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地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他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其实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的关系，包括迎汪，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如蒋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94]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许诺保证，基层组织依旧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还在1926年11月间，就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宣传，是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的事。当时场内的工人群众竟有意当着蒋任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对蒋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他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拨联系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95]。不过十天之后，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燥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96]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开批评斥责，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将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占领汉口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97]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12月10日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抵达武昌。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也开始分批北上。鉴于这种情况，鲍罗廷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3日马上召集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当即得到通过，会议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的主席。[98]注意到蒋介石实际上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蒋委托战时暂行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因此也被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蒋再度处于可能任人摆布的地位，不难了解他对此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想。

蒋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〇”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据此，蒋不得不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于他直接掌控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99]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到蒋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如今若向蒋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上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鲍罗廷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100]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据此，他在1月12日欢迎蒋介石一行来武汉的宴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而指名道姓地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101]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那里可以放过你！”[102]

“三二〇”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成功地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了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覆辙，自己出面来向蒋的自尊心挑战，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于理解。鲍罗廷这时的杀手锏，多半有三个，一是在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掌握着蒋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随蒋破裂；三是唐生智等相当一批北伐将领已在武汉方面领导之下。而与此同时，鲍罗廷同样相信各地工农运动正在广泛兴起，它势必会对国民党及其北伐军形成强大的牵制作用，各地赞成迎汪的国民党人声势日渐浩大，必然会对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也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唐突和冒险，会太过损伤蒋的自尊心，暗托宋子文等对蒋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103]，但他却并没有停止推动剥夺蒋党政权力的斗争。

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前后不一，强令暂以南昌为都城的做法，使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极为不满。蒋介石刚一离开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就大张旗鼓地发起“恢复党权运动”，以打倒“昏庸腐朽分子”为名，明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暗批蒋介石，并挤走了不赞同左派主张的十一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孙科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公开发表文章，影射、抨击蒋搞个人独裁。孙科指责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104]。邓演达的文章认为当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文章尖锐地提出：“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105]为根本消除蒋对党政的控制权，武汉国民党左派决定利用人数优势，于3月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来取得和维系，而且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所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共产党人最为重视的工人群众，政治上也与广州工人的情况不相上下，通常处于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能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甚至可能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去。换句话来说，蒋介石未必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于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这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的支持，而且也同样会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共产党人相抗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蒋介石的军队所经过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社会中上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拥蒋热情。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员通常都影响着相当一批工人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间造成很大的恐慌。蒋介石到来后，为抗拒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往往会借助于本地倒戈的军事领袖，或选派政治上区别于激进派的亲信，另立党政机关，以控制地方。由于这些人明显地倾向于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因而自然会受到习惯于旧体制、旧秩序，而恐惧激进革命的社会中上阶层的欢迎。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共产党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会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能够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相对抗。对此，久已习惯于用强力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反对。结果，就出现了诸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时在蒋的总部中所看到的那些让他倍感吃惊的情景：蒋对其亲信支持、指使拥蒋的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领导的各地国民党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冲突等，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时而默许，时而干脆就是变相鼓励。[106]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开始不择手段地来与跨党分子争夺地方和群众，是与他所感受到的权力失落的威胁程度密切关系的。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蒋工作的郭沫若虽然对蒋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蒋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3月上旬之后，当蒋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紧接着武汉又召开了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开始大踏步地转向极端。很明显，蒋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是太大了。困兽犹斗，有过“三二〇”经验的蒋介石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还在1927年2月下旬，即在蒋还没有下决心动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不断地公开放话了。当时，他仅仅是受了鲍罗廷言语威胁的刺激。他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他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了！”谁也不要想让他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107]当时，蒋介石掌握的是军权，武汉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是党权和政权。在旧中国，军权大于一切，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企图以后者取消和限制蒋的权力[108]，其后果应当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