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由江西出发，最初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发展。但受敌人阻挡进入了贵州，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由于敌情严重，退出遵义向北前进，要到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这个目标又没有实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没有南下接应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而四川军阀刘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提前南渡长江迎击我军，同时蒋介石「中央军」追击的也逼近了。在这种态势下，中央决定不与川军硬拼，回师贵州北部。

红一方面军为摆脱敌人，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然后再向黔滇川交界处敌人薄弱地区前进，后来向北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过大雪山。在一个叫达维的地方，碰巧遇到了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当时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和四方面军会师的希望在即，又走了大约一个星期，终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两河口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军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得难以形容。我记得军委直属队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会合时，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兴奋得手舞足蹈。那天，我们比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到得晚，但我们的住处已被他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到，他们就把做好了的饭菜大盆大盆地送过来，大家一起会餐，到深夜大家也不肯散去。当时，红一方面军不足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多人。

红军两大主力汇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前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会议之后红军并没有行动，原来张国焘等人与党中央在发展方向上有矛盾，张国焘不愿意北上。这样双方的关系很微妙，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就冷了下来，但谁也不明着说破。

首先，他们很少有人上我们的门了，我们去也不如以前那样热情，有时还发生摩擦。例如，我们警卫营上山搞到的粮食，还没拿回来就被他们夺去了，我们忍让才没有发生冲突。他们也常说一些讽刺话，如「中央红军穿得破破烂烂，个个像要饭的。」「中央红军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干部连的女同志）。」……对这些话，一天我向刘伯承参谋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一些，他笑着说：「你懂得什么叫军阀主义吧，我们共产党里难道就没有吗？」刘参谋长向来说话随和，他这时态度很严肃，我基本懂得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红军分成了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过来任右路军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毛泽东、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等组成，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过去，和新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共事。中央直属队跟着朱德到左路军的人不算少，而我们能留在右路军的则很高兴。

红军要继续北上，必须夺取川西北的松潘县城。中革军委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公开不反对，但内心不愿意，行动迟缓，结果贻误了战机，红军未曾打开松潘。红军分为右、左两路军后，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到一起了，接触多了，分歧渐渐明显。我和四方面军干部交往时常听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论，指责中央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过去听『洋人』（李德）的，现在听『秀才』（毛泽东）的。」「你们从江西逃到这，还要向哪里逃？」「南下好，北上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央是无能的，要改组」……一方面军的干部就反骏他们，连主要的人物也说了话，彭德怀敢做敢言，公开反驳那种言论。为了照顾大局，党中央对张国煮耐心说服，甚至有些迁就，张国焘才勉强口头上同意继续北上，向毛儿盖前进。由于两军貌合神离，红军由两河口到松潘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蒋介石完成了对红军追击堵截的部署，发出「要把红军消灭在川西」的狂言。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红军内部分裂的气氛一时被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