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市，进城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以贵州为中心的新「中央苏区」政府。林伯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季壮等人为副主任。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筹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那儿管物资分配处的工作。

物资处是筹委会里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我们把各级「接收委员会」（也叫「没收委员会」）没收的物资都接收下来，然后进行分配。中央和红军的党政军机关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经过我们的分配。大家对物资处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我这里领到东西，喜欢到我这里来；恨的是，由于物资匮乏常常得不到满足，物资处成了「挨骂处」。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作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委会面临了许多新问题。

第一是城里秩序混乱。

红军攻克遵义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纪律散漫，上街乱逛的多。过去红军在农村，偶然进一次县城都不易。进了遵义城，上街乱走滋事闹事就多了。二是上饭馆、打架斗殴的多。那时大家没有什么钱，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几个人凑上一点钱上个馆子就很满意。遵义城里饭馆数目和供应有限，吃饭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就吵闹打架。三是强占好房子的多，大家听说要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都想住的宽敞好一些，强占房子成了风。遵义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抢占他们的房子反抗强烈。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大家很着急，但解决不了，只好请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处理全军的军事，白天主要处理筹委会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两三天就把红军进城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理出一个头绪，解决了问题。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来叫组织了设营组，统一看房，统一分配，很快解决了纠纷。房东和用户基本都满意。

为什么周恩来能把事处理得很好呢？他对筹委会——未来的政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应当认真、商量和公平。认真，就是勇于负责，凡事不要推来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观武断，要善于同别人商量，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帮助；公平，就是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得罪人。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

周副主席讲话时以我为例做了表扬，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是邱会作处理的。有支部队从遵义路过，提出要在城里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条子要邱会作解决粮食问题。可是过路的部队要三天的，邱会作照给了。但在遵义只发一天的，其余要他们行军顺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粮站里去领。部队不愿意，讲道理也不听，发火了，还在物资处打人。邱会作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仍在认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兴。那个部队的领导知道打了人的事后，立即到我那里去认错。

第二，是城市政策问题。

红军生活在农村，物资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打土豪一般不会搞错，一则我们有经验，在农村里搞了多年，二则土豪地主的标志明显，在农村里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里，我们打土豪政策没变，但做起来就复杂多了。

进了遵义城，周恩来规定对三种人的财产可以没收。一是奸商，二是军阀官僚，三是地主。对上述三种财产，要写详细的报告（有专门报告表），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才能没收。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政策的严格。遵义城里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钱共同经营。老大是地主，剥削雇工、投资经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另外生活。老三学校毕业后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供职。对这个商家，只没收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余三分之二的财产一律不动，并告知其继续营业。

对我们的政策，商家纷纷表示赞成，大多数的商店开门营业了，经销的货物也多。遵义的商会还发起了一个「劳军运动」，捐银元三万多，各种鞋子数千双。我们手上有了捐银，商铺随时可以把收到的「苏维埃币」兑换成银元，这起到了稳定军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的钱很少，多数是苏维埃币，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废纸，后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在遵义存在的时间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责任重大的经济工作，成了我以后参加许多经济工作第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