时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今则东北之局势固江河日下（安东等处已放弃），山东、苏北之共军依然未消灭，河南已大部为共匪所控制。今则皖北、鄂东、鄂北亦为共匪所侵入。共匪之威胁实数倍于去年此日。”[76]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内心里根本就认为这纯粹是蒋介石自己独断专行、任人唯亲的结果。还在1947年11月，即在军事形势刚开始逆转之初，刘斐就开始尖锐批评蒋称：“共党本无取得整个国家之势与力，但我们政治偏偏迫诱之。而主席大非前比，愈独裁，愈不近人才，同时愈不放心人，愈非私不用，孔、宋不论矣，罗卓英新以贪撤，而复用之东北，似此如何服人！明明江河日下，乃偏甚乐观，每谓匪不至于过江，实则策划于日内实行之进剿大别山匪如不成功，匪之过江可计日待也。”[77]
许多国民党军事幕僚人员这时已经确信，陈诚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不足以应付目前关内的军事困局，他们力主将蒋介石极为忌讳的桂系将领白崇禧请出来，至少是主持华中战场的指挥，并给以全权。曾任驻延安联络参谋的徐佛观这时就向蒋直言称：“目前主要战场一为东北，一为华中，现河南已全部糜烂，湖北糜烂五分之三，全般态势皆日趋恶化，已渐至决定最后胜负之边缘。此乃政府今年之生死问题，其他一切利害问题均应从属于此一大利害之巨大问题下而衡量之。”“剿匪系跳火炕（坑）之事，共匪乃无法妥协之敌人，故无人能于剿匪过程中作非份之想。且桂系之政治欲望绝不能向钧座存问鼎之心”，况“任何干部所蓄之政治欲望，在领袖所掌握的大的国家政策之下，均无根本之危险性。此无须过为顾虑者”。“在危急存亡之秋，若钧座对某一重大问题之看法，社会上认为不及另一人之看法，即可减低钧座之威望，而增加另一人之潜力，其影响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国军干部与陈辞修先生之关系甚深，与白健生先生之关系浅，而辞修先生年来之威望亦远非健生先生所能企及。然职闻去岁上春以来，辞修先生在中训团对军官之训话之反应，反不如健生先生之良好，此实值得深长思考者。”[78]
徐佛观在呈文中，不仅直言劝蒋，不要太过虑桂系的威胁，明言陈诚的威望已大不及白，而且还特别提到力图维护其“湖北王”地位的何成浚排挤白的不良用心。从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到了这种时候，国民党人内部相互防范、排斥和不信任的情况，仍旧极其严重。这种情况更直接表现在前线作战的军队指挥官之间。这时被蒋授命负责打通沈阳和锦州交通的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就密告蒋在前线的耳目，反映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不满任命他进驻锦州，分割其权力，因而“处处牵制”。电称“钧座令范汉杰督训正在锦州训练之部队，卫总司令亦不同意，廖耀湘现已另派其副司令舒适存至锦州负督训之责，范不能指挥”。“凡作战、训练、装备等诸般事宜，卫总司令多径下令与孙渡，甚至各军长，但不通知范汉杰。”“并嘱范因其不明全般情况，不得其同意，不可径向钧座报告有关军事问题。”而事实上，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廖耀湘等表面拥卫，暗中各处活动，不惜以种种造谣手段，期使杜聿明重回东北”。范汉杰也采取各种办法拉拢驻锦部队，如组织军官代理人俱乐部，由自己领导，以便时机成熟时能够掌握部队，等等。[79]
国民党人之间为什么会走到近乎四分五裂的状况？这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历史上派系林立，蒋介石靠收编地方势力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明显地与蒋介石自身的统治术有关。对于此点，这时就连国民党内众多干部都再也看不下去了。眼见整个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他们纷纷集会、上书，检讨“病根”，直言蒋独裁统治之错误。他们指出：“国大代表和立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是失意的军人、腐化的官僚政客、封建的土豪劣绅以及资本家投机商人。至于领袖干部，无论团或党，都是以派系的利益为前提，来决定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体会领袖（指蒋介石——引者）的意思，真诚的来实行的。有时候照领袖的意思做，那是因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藉以利用领袖来攻击对方，巩固自己。总之，他们的斗争到了没有原则，不讲政治道德的地步。”关于共产党问题，多数人也明确认为根子在自己身上：第一大原因在于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均未实行”，而“不能实行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不但农工份子离开我们，恐怕连军队都不能与共匪作战了”。第二大原因则在于“共党是党政军一元化，本党则否”，不仅“党的权力集于领袖一身”，“‘专断’、‘独裁’”，“只有集权，没有民主”，凡事只“与一二左右亲近者谋之”，以致“堂奥深远，民隐难知，隔绝群众，不悉下情”，县以下完全看不到党的工作，而且领袖从来“重左右，轻党议”；“重政术，轻主义”；“重感情，轻法理”，如此行事，“党众谁复与钧座共祸福成败哉！”他们断言：“夫以‘政术’为制胜一时之计则可，因政术而弃‘党信’，则虽利一时，未有不败于永久。民无信不立，失信于民，即自败其党格，自食其诺言，党复何以自存耶？”他们提出：“恢复党信”，“决意实行民生主义”，声称为事“非钧座有大改革之决心，无以扭转危局也！”[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