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难关

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之后到了宁夏的领旺堡和甘肃陇东的环县地区。军委机关准备在环县的洪德城休整两天，那里离陕北的吴起镇不到三百里路行程了。就在此时敌人的骑兵追上了军委机关。当时一、三军团在军委机关的东边有相当距离，等他们回兵保护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向前拼命地走，赶上一军团才安全。军委机关经过动员之后，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了。

从洪德城出发的当天我就突然发高烧，卫生所长王斌诊断是「回归热」。当时什么药也没有，好在王斌在自己皮包里藏了仅有的两支阿姆拉丁注射药。他把两支药作一次给我打了进去，我注射后几小时后烧就退了，好在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岁，发烧四十度虽然很难受，但还能坚持并照常工作。王斌忧虑地说，这点药量对我的病只能起到暂时压一压的作用，过两天还会发高烧。这时，军委卫生部长黄克诚特意过来陪着我走，我知道他是怕我再发病时掉队，或是被「安置」丢下不管了，他这样关心我，让我非常感动。

军委机关急行军到了离吴起镇不到一百里的铁边城附近，敌人骑兵追上来把军委机关冲散了。我们后卫发现了敌人骑兵，由警卫营一个连在后面抵抗。我叫军委领导走在最前面，担架班和警卫员们扶着毛主席等人向东面跑。三科警卫排保护文件和财物担子，电台跟着走，机关人员随着跟进，我在后面照应。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遇到警卫营的抵抗又很勇猛，天也快黑了，所以只是不断试探性地冲击，我们就且战且退。

军委大队人马向东跑了大约三十多里路，敌军就冲上来了，我们后头队形被敌军冲散了，走不动的人就和敌人搏斗，拖住敌人，为前面跑的人争得了时间。就在向东跑这危急时刻，恰好遇上了一个宽有几米的隘口，我带着科员赖勤、警卫员蓝如桂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强行搬来老乡家的一些木头和杂物，甚至门板也拆下来阻塞在隘口上当鹿砦，利用它进行抵抗。骑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敌人只得停下来，慢慢通过隘口，这样又拖住敌人两个多小时，天完全黑了。我们撤出战斗追赶大部队。我们走了二十多里，敌人骑兵从右侧拦截过来把我们冲散，好在天很黑，我和赖勤、蓝如桂、警卫排一个班长无意中躲在了一起，敌人向前追去。我们沿侧面的小路上了山，走了很久遇到了一家房舍。家里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两口。他们的话听不懂，我们做手势要吃饭，他会意了，给我们端出来一盆小米稀饭，一碗酸菜，我们都吃光了。警卫班长身上有个一角钱的银毫子给老百姓，他摆手表示不要。

天亮后我们又饿又累走不动了，没多久我又发起了高烧，连站都站不住了。于是赖勤向老乡要了一根扁担和一个筐，把我放到筐里抬起来走。我在筐里很快就睡过去了，等我醒来一问，已经又走了一天，后来绳子也断了，接了几次又断了没法再接了。蓝如桂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裤子撕成条编成绳子抬着我走。快天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来这里距离陕北红区的边缘吴起镇不远了。

不久，从东边传来了枪声，从枪声中我听得出，是自己的部队来了，我叫赖勤过去探一下虚实，一会儿赖勤带来两个班的部队，老远就高兴地叫着：「我们的人来了。」来的人是一军团司令部参谋朱虚之。他说：「军委领导已经安全到了吴起镇，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你们和敌人遭遇后，一军团就由吴起镇向回打，在吴起镇和铁边城之间把敌人骑兵消灭了一大半。」这时，两个战士拿来一副说是才缴获的担架，抬起我就走。我们先到了红一团的团部，团供给处主任梁玉振是我在红军学校供给队的同学，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当夜我就住在团部。

第二天一早，红一团派了一个排长带几个战士把我抬着向吴起镇送。吴起镇很小，街上只有一家骡马店，有几间不像样的房子。他们以为骡马店里就是中革军委，把我抬进去就回去了，没想到这里是彭德怀红三军团的司令部。彭德怀听到声音，从屋子里面出来，见到我就说：「原来是你呀！这样年轻的人也患病？行军中病了可是不得了，好在我们到根据地了。」彭德怀边说边伸出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吃惊地说：「还烧得很呀！我这条件差，也没有医生，你自己多注意。」彭德怀马上叫他的人照顾好我，送我回军委机关。我从担架上看到路边的土墙是被风雨剥蚀后残留下的几条标语：「拥护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又回到了根据地，回「家」了。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长征终于胜利完成了！我们从瑞金出发，在不停的打仗行军中走了一年零两天，到底走了多少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算出大概有两万五千里。其实那是在地图上用比例尺量，然后计算的，而真正走的路要比那多得多。红军一路上没有任何给养和保障，前后是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堵截和追击，一路上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纵横十个省，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十里路以上，我们没有被消灭，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