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局部“剿共”与危机初起
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磨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自1939年春天起，先是在陕甘宁边区，然后是湖南平江，接着是河南确山竹沟，两党之间以往的磨擦和冲突严重升级。国民党人的防共措施明显地由一般性的查没报刊、封闭社团、逮捕人员，急剧地走到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武装驱逐对方军政人员的地步，由此而造成的中共方面的人员伤亡明显增多。
但是，两党关系走到军事冲突的地步，一切政治的措施都势必会转化为两党军事力量的较量。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89]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六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其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五县“全归边区管辖”，但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90]
让国民党人深感到头疼的，还是共产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因为在这样的地区，推行防共限共政策的结果，就是国民党自己吃亏了。而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央显然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山西，阎锡山抗战初期为改造旧军队依靠共产党人的帮助组建了新军，不想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阎自然早有夺回新军恢复权力的想法。随着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限共文件，阎锡山一度试图以武力夺回其失去的对新军的控制权，结果引发晋西事变，新军在八路军秘密支持下，占据了晋西北，大部公开脱离了阎锡山的统辖，事实上成为八路军之一部。
而在河北省，省主席鹿钟麟1938年9月到任后，即试图取消共产党人主导的冀中、冀南行政公署。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批准后，鹿即通令撤销两行署，并另行任命各县县长。[91]由于河北民政厅长张荫梧另有背景，也乘机自行任命，日伪也在拉锯区任命县长，这就使两行署范围内一个县一下子开始出现了两个甚至三四个不同背景的县政府，相互之间自然要发生激烈冲突。对此，八路军迅速做出强烈的反应。除组织民意代表向各方请愿外，并以武力压制鹿钟麟等任命的县政府。鹿随即也利用张荫梧、乔明礼的民军[92]，和受命陆续调入河北的国民党正规军石友三、朱怀冰、庞炳勋等各部，与八路军进行对抗，并要求八路军归还第二战区。[93]然而，鹿统辖之下的这些部队，大多属于杂牌军性质，战斗力并不如八路军。为达到河北以为我主的目的，八路军经统一部署后，于1939年4月下旬起开始集中兵力，对国民党各部队实行各个击破。几个月连续作战，使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不是惨遭歼灭，就是被赶出河北地界，少数走投无路者，则投靠日本人。而“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这一仗是张荫梧挑起的”，当时参战的八路军吕正操部马上就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的名义，分别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等发出通电，提出控诉，宣称张荫梧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并杀害我人员造成惨案，不得已乃出于抵抗。[94]
其实，国民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甫一下达，即为中共中央所侦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939年6月3日即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磨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95]。
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其限共方针出台之际，恰逢中共中央政策转变之时。1939年5月底，共产国际鉴于斯大林有意改变对德政策，将战争祸水西引，开始要求各国共产党提防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翻脸。毛泽东因此在6月上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开始提出：要做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的思想准备，为此要严密党的组织，每省准备一个到几个根据地，保存精干，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必要时打游击战争。[96]不难看出，共产党人随后在山西、河北应付磨擦的强硬态度，明显地是其准备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为了避免根本破裂两党关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的姿态。比如通过周恩来致函陈诚等，要求划定范围，以求根本解决陕甘宁边区等地的军事磨擦问题；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合组两党或各党之共同委员会，商讨整个敌后党政军大计；在力量明显薄弱的地区，则与国民党人商定具体妥协办法，避免冲突等。[97]对共产党人政策上的这种转变，国民党方面毫不知情，只是继续坚持强硬态度，毫不妥协。双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磨擦升级并形成对抗局面，几不可免。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该函提议，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此计划案须绝对硬性并以强力实施）”。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发表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98]
进入1940年以来，国共两党明显地进入到针锋相对的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磨擦”斗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通报说：“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99]因此，中共中央更加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100]
共产党不断扩大根据地，且决心继续扩军的态势，自然愈加引起国民党人的严重不安。国民党内强硬主张用军事手段恢复权力者自然也日渐其多。晋西事变后，第二战区于1940年初迅速拟定报复计划，准备在两三个月之内调集五个军，并配合中央军三个军，向晋东南、晋西北的八路军“同时发动攻势作战”。[101]军人如此，无职无权，被人称为“好好先生”的叶楚伧这时也上书蒋，主张“默许各机关战区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并力主“各战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越境部队剿灭之”。[102]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暗自盘算曰：“余初亦思及今后，因此对削抗倭力量或竟演变至更窘地步。继思共党之欲断送中国，较汉奸为甚，其背景亦较倭寇为险。欲免其祸，迟早必出于一战。”再迟恐更不利也。[103]
鉴于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甚至相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104]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105]
3月22日，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计划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将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的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对于此一计划蒋表示怀疑，称“此用（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106]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107]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磨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108]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
中共中央并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却无法接受冀察两省的狭小区域，提出必须以华北五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109]蒋介石对此根本拒绝。周恩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蒋亦毫无通融的余地。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110]
在国民党人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党军桂系韩德勤部竟在黄桥镇被陈毅的新四军一举击溃，华中国共两党军事优劣的对比明显易手，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将领更加坐卧不安了。
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主要是指日本占领下的江苏和安徽两省区。因为该两省区不仅位于中国最心脏地区，而且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江南铁路（京宣线）和长江航道，纵横交错，因此一直以来就被国民党视为最关键的地区。此前，虽然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因改编自南方游击队，仅四个支队，一万人左右，故得以留在此一地区，受第三、五两个战区统辖，并曾经得以在江苏南京、武进、常熟、无锡、金坛一带，安徽芜湖、宣城、青阳一带，和桐城、无为、舒城一带进行游击，军部驻皖南云岭地区。进入1939年，国民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新四军扩张的威胁，很快派出游击部队进入苏南地区，并明令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退出武进、江阴等铁路以东的苏南地区。1939年5月以后，第三战区更开始贯彻防共办法，不仅秘密成立“防制异党活动委员会”，并秘密颁布《防制新四军活动办法》，规定“将新四军区域内及其附近之一切已编未编之游击队，设法诱开，调至后方整编”；将与新四军接壤的各县“暗中划为特别工作区”，“遴选本党忠实精干同志”分别担任县长、乡长、镇长、军训教官。[111]鉴于苏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已经站稳脚跟，故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1940年3月5日下令苏南新四军必须退至溧（水）武（进）公路以北，长江以南，高资、东昌街、行香镇、上马场之线以西。[112]由于第三战区规定的地区地形不利于游击作战，又紧靠南京，终日受日军扫荡，实难生存，故陈毅遂率领苏南新四军主力，不顾第三战区的命令，于7月8日渡过长江，进入了苏北地区。
苏北此前已有一支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日占的扬州、泰州、泰兴三点之间的吴家桥、大桥一带活动。因“江抗”未进入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地区，双方一度相安无事。但在5月中旬，因日军扫荡吴家桥地区，“江抗”被迫退入国民党军防区，遂引起国共两军的冲突。叶飞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功地在郭村击退了国民党李明扬部的进攻，进而又发起反攻，进占塘头，一直打到李明扬老巢泰州城下。蒋介石这时正在考虑军事划界，即全盘解决与中共之间的冲突问题，故他对李明扬的求援电回复说：“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静候解决为要”。据此李明扬被迫承认叶飞部所占的地盘。
叶飞部在苏北的胜利显然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第一支队难以在苏南立足而头疼的陈毅，使他看到苏北才有最好的发展条件。因此，陈毅部不仅以主力渡江，而且很快就东进黄桥，在泰兴、靖江、南通、如皋之间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决心与苏北的国民党军一较高下。对此，江苏省党部深为惶恐，电称：“本省异党活动日趋激烈。现运河以西地区，我军已不能立足，淮河以北各县，无不遭受甲、乙两军之压迫，盘踞江都、吴家桥等处之新四军，近来节节向泰州及樊川侵犯，上月俭日经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陈司令中柱及驻樊保安第三旅旅长张星炳两同志率部猛予打击，激战九日，稍戢凶焰，刻仍相持于泰州近郊。异党阴谋企图于本年完成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方部队，多数缺乏消灭共党之诚意，士兵训练，亦感不足，一经临阵，往往被其麻醉，（失）却战斗情绪，而指挥不统一，意志不集中，尤为养成异党坐大之主因。苟不及早图谋对策，则苏北武装部队十万人，不消灭于敌寇之手，将为异党各个击破无余矣。”[113]
苏北敌后，是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地，他当然不会听任新四军前来夺取。8月下旬，他一面下令所部准备从9月2日起向黄桥地区攻击前进，一面请求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从山东派霍守义部南下增援。[114]尽管于学忠婉拒增援请求，韩德勤仍旧下定决心要将陈毅部赶走。而陈毅这时也信心十足地准备迎战韩德勤，他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部队“迅速南进，主力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之线”，一面建议新四军在皖东的第五支队占领平桥、宝应之线，准备“一举解决苏北问题”。[115]
韩德勤于9月3日发起最初的进攻之前，即电告蒋介石称：“中共确有于最短期间由南北两路攻取盐（城）、兴（化）、东（台）、泰（兴），利用苏北资源，以作赤化苏鲁皖豫，反抗中央之根据地（的企图），极为明显”，惟苏北“基干部队有限，不敷分配，且弹药缺乏，独立支持，实无把握，拟恳钧座迅派大军增援，并携大批弹药，以挽危局”。[116]果然，韩部初一行动，就遭败绩，以至蒋介石亦不能不考虑增援问题。他于9月10日分电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山东省主席于学忠，要求他们按照军令部的方案支援苏北。但是，无论是李品仙，还是于学忠，这时自顾都不暇，哪还有可能把部队派到苏北去？韩德勤等到9月底不见动静，终于忍无可忍，电告蒋“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决率基本部队为主义为国家奋斗到底”。之后于30日下达了总攻击令。结果亦可想而知。韩所部独立第六旅惨遭全歼，其看家的第八十九军军部被歼，军长李守维坠河溺死，总共1.1万人被消灭。陈毅部迅速占领海安、东台。而南下增援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也突破韩德勤部的防线，连克东沟、益林、阜宁等地，并于10月10日攻下盐城，进而与新四军会师于东台。眼看国民党在苏北敌后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此即将像河北一样易手于共产党了。
面对新四军在苏北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初时尚能克制。其原因在于，苏北冲突全面展开之际，正好是国民党中央计划整个调整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限制方案之时。在此之前，国民党人对新四军在华中地区遍地开花式的发展，兵力增长十倍以上，已经深为恐慌。[117]蒋介石于3月25日曾电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有意将新四军全部集中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附近地区，以避免中共在华中重演夺占华北敌后的一幕。为此，蒋介石甚至批复了军令部起草的《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118]但由于此后日军分路进攻皖南，进占南陵，并向青阳、太平等皖南腹地推进，蒋的这一计划一时无法执行。很快，在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建议下，蒋介石和军令部根本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决定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区去。而为顺利实现这一计划，蒋并不希望双方在苏北大打出手。因此，即使发生了黄桥战役，韩德勤部遭到惨败，包括得知八路军北上苏北，蒋也还是没有实施报复作战的意图。
10月19日，依据《中央提示案》，并参酌苏北的形势，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决予纠正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119]为配合这一最后通牒式的通告，国民党这时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军令部并且秘密拟具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批准。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和重庆高层的动向，这时也并不清楚。毛泽东虽然力主由周恩来出面与蒋取得妥协，不希望苏北再战，但是，由于这时于学忠派出的增援部队霍守义部已逼近黄克诚部所占据的益林、东沟一线，苏北方面力主先发制人，以免受到两面夹击。经过反复考虑，特别是有消息称胡宗南部集中了四个师准备向关中八路军占据的囊形地带地区进攻，毛泽东最终批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只是强调不打东北军霍守义部，不打兴化，并限电到5日内准备攻击。[120]
11月26日，刘少奇和陈毅发出攻击的命令，以消灭韩德勤主力为目标的苏北曹甸战役就此打响。然而，这次作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
1937年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妥协，中共宣布“四项保证”，接受改制改编。图为毛泽东（中坐者）、朱德（左一）在欢迎中央考察团的大会上与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右二）在一起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左一）、朱德（右一）、叶剑英（左二）在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左三）、邵华（左四）合影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的命令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任命朱德、彭德怀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的委任状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在延安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1937年12月，国民党同意中共南方各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图为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前往设在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陈毅、粟裕等合影
1937年11月底，王明率驻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图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的合影。左起，前排：项英、何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
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为广集民意，正式成立国民参政会。图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时与会代表合影
图为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八路军参谋长兼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新四军军长叶挺
1941年1月从安徽泾县云岭在向苏北迂回转移中被国民党军队歼灭于茂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人员共有七千人左右
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因皖南事变被警卫员所害的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
负责指挥歼灭新四军军部军事行动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1941年1月，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晋察冀边区军民为抗议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举行游行示威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为中革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 《蒋鼎文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5、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12404、26012399。
[2] 《阎锡山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13593。
[3] 《阎锡山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35169。
[4] 《南京蒋委员长尚密一作效酉电》（1937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卷号97，1715—1717。
[5] 《石庄黄部长轩密养子石电》（1937年9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卷号97，1721。
[6] 《阎锡山致五台朱总司令漾申行一电》（1937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卷号97，1724。
[7] 参见[日]步21会：《滨田联队史》，第97—104页，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11月版；儿岛襄：《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第122—125页。
[8] 《林聂致朱彭电》，1937年9月25日。
[9]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函戴雨农面呈委座亲启》，1942年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0604。
[10] 《卫立煌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13282。
[11] 《华北游击战士的宝贵经验——国民党冀察绥平津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军委会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及冀西民训处联席会议》（1938年）。
[12] 《宋希濂致牯岭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31353。
[13] 《戴笠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22521。
[14] 《蒋鼎文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1日、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22521、26021767号。
[15] 《林伯渠致毛、洛电》（1937年9月18日）。
[16] 《张冲与周恩来谈话概要》（1937年5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7页。
[17] 《派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多方拒绝到职并缕述共党诡谋》（1937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0—323页。
[18] 《派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多方拒绝到职并缕述共党诡谋》（1937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0—323页。
[19] 《康泽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9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21772。
[20]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的信》（1937年10月10日），《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1] 《康泽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24日）、《蒋鼎文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第26035606、26015966号。
[22] 《戴笠致南京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6036725。
[23] 《蒋委员长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85页。
[24]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伯渠电》（1937年9月27日）。
[25] 《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0月1、5、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6] 《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4日，12月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7] 转见《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65—66页。
[28] 《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2月10、11、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9] 《陈、周、博、叶致洛、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电》（1937年12月21日）。
[30] 《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并前方朱、彭、任电》（1938年1月24日）。
[31] 叶青：《关于党派政治》，《血路》1938年1月22日。
[32] 《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5页。
[33] 参见《武汉日报》1938年2月6日；《扫荡报》1938年2月7日社论。
[34] 《（毛泽东）与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见《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第二版。
[35] 《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36] 参见《陈、周、博、叶、董致中央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37]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
[38]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实际交给国民党的日期为3月24日。
[39] 蒋介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讲词》（1938年4月1日），转见“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编印：《蒋总统集》，台北，1968年，第1037页。
[40] 《蒋委员长致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电》（1938年1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413页。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8月三个月时间里，经西安进入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就有将近两千人之多。
[41] 《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91页。
[42]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4日）。
[43] 毛泽东：《两党合作的问题》（1938年4月5日）。
[44] 《陈、周、博、凯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4月22日）。
[45] 《毛、朱、康、陈、刘致陈、周、博、凯电》（1938年5月12日）。
[46] 《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训练要旨》（无日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1938年6月16日），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第613—614、708—709页。
[47]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1938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54—355页。
[48] 有关张浩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可证之于王明等人1938年4月3日给书记处的电报。内称：“（一）国民党某派大印去年张浩在抗大之讲演，散发临时大会代表，作为反对之材料。（二）请在抗大陕公等处公告国共合作成立前之一切旧材料无效，并收集焚毁。（三）张浩同志勿来武汉，即返退。（四）一切各校出来学生，绝不能带出任何讲演或笔记，现在已发现很多所谓抗大讲义印卖，引起许多政治误会。”关于蒋对张浩此一报告之重视程度，可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0—131页。
[49] 见张浩《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7。
[50] 湖北省档案馆藏，LS3/1/261/8—14。
[51] 见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8。
[52]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湖南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53]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9页。
[54] 《鹿钟麟代电》（193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签注》（1938年12月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十一）1025。
[55] 《蒋鼎文致武昌蒋委员长电》（1938年8月2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1/4/3839/26—27。
[56] 查1938年8月2日延安并未见有其情报所称之两千人党员大会召开。当日仅见毛泽东对抗大三个大队学员毕业讲话，内容亦与情报所称无关。且此时恰在中共全力争取与国民党全面合作，准备停止在国民党内招收党员、组织秘密支部之际，所谓多派特工化装潜入国统区扩大组织和准备战后对国民党斗争之说，也不合逻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电》（1938年10月17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十一）4943。
[57] 蒋介石在8月3日见周恩来时亲口承认宣侠父是他下令捕的，后蒋鼎文在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谈话中也承认宣是蒋下令捕的，只是当时他们都没有承认宣已被其杀害。
[58] 《毛、洛、胡致朱、彭等电》（1938年7月14日）。
[59] 《洛、陈、康、王、胡、毛致陈、周、博、凯、叶电》（1938年8月6日）。
[60] 见《新华日报》1938年6月9日。
[61] 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
[62]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63] 《向国民党交涉合作统战活动的十大事项》（1938年9月）。
[64] 《朱家骅、徐恩曾、康泽、陈立夫等四人对于“中共政治局所讨论的及六中全会所要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签注意见摘要》（1938年底），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79号。
[65]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0月14日）。
[66] 《周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6日）。
[67]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
[68]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3、325页。
[69]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并见张廷贵、袁伟、陈浩良合著：《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
[70] 该办法规定：各地民众团体均应服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监督领导，并归各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持办理登记和整理事宜，凡未经批准登记的一律不许活动，凡有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或足以妨碍地方治安之行动者，均应依法改组或停止活动，必要时得由军警机关强行取缔和解散。转见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31/2/402/28—29。
[71] 已知1938年12月间行政院就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指令，几度下文给各地省政府，注意防范中共扩张。如12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特别通报中共豫西工委有报告给中共中央称：“已把握到的武装群众五万人以上，一俟敌骑入境，即可实现建立‘晋陕豫边军区’之计划。”且已吸收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第二总队青年干部和联保主任不少人参加民先队，有些更加入共产党。据此，行政院明令鄂豫等省“严密注意”。23日中央执委会秘书书又发出通报，说明中央宣传部密报近数月来中共在渝、沪、港各地舆论界活动甚为积极，“表面上拥护统一，拥护抗日，拥护最高领袖，但常曲解事实，攻击本党之设施以及党政之言行，动摇人民对于本党之信仰”，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处分的种种情况，要求各地均应采取同样措施“严予防范，切实取缔，以弭后患而利抗战建国大业”。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密令：中共已改变策略，“今后将实行化整为零，以使共产党员实力遍布全国及失陷地内重要城镇。现如陕甘豫冀晋诸省游击队之普遍发展，民众组织在共党领导下扩大，皆系抗战中所造成之势力云云……希特别注意，严密设法防止为要”。转见《湖北省政府密令》，1938年12月—1939年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31/2/402/15—23。
[72] 中共中央这时对指挥权的要求是：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不照过去省界，依游击战之形势定之，军事指挥与政权应该合一，故应争取委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某些省区及其所属各县之行政长官应要求委任八路军将领及政工人员充当。蒋若同意，中共可放弃某些地区如冀中、冀南及平原之一部给其他友军，八路军保证退出后不再去发展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对彭德怀与蒋介石谈判内容的指示》（1938年12月23日）。
[73] 《困勉记》，1939年1月6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74]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速记录》（1939年1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2/159。
[75] 《总裁在五中全会讲演：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1939年1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2/159。
[76] 《宣传部书面答复苗委员培成质询》（1939年1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5.2/159。
[77] 《院长孔祥熙令》（1939年3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5/25.13。
[78]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2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京）53。
[7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电》（1939年4月15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京）53。
[80] 《湖北省政府快邮代电》（1939年11月3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31/2/402/39。
[81] 《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1939年9月27日）、《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9/16—12、15。
[82] 《战区（省）党政军联席会报组织办法》（1940年2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9。
[83] 《处理河北问题六项办法》（1939年4月1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4。
[84] 《纠正共党不法行为宣传办法》（1939年5月1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8。
[85]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39年12月），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9页。
[86] 《处理异党实施办法》（1939年11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1939年12月），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30—332页。
[87]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1939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3—324页。并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591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3。
[88] 《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1940年3月印行，第42—55页。
[89] 据报平江新四军通讯处被坑杀六人；确山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死伤上百人。
[90] 《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博古、凯丰、必武电》（1939年5月3日）、《陇东三八五旅制造之镇原宁县事件报告书》（1939年7月）、《朱绍良报告陇东镇宁事件解决经过情形电》（1939年7月17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11619；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7121。
[91] 《第一战区司令长民程潜呈报处置中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原则电》（1938年10月5日）、《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报中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已令行撤销电》（1938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131—132页。
[92] 张荫梧兼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为民军司令。
[93] 石友三部1938年由山东调入，朱怀冰等部则是因张荫梧要求“派遣党国正规军队如朱怀冰辈来冀，以壮声威而慰望”而调入。张断言：此间人等均视共党为寇仇，“倘朱部及职部民军配合，振臂一呼，如响斯应”。《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呈蒋委员长报告八路军在冀专横情形电》（1938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251页。
[94] 一些史书中所记载的“深县惨案”，即由此而来。实际上，吕电称6月21日深夜12时半张荫梧率部包围我刘家庄驻军，并杀害四百余人，次日黄昏始撤围，恰与八路军发动围歼张荫梧部的时间重合。参见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 页；李达：《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95] 《周恩来致蒋委员长函》（1939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83号。
[96] 《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6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内部通报中将这时周恩来与第三战区商定的妥协办法，片面概括为以下四点：（1）停止本战区内中共之一切非法行动，并切实禁止，以后不得再有发现非法行动之事实。（2）在本战区各部队、保安团、壮丁队等以及各级军政机关内，中共均不得有组织及派员秘密活动。（3）新四军之后方办事除经准予设立之通讯处，专事军事运输及联络外，应切实撤销其公开秘密之一切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联络员等，及类似名目，并禁止以后再利用新四军名义掩护共产党之活动，而制造违法事实。（4）撤销各种未核准之训练机关，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湖北省档案馆藏档，LS31/2/402/44。
[97] 《周恩来致陈诚函并陈诚签注》（1939年6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84号；《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1939年7月7日），《解放日报》1939年7月7日第一版。
[98]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43号。
[99] 《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电》（1940年3月14日）。
[100] 《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
[101]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573号。
[102] 《事略稿本》，1940年2月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103] 《徐永昌日记》，第五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第477页。
[104] 《困勉记》，1940年1月5、2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特9/16—15。
[105]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密电》（1940年2月16日）、《蒋中正致顾长官祝同电》（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第29015110、29061163号。
[106] 《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1940年3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
[107] 《蒋介石致李品仙电》（1940年3月28日）、《蒋介石致韩德勤电》（1940年3月28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2357。
[108]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3。
[109] 见《中国共产党复案》，1940年8月。
[110]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8月28日）。
[111] 《防制新四军活动办法》（1939年），安徽省档案馆编：《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1985年内部版，第1—2页。
[112] 《冷欣致新四军电》（1940年3月5日），转见张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及其组成》，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13] 《朱家骅关于苏北新四军活动等情密函》（1940年8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114] 《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呈蒋委员长报告已派八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李云霈飞渝晋谒恳赐训示电》（1940年10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426—427页。
[115] 转见《陈毅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16] 《韩德勤密电》（1940年9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61页。
[117] 这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六个支队，外加数支游击纵队，广布于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豫鄂边、豫皖苏边、豫东等广大地区，兵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
[118] 转见刘岳化、尤亮：《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19]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04—506页。
[120] 转见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是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