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五」紧急指示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紧急指示》，批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搞四大。

过去，军内都称十月五日军委《紧急指示》为「一〇五」命令。造反派把命令称之为「救命令」。从命令的错误性质来说，确实是救了造反派，害了极大多数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一〇五」命令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是不得不犯的错误，因为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是首位的，毛主席是支持四大的，大家明明知道这种态度要产生极大的恶果，也要支持这种态度，至于产生的恶果，只有在用加倍的努力工作去挽回、去弥补。林总也只能同意了这个命令，道理也是一样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一〇五」命令不是林彪搞的，是全军文革搞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谁也挡不住罢了。

十月四日深夜，即「一〇五」命令发表的头一天晚上，当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还亲自同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兴高采烈并带着讽刺的味道同我说：「学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见报了。我特意同你打一个电话，尽量争取一点主动，又要有精神准备。估计二医大造反派对你会有些意见，叶帅指示，要我打电话告诉你，先召集小型会议，做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争取主动。我的意见供参考。」不一会，叶帅又来电话，他说：「要说的话，刘志坚都同你说了。我知道你对军委的决定是有意见的。邱老弟同志，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但不这么搞就是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得起呀！现在有意见和无意见都要照命令行事。下决心多做点工作，对你可能会有好处的。」由于叶帅同我打了电话，我得立即行动，我分别召集两派各四、五十人在总后开了两次会议。我做了简短的自我批评。「红纵」的人，听了我的讲话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临退席时，不少人还同我争着握手。接着「红旗」也是四、五十人来开会。我同他们讲话之后，没有一个人鼓掌。退出会场时，有的人同我握手说：「邱部长保重！」有的则哭泣而走，当时，我内心里也是十分难受的，特别想到总后的干部群不可避免地会受我的牵连而遭受一场大的灾难，心里就更难受！

「一〇五」命令发表后，军队院校的学生在北京有组织的活动就散摊了。我记得除了大同的汽车学校，还是由学校带队回去了之外，其余的学校都在北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溃散了，学校的领导职权立刻崩溃瓦解，不少人领导当时就做了造反派的「俘虏」。

由于全军文革的李曼村给「红纵」透了信，在五日清晨，「红纵」打着旗子在总后大院进行了游行，庆祝搞「四大」。接着「红纵」有三百余人，高举「红纵」的旗子，整队步行去三座门全军文革庆贺「一〇五」命令的颁布。此时，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一〇五」命令的颁布，二医大红纵就捷足先登了。

同时「红纵」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红纵」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利由「红纵」行使，学校的原有领导干部由「红纵」集中办学习班。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权力归造反派。二医大的极大多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干部，积极分子，对学校搞四大都没有思想准备，也根本接受不了。他们保持沉默的态度对待「一〇五」命令。学校有几个学生，联名向叶帅写了一封最简单的信。信上大意说：「叶副主席，我们对您十分尊敬！我们认为『一〇五』命令是错误的。我们对命令不公开反对，但我们也决不执行。」

中央军委「一〇五」命令，在当时就是错误的，从它的后果来看，也证明了完全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源头，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步了。直接的罪魁祸首是全军文革。第一，院校搞「四大」，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一个乱军大的突破口。军队院校人数众多当时约在二十万人左右。院校是军队的组成部分，同机关有密切的关系，同部队也有一定的关系。院校搞「四大」，直接影响领率机关的正常工作，对部队甚至作战部队也有极大的不良影响。按照原定的方针，军队搞正面教育是非常正确的。第二，院校搞「四大」，是给了造反派一个阵地，他们有了这个阵地就可以上冲下连。大军区以上所有的机关都是院校造反派冲乱的。有些部队也是造反派冲垮的。第三，许多院校被造反派搞垮了。不能成为培养部队干部的机构。后来对院校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