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权代表」

中央机关的长征是从瑞金到雩都西进的，在河上架了几座浮桥，夜里就过去了。红军长征几天之后，运输部队「走不动」，问题很多。叶季壮认为加强那里的领导是当务之急，让我把总供给部的工作暂时交给粮食处长刘明德，立即以军事工业局总支书记的身份到运输总队去指挥。

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是「大搬家」。两个中央纵队各有自己的运输队，主要是二纵队，由一千五百多运输员编成了总供给部运输总队，兵工厂政委邹林当总队长。他们一出发就「走不动」，拖了中央纵队的后腿。

我到运输总队时邹林总队长已经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实际上成了负责人。我很快就发现了运输总队的三个困难：一是没有预备运输员，每人都挑一副担子，天天长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机器要多人抬着走，根本没法子走长路，更别说山区小路了；三是运输分队的行政组织没有建立，运输员吃饭、走路、睡觉没有人管。运输总队名义上是红军的一个部队，但如同民工一样是「一盘散沙」。

为此，我们就日夜不停地抓紧工作：第一是整编队伍，把运输总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一个抬运大队，两个挑运大队），大队下面再组成连队式的十二个分队。分队里有炊事班、收容组、宿营组。第二是加强行政领导，管好全队的调度、行军、吃饭、睡觉四件大事，让运输员没有后顾之忧，有体力完成任务。第三是清理运输物品。全队约有一千副挑子，约三百副是手榴弹半成品。抬运的机器中多是「洋机器」，用电才能开动，在兵工厂从来也没有用过（因为没有电）。

我提出把它们处理掉，但遇到严重的阻力。工厂技术人员什么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开工生产一样；而行政干部则要多扔，否则会把部队拖垮。几经周折我才上报了必须处理的物品清单。叶季壮立即转报邓发司令员和周恩来副主席审定。

批回来的清单使我大失所望，只可以处理手榴弹半成品约一百担，其余物品则务必运到「新根据地」。尽管如此，这次处理后总算有了百分之十几的预备运输员，再加上军事化的整顿，情况有了好转。

在将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前两天下午，周恩来、邓发亲自察看中央机关两个纵队的运输部队。运输员挑着抬着东西一天要走近百里路，大多溃不成军，一幅惨状。中央纵队带着这个「大包袱」无法快速前进。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到了路边一个村子，看到几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齐齐的，就问：「哪个单位的？」听到是军事工业局的以后，又问：「你们有多少掉队的？」

「一个掉队的也没有！我们吃了中饭马上要出发。」运输员们回答。

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我听到声音从房子里出来了，周恩来一见我就说：「队伍好整齐呀！管得比其它运输队都好！你们应当好好总结。」我简要报告了我到运输队后的做法。

中央纵队在通过封锁线之前，要等后卫的红五军团，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运输部队问题的会，要我在会上介绍整顿总供给部运输队的经验。我说了我们在行政、生活、行军上的「三管好」之后，又大胆地说：「运输部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有人财两空的可能。物资要丢，运输员也要丢了……」中央纵队副政委蔡树藩马上打断我的话，问：「有这样严重吗？」他的话里包含着政治态度，显然在指责我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犯右倾错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在高峰的时候，对蔡树藩的问话我当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来看出我的顾虑，用既是鼓励我，又兼有批评蔡树藩的话说：「我们是讨论运输部队的问题，要把实际情况说出来。至于决心，由我们来下。邱会作你继续说下去！可以大胆提出建议。」

我这才敢接着说：「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应当要人不要东西，或多要人少要东西。为了保住人，东西就要丢。否则不要说过封锁线，正常行军也难以坚持。当前要解决的是：第一，运输员与担子比例应当是三比二，三个人两副担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担子不能超过四十斤重。战斗人员负重不过十多斤，运输员的负重是战斗员三四倍，而每天行军一步不少，体力吃不消。第三，抬着走的大件一律丢掉，因为今后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着走根本过不去，现在不丢，走山路时还是要丢。」听了我的发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总供给部长叶季壮等都不敢表态。他们好像已经知道红军要到湘西与贺龙部汇合，新根据地离这里并非天涯海角，东西以不扔掉为好。而我不知道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来看到大家不表态，会议结束前总结地说了一句：「物品的处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考虑一下再定。」周恩来是唯一对我的意见认为是值得考虑的大人物。

第二天，叶季壮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研究后的指示，「对物品现在不能做大的处理」。我虽然有想法，但只能执行命令。我想，只要急行军两天，大部分东西都会「自然」处理掉的。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处的几道封锁线，纵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侧敌情相当严重，战斗部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钱，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上，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运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洋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片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口逼迫也没有用。

通过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周恩来闻讯后从纵队的后卫赶了上来查看，在一个村子里遇到我，问情况怎样？我说，我们的队伍基本还在，掉队了百十人之多。运输员徒手跟上都困难，更不要说挑着东西了。我们运的东西已丢了上百担，抬运的都落在后面了，可能会全丢掉。

这时，周恩来认为不把东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知道离宿营地还有二十五里，中央纵队两边的护卫部队均在十里左右，还有机会下决心。于是周恩来在现场架上电台，一面对全军的行动指挥，一面通知林伯渠、叶季壮、邓发、张经武（中央纵队参谋长）等相关人员到这里开会。

在等候开会的时侯，周恩来对我说：「前天你提出的意见看来是对的，因多数人不同意实现不了，现在要下决心了。否则真要人财两空。敌情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只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应留的物品，保住人。」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千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要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

会议很快就讨论决定了三条：1、担运的东西要严格控制，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一律处理掉。抬运的东西一件不带（包括印苏维埃币的印刷机、石版等）；2、把几个运输部队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编成一个运输总队，邱会作为负责人，代表纵队全权指挥；3、对物品的处理和运输队的整编，授权邱会作、曹菊如（财政部局长）、姚××（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进行。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敌人在反扑由红一军团打开的封锁线，后面从赣州方向追来的敌人也不远了，情况紧急。周恩来指示后卫的红五军团阻击追敌至明天中午，给中央纵队以突围的时间。他同时下令我们三个人（邱、曹、姚）处理物资，重组运输部队，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要随大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附近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对中央纵队归过来的零散运输人员进行了整顿。按周恩来指示的原则反复清理后，只留下1600多名精干人员。选100人组成炊事班、收容队、救护队和通讯勤务队；担子减少到五百副，每担四十斤，三人一副担子轮流挑。除子弹和银元全带走外，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毁掉。一时间，八丘田村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我们提前三小时出发了。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前边开路的红一军团遭到敌人在粤汉铁路线上新的封锁，双方正在作战，中央纵队就地休息了两天。此时，我召开了一次新组建的运输部队的会，把全队组成了三个大队，下属若干分队、班排，如作战部队一样设立了队长、指导员、班排长。原来运输员们不堪劳苦，人心惶惶。现在每人负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担子，轮流休息，大家不仅体力恢复，也树立了信心，军心稳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我们到了湖南后，把追敌甩在后面，敌情有些缓和，但气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难行真是无法形容，有时是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半个月里，红军总数又比刚过湘江时减员大约四分之一，而我们运输总队虽也减员却只有十分之一，还剩下了1500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去。中央两个纵队合并前进。这时，我们挑运的子弹发到了各部队，银元等财物分散了保存，运输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只保留一个二百人的运输分队归军委四局三科指挥，其余一千多人补充到红五军团。

在长征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运输部队悲壮的奋斗和艰苦的生活，一定要为他们说上几句。

首先，运输部队付出几乎耗尽生命的消耗。人的体力有限，而运输员的消耗几乎没有限量。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是连续急行军。一个战斗员负重只有十几斤，而运输员的负重是战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点也不敢丢掉。这么一比就知道运输员体力消耗之大了。通过封锁线时，除前卫部队在作战之外，多数部队不过就是走路，还常常受不了，而运输部队挑着重担，比部队一步也不少走，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进到湘南之后一直在行军，天天下雨，运输员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湿漉漉的，担子湿了越挑越重。由于道路泥泞，部队走走停停，而运输员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压着重物受「站刑」。

其次，运输部队吃不饱饭。他们没离开苏区时因为管理不当就常常吃不饱。进到白区后红军的行军是密集纵队，大量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通过，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后面的什么也吃不上。打土豪没有可打的，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后面的运输部队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个山区里，一个三百多人的运输大队走错了路，两天没有进一粒米，一个个饿得昏过去躺倒了。我们找到他们后，立即做饭，吃下饭他们才走得动。

第三，是没有时间睡觉。运输部队因负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营地，如果路上遇到什么故障，到了宿营地已是拂晓，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到了，立即又要走。运输员还可以找些「零星」时间打个盹，而干部则忙得连一点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运输部队的干部搞垮了身体的人很多。

第四，是运输员没有鞋子穿。运输员打赤足是普遍现象。公家没有鞋可发，运输部队几乎人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了腿上。

运输总队在黎平缩编后多数人要到部队去，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来讲了话。他说，我们运输部队所受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可是大家都忍过来并且战胜了困难。你们是红军中最能艰苦奋斗的一部分，你们是钢铁炼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队去继续作红军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红军是光荣的，运输部队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胜过大家。因此我特别提出，你们是光荣之中最光荣的人，运输部队是最光荣的部队。大家听到这里，许多人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