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大「红纵」发难

一九六六年的全军文革，只是总政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主管军队文化革命的具体工作，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为组长，他同时也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毕竟是个老同志，办事还有原则，李曼村、谢镗忠这些人就不同了，特别能接受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因为总后和总政关系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曼村搞总后的劲头大得很。当时，全军文革还专门下了文件说：三总部不许冲击（不包括总后）。叶帅对此很生气，他对刘志坚说：「你们说三总部不许冲击，括号不包括总后。总后不是三总部吗？是三总部就不许冲。现在战备任务很紧，总后冲垮了怎么搞战备。」全军文革这一条没有得逞，又决定总后是全军文化革命三大试点单位之一。叶帅关心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是从你反对空头政治来的，但你不必担心。林总说过，看他们（指全军文革）怎样来，我们就怎样去，这就是斗争。」对叶帅的话，我完全理解。林总对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是不感冒的，因为他不愿意这些人打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牵着他的鼻子走。

从文化革命开始，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全军文革就特别注意发展造反派，从而代替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原来也只搞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医大少数文化革命的「先进分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从后来审查钱信莎得知，她通过潘国平同张春桥联系上了。

二医大的文化革命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关心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春桥为了便于插手和控制上海驻军的文化革命，对二医大「红纵」表示了特殊的宠爱。二医大「红纵」也特别卖劲，一直支持张春桥。张春桥第一次接见钱信莎等人时，钱信莎就向张春桥提出请求：「在我们学校有全军文革派来的记者，他们希望我们派人去北京到总后上访，但学校不让走。请春桥同志批准我们去北京！」经过潘国平的活动，以钱信莎为领队的「上访队」终于组成了，并在张春桥的帮助下与全军文革取得了联系。

钱信莎等人在全军文革暗中支持下，跑到北京来上访。这个上访队是未经总后党委批准来搞造反的，也违反军委的有关规定，总后文办不予接待，但还是安排他们住到总后大院外的前门招待所去。全军文革得知后指示总后文办，让上访队要住在总后机关大院之内的招待所，我当时没有在意。这样，全军文革就在总后机关内为造反派安下了一个「白色堡垒」。总后机关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总后机关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是中央文革支持全军文革指挥军内造反派搞乱的。

上访队住进总后大院后，机关干部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因此，上访队力争做三件事：一是能生活下去；二是与机关的造反分子秘密联系；三是要用肇事的办法，「让邱部长犯错误」。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经军委批准各地军队院校的师生来京参加国庆活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军委对来京的军事院校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并要求先行到京的「伞兵」（散兵）统一归建。二医大参加国庆活动的大队伍到京之后，住在后勤学院，学校通知住在总后大院内的招待所的上访队归队时，他们竟拒绝归队，总后文办再三动员都无效。原来全军文革的记者早就跟上访队串通好了，要他们一定要在机关站住脚，以便起到院校和机关串联的作用。我们「先礼后兵」的工作是做到了，我就向总后文办交待三条：第一强行归队；第二严格管理；第三学校实行集体活动。

「强行归队」就是上访队非回学校住地不可。九月二十六日我下令给学校，限他们在中午十二时前一定要把上访队带回去，学校坚决执行命令。最后上访队只剩下五人，他们逃窜到招待所附近的油料化验室闭门固守。我立即批准破门抓人。但是由于警惕性不高，学校队伍回营时，全军文革三名记者混入队伍同钱信莎等人联系上了，引起了后来更复杂的斗争。

「严格管理」就是所有人外出一定要有学校的假条，否则一律不准外出，这一条就把上访队管住了。他们的反抗力也很大，上访队的学生王香谷（号称「军师」）公开昂首挺胸向外走了，我立即依军纪下命令把他关起来了。钱信莎外出很晚归队远远超出请假时间，我同样立即下令把她禁闭起来了，上访队不敢动了。

「集体活动」就是学生一律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在国庆节前不准访友，外出参观则集体行动，这一规定，限制了全军文革在学生中煽动造反肇事。

经过上述工作之后，二医大基本平静下来了。除了少数造反派之外，师生都高兴。全军文革活动的余地小了，他们必须另想办法。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全军文革派了五名记者拿着正式介绍信到二医大师生住地去「采访」。当时学校领导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按照工作关系接待了他们，并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新去的五名「记者」同原来混进去的三名「记者」汇合后，与学校的「红纵」头目通宵策划后，于二十八日上午，向学校提出晚上要举行全校辩论会，主要内容是：国庆节军队院校在首都怎样做好样子。学校未向我请示报告，就举行了大会，结果学校上当受骗了。

全军文革派去的「记者」，对「辩论会」计划得很周到，辩论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像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样，把造反派的牌子亮出来，逼我公开表态承认造反派的革命性和合法性。辩论会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把会场冲乱到校领导无法控制的程度；第二步要厮打，打伤得越多越好；第三步造反派冲到图书馆的楼上集中在一起固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的造反派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接到通知后即可前来支持。

由于学校极大多数学生都反对造反派，学校的军事生活又严格，因而辩论会开始后，全校几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造反派分散在自己班级的队列中不能随便活动。在一小时多的时间里，发言的都是正面意见，造反派一个发言的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发言权。「记者」到底是书生，他们的计划基本上没有实现，「记者」急得没有办法。

此时，几个「记者」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后，其中一人立即走到扩音机前，向主持会议的人说：「我以全军文革记者的身份说几句话」，然后记者大声说：「今天的会议不是辩论会，是说教会。我们要民主，要说话，要造反！不怕挨打受伤的人冲破束缚就是胜利！」记者说话之后，钱信莎所在的地方乱起来了，此时八个「记者」装着给学生送水，一起冲到骚乱的地方与钱信莎等会合，他们一起向外冲，而学院队干部和学生干部则往里拉他们，互相打起来了。学校立即命令：散会！队伍回宿舍，不准在院子里活动。学校用了两个学员队把闹事的地方包围起来了。此时，「记者」示意，钱信莎等人是女同学，要求进室内整理衣服。不久，钱信莎等人把自己动手撕破的衣服拿出来了，还有带血印的，作为她们遭受围攻被打伤的证据。「记者」拿着「证据」，带着钱信莎到全军文革控诉总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了！全军文革策划的阴谋得逞了。

九月二十九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拿着二医大学生被围攻、武斗的「证据」到中央文革去开会。江青看了证据之后说：「一个跟着毛主席长大的人（指我）今天也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革命造反派，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是全军活生生的典型！军队的文化革命，不能不使人担心呀！」

但是，国庆节之前，总后机关一直没有乱，工作井然有序，干部上下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