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五军团送饷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进入贵州，周恩来要物色一个人带队给红五军团送饷，叶季壮建议我担任，周恩来批准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他们的物质供给很困难。因为前面的部队把粮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后面的五军团经常断粮，不得不用现洋和硬通货高价买粮。中革军委筹集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大烟土六百多斤，还有部分苏维埃钞票，要尽快送到在中央纵队后面二百多里跟进的五军团去。经电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时间地点。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任务，没想到周恩来在那里要向我当面交待。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五军团现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点，然后说，送款不像带运输部队那样艰苦，但需要智慧，要随机应变和独立处理问题。这里离交接地点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发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达。要是情况变了，你就要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你带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务。

任务交待清楚后周恩来又嘱咐说，中央已经决定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五军团的前进方向是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和中央纵队保持二百华里左右的距离，中间估计不会有大股的敌人。到了交接地点，如果没人来接，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你们不能久等，向遵义方向追我们。如果联络不上，就「占山为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说完就在一张印制好的红军委任状上写了：「兹任命邱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北游击队司令员」，签上名字后交给我带上备用。

我带的运输连大约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担子，警卫连约一百二十人，战斗力很强。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员、运输队长罗子明、警卫连长陈生四人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动身了。当时红军进入贵州打了许多胜仗，黔军退后了，地主武装都上山躲避了，我们每天行程约六十里，三天没遇到敌人。我们去掉了军服的红军标记，国民党区、乡政府分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以为是中央军，有时还向我们供应粮食。

第四天早上我们路过一个镇子，到了附近才发现敌情，向后退来不及了，只好准备战斗。这时有个敌军官走出镇子来查问我们是哪部分的，从问话可以听出来，敌人错认为我们是「黔军」，我们吱吱唔唔地应付，敌军官一听不对头，扭头就跑。我从他的恐慌中判断敌人力量不大，下令冲过去。我们通过镇子时，镇公所里空空无人，敌人己从后门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离指定地点新安镇只有十余里时，从那个方向来了一小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退回新安镇。我们找到老乡打听，得知红军向北走了，来敌是新安镇区公所的武装，并了解到红五军团的部队确实没有到达新安镇。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只过了半天，还不能断定五军团就不来了，我决定等一天。我们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动静，我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否则绝不会不来接头，因为这些钱款关系到红五军团的生存。于是我决定：连夜换到新的地方宿营以防不测；中央纵队己向西北前进了，我们朝那个方向追。我当时年轻无经验，又无法请示上级，只是想无论如何要保住红军的财产。

出发之前我找村里的小学校长谈了谈，他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和他东拉西扯，问到遵义有多远？他说大约三百五十里，还拿出一张贵州省的地图指给我看，图上对道路，县、区、乡政府所在地都有标记。我要用钱买地图，校长怕兵，表示奉送。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此时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三天，我判断接收部队不会再来了，决定向遵义方向前进。第五天发生了情况，原因是红军主力过去几天了，被吓坏了的地主武装苏醒过来，向我们这支小队伍挑衅了，我们通过一个小镇的镇公所，那里有敌人武装几十人。我们从旁边绕过了，离开镇子二十里天就黑了，决定住下来天亮再走。我们考虑到镇里敌人看到了我们的担子，做好了防范。果然，深夜里敌人来发「洋财」了。我们打死了五、六个，活捉了一个小队长。那个家伙怕死，答应带我们出县境，这一招很有效，两天之内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况越紧张，为了应付战斗，我们把十几担苏维埃票子烧了，不但轻装了，还增加了战斗员人数。一旦有敌情，运输连可以自卫，警卫连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水溪镇的区公所，侦察到那有区中队五十余人，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吃掉敌人不难，但是为保住钱款，不能打仗。我们在离镇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里停下继续摸了敌情，发现有两个情况很有用：一是敌人抽大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定时抽烟；二是敌人有一个班出官差到县里去了。我们决定以智取胜，警卫连一个班化装成敌人从县里回来的那个班，还雇请了当地老乡应付敌人的问话。天亮前到了镇前，敌人哨兵果然中计开了门。我们直冲敌人营房，他们刚起床正徒手集中吸烟，当发觉了我们不是「自己」人，大势己去，只好投降。我们缴获的枪不想拿走，那会增加我们的负重，只把枪栓卸下来带走，叫他们派人跟着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来，敌人服贴了。我们把区长找来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门带路。走了一天，估计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才给路费让区长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队驻守。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设法渡河，二是绕道百余里西行，但西边能否顺利过渡不得而知。这令我举棋不定，就先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暂作休息。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后院有个中年人很有礼貌，我们丁科员是红五军团的，熟悉国民党军队，他很快问明了那个人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一个师经理处的军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后在自己家里住几天。丁科员同他谈得很投机，让他错把我们当成来贵州的外省杂牌军，来采买大烟土的。军需官无意中说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从湖南来的朱毛红军已包围了遵义，贵州军队西撤了。这和我们出发前周恩来交待的红军战略方向一致。

军需官急于回遵义方向归队，正好遇见我们这支二百多人的部队，想让我们陪他走一段路。这正中我们下怀。说好沿途「通关费」由我们出，再送他二斤大烟土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了，凭借大烟土为礼，河防部队很快放了行。

我们渡河走了一段路后，才告诉了军需官我们是红军，他并不惊奇，说「曾想过你们是红军，可能是和大部队分开了。在这乱世，相安无事为好。其实我帮了你们，我才安全。」我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欢迎同我们一起到遵义，然后去留听便。军需官安心了。

我们走到离遵义不到一百里时，红五军团两个连到了。带队的是军团供给部一个科长，是我在瑞金红军学校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很激动，他说，五军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新安镇接收军饷，但遇到了敌人阻击，耽误了三天，与我们失之交臂，现在总算是遇到了。我们交接完款项和那个一路来的敌军需官话别，建议留他在五军团躲一个时期兵乱，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去向。敌军需官很高兴，表示今后绝不与红军为敌。

我们完成任务后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纵队。中革军委对我们没有能在指定地点向五军团交接很清楚，但对我们以后的行踪一点也不知道，从上到下都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光荣」了（即牺牲了）。

我回来的当天就去见周副主席，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简要问了我情况，对我们的行动和应变处理感到很满意，说：「你离开大部队十多天，带队在敌人中间穿插来去，除了烧了一些苏维埃票子之外，只耗费了几斤烟土，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执行送款任务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我不到二十岁，以前又没有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向周恩来汇报后的第二天，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报到。因为周恩来点着我名字说，邱会作这个人他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