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
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为配合这一行动，免生变故，他暂时拘押担任卫戍广州任务的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2]但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
就“三二〇”事件本身而言，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蒋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还在事变发生前夕，尽管蒋对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已恨之入骨，他也还是认为季的擅权与专横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无关，不仅“决非其当局者之意”，且任其发展反“必牵动中俄邦交”，对联俄政策不利。[3]因此，当事变中因戒严需要，“士兵竟将苏俄客卿寓所守卫，形同监视，且缴其械”，蒋事后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并暗自提醒自己说：“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苏联使馆参赞来问事件“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他更是急忙说明是“对人问题”，以释其疑。[4]
同样，即是对人问题，蒋介石最初自然也不曾设想过通过事变来对付或打击共产党人。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和暂时拘禁第二师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党代表，不过是采取此一戒严行动的临时应变措施。因为他开始时毕竟无法了解，中山舰的异动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特别是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又为王懋功所部，王又与汪、季关系密切，该师中的共产党员当然难予信任。至于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行动，则除了对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担心以外，还涉及到对中山舰的占领需要在罢工委员门前一带实行戒严的具体需要问题。一旦顺利占领了中山舰，不见任何反抗，蒋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当，不能不马上取消戒严，恢复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事变过程中，蒋也不曾禁止第二师以外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以及广东中共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受到过冲击。周恩来、包惠僧当天甚至还曾亲自到蒋介石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贴身卫兵被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5]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6]。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7]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蒋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他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只满足于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就匆忙取消了戒严。
事实上，直到一个月之后，蒋仍不能解释自己行动的正当理由，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人们说：“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他们不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张，而且还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他，不许他革命。至于为什么要抓李之龙，夺中山舰，“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8]注意到蒋随后不仅释放了李之龙，而且对在事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欧阳格、吴铁城、陈肇英、伍朝枢等，或弃用，或免职，或拘捕拿办，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心里也未必真的确信中山舰当日的调动真有什么劫持自己的图谋。如果蒋相信欧阳格等人并满意其所作所为，如此处置显然不合情理。
蒋不能确定中山舰异动与倒蒋阴谋有关，不等于他不能确定汪精卫和季山嘉有倒蒋的阴谋。对于自己发动事变的主要理由，事变后蒋曾明白告诉过汪精卫，即：（一）“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且极端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坐失时机”；（二）“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当时弟并以彼用意之毒，陈明于兄前，谓此计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复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三）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乃兄不察，竟顺其意，且赞成之，惟恐不遑。及弟与季山嘉露意反脸，令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四）“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叛弟后，即以此为报酬乎？凡此诸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总之，“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此明显“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9]
当然，上述不满到底不能成为自己擅权夺取中山舰行动的充足根据。因此，事变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来，蒋就急于想拟函致汪解释自己发动事变的理由，只是“思虑再三，卒未能成”，因为他虽有种种怀疑，到底无法明言中山舰之异动与汪有关。结果困于我既“不愿以伪待友，（彼）又不能以诚示我”，只好作罢。当他意外得知汪精卫已因肝病卧床不起时，满怀这种矛盾和犹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关切。不料见到汪对他“怒气勃发，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原本自尊心极强且怀疑汪的蒋介石，深感受辱，内心里又不免平添了对汪的怨愤。蒋因此愤愤然。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如一些学者所说，理当去想一想自己发动事变给汪造成了怎样的心理伤害，反倒是认为是汪对不起自己却毫无忏悔之意，因而怒不可遏地在内心里痛斥汪“几乎无道义之可言”。既然对汪再无幻想，蒋也就必然更加坚定了自救的决心。[10]当然，在蒋看来，这并非完全是为了救自己，它也是使国民党恢复自动自主权力的一种必由之路。
“三二〇”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也是蒋事变期间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苏联人首先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20日当天，苏联顾问季山嘉派助手面蒋，“稍加责言”，蒋当时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后，蒋意外地发现苏联顾问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抗议或反击的意思，而且这时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军政代表团团长、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A. C. Bobonov）还很痛快地决定答应蒋调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这顿时让蒋如释重负，几天来的极度焦虑与压力一扫而光。据蒋日记：22日“上午，俄使馆参赞来见，问余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克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有此表示及承诺，蒋马上就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政治委员会，并提出三点处置善后的建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由于苏联人已经表明了态度，汪精卫也没了头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劲头，因而蒋的建议未受到任何阻力轻松通过。当天下午，几位军长再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等各问题时，蒋更进一步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蒋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如今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反而使蒋内心里生出了几分轻蔑感，不免暗自批评曰：“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11]
如果说，“三二〇”事变对蒋的心理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蒋对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之便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无疑是失去苏联顾问团支持的结果。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无论共产党还是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头司令，左右不是人。汪精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赌气于23日弃职而去，表达了自己消极抵抗的态度。
蒋介石决心自救，并非想过挤走汪。汪为一党之首，他心里可以看不上汪，表面上却必须做出种种姿态以示敬汪。汪不辞而别，并留信给张静江，直指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给人印象，汪之出走，纯粹是蒋造次犯上，恶汪、逼汪的结果，这当然让格外看重颜面的蒋极为难堪。蒋本来就认为汪有倒蒋阴谋，汪此举更让蒋看不起汪的为人处世，反而在内心里自找台阶，认定汪一定“有亏心事”，因为如果不是害怕自己的“陷害之计”暴露出来，为何避而不出？[12]但是，汪既然明言因蒋而去，蒋纵使衔恨在心，也绝不能给人印象，好像他在觊觎汪的位置。因此，蒋只好做出姿态，也马上离开广州，并留书给张静江、汪精卫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13]
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同进退。“三二〇”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称汪“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此于，可不痛乎？”[14]
在左等右等不见汪精卫踪影，和张静江等人反复警告催促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等不下去了。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他于4月3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〇”之案。恰在这天，苏联顾问和周恩来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15]汪精卫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苏联顾问、共产党表示愿汪、蒋继续合作在前，汪精卫虚情假意表示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蒋看来却很有相互呼应配合的痕迹。他因而断定，汪精卫“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16]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于4月9日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称：三月内当“可不扰清神，以期速瘳厥疾”，三月后如汪仍不复出，“则待军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后尘，以明心迹”。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由此，蒋既表明了决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贯彻主张的态度，也堵住了汪马上复出，“为某派所利用”的可能性。
蒋复汪函，虽然所列各点几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权，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蒋在最后第一次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〇”事件，公开与共产党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17]
说“三二〇”事变是各军官因受汪挑唆而引发的针对共产党人的自卫行动，自属托词。蒋此番言论道出的，其实恰恰是他在事变后的一种必然心态。事变后，蒋曾反复说明：虽然李之龙自称是个共产党员，但“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18]。到这时，他开始频频举出共产党教官高语罕“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的说法，批评共产党人不该公开鼓动反蒋。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19]
细查蒋之各种内外言论可知，对于汪精卫1925年底的这段演说词，纵使军官内部有过议论，蒋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并未产生太多不安的联想。而一旦发生了“三二〇”事件，本来就多疑的蒋难免要对号入座，开始担心自己会被共产党人视为中国的凯末尔（M. Kemal）。高语罕的演讲，更刺激了蒋介石这根脆弱的神经。[20]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成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所谓“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
当时，害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事变前夕，蒋之至友戴季陶曾致蒋一长函，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危害之可怕。他坚持：“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事既如此，共产党人也承认这一点，何不牺牲其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从而除去一切党内纷纠呢？[21]他们认为，即使共产党人一时难以放弃其党籍，两党关系一时又难于改变，也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办法可想。如已置身西山会议派中的邵元冲、叶楚伧和形式上中立的孙科等人，事变前夕在上海就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有过谈判，他们的主张是：“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一向被蒋视为“良师”至友的张静江，在上海也参预了相关的讨论，并愿意赴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对党务办法”。[22]“三二〇”事变的发生，张虽未参预事前之策划，却参加了善后办法之讨论。特别是蒋退回虎门后，张随即跟至，蒋前述4月3日的提议，就是与张静江密切磋商的结果。[23]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三二〇”事变前，蒋虽有过夺权的想法，最初也仅止于政府之权力，即所谓“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而今“只要大权不旁落于外人之手，则其他事可以迁就也”。[24]当时他所说的“外人”，不过是苏联顾问罢了。但事变后，特别是到4月初之后，蒋思想上已渐将消除汪、季阴谋以及政府中苏联顾问权力过大问题的目标，迅速转移到限制共产党、确保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方向上来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蒋看来，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的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了。换言之，蒋认为，国民党内的跨党分子，很大程度上也是所谓“外人”的代表。如果只把旁落于苏联顾问之手的权力拿回来，而不能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到全面的约束和抑制，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况且，蒋相信，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麻烦与冲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跨党引起的，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又几乎掌控了国民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其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因此，原本对汪、季发难，必欲收回苏联顾问的权力，到4月3日蒋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提案时，其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了次要的内容，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多在说明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了。[25]
为了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鲍罗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赶回到广州来。鲍罗廷回粤之后，很快就发现蒋周围尽是疑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党内骨干，几乎天天在与蒋谈论党务问题。[26]在这种情况下，蒋会日益坚决地想要提出整理党务方案，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十分自然。鲍认为：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汪去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统御国民党，且莫斯科也没有倒蒋的意图，要想让国民党继续保持左倾态势，这时在国民党内也非暂时借助于蒋不可。故鲍罗廷仍不得不反复与之磋商，极力劝说蒋，使蒋看到过分限制共产党的不利影响。对鲍罗廷的意见，蒋亦并非毫不理会。他告诉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两党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好，惟“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敢主张违教分裂”，只好勉强作出一些限制之规定，实亦无可奈何。[27]由于鲍罗廷相信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亦深信目前还不能排斥共产党，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相当的妥协。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七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许甦魂、江浩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而对蒋所提整理党务案，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之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受准许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等各项规定，共产党员也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点，和要求增加个别有利于保持平衡的条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条文中直接点名“共产党员”之处，统统改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要求取消“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这样的提法，改为“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同意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但要求规定可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惟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及建议“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等。[28]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严重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依据当年的会议记录，较为中立的孙科鉴于前此常有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并因此引起极大争议，故曾“临时动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内部纠纷起见，自此次整理党务案执行后，本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一致的“否决”。同样，伍朝枢、李宗仁在会上提出扶助农工应有具体政策之规定，否则太过幼稚，容易造成误会的问题，会议也未予支持。会议的决议认为：“全体会议认本党已往之农工运动确有差误与幼稚之弊病，但本党对于党纲上所规定之扶助农工运动之发展，此原则是不能因噎废食的。况此种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状况内与农工运动发生之初期为不可免，故本党应注意嗣后此种运动之正确，庶不违背总理所提倡之民生主义。至大多数之农工群众的运动，应如何改正方法，着由常务委员会讨论之。”[29]包括会议最后所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虽希望能够更加明白地提出党内问题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