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纵」把总后变成鬼蜮世界

造反派利用「四大」的武器是搞打砸抢的能手。他们反对党委领导，打倒老干部，打击革命群众，搞得天下大乱。造反派的兴起，大都是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开始的。最初起来造反的人，最大特点就是被刘邓镇压过的「冤者」，他们誓死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看来，按刘、邓搞运动的方法也伤害了大量的群众。当然，文革中的乱，毛主席支持造反是决定性的因素，毛主席支持「群众」反刘、邓，「群众」中的一些坏蛋就借着毛主席支持造反，却去反对共产党。形势越搞越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二医大「红纵」按照全军文革的旨意第二次进到总后机关，到三月中旬，大约闹了两个月，他们的主要行径是：

一、勒令总后党委不准「擅自」开会（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并要监督党委会议的召开，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在总后政治部造反派的点拨下，和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去抢保密室，企图抢走党委常委会记录。

二、宣布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不改悔。大肆造舆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过去对邱会作是器重的，现在不保了，并把他交给了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处理。

三、占领邱会作的家和办公室，并数次抄家抢劫。

四、大肆抓人。总后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大部分、处长级的一部分和邱会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对抓起来的人，成天进行批斗、游斗、陪斗，到处都是打砸抢的声音。

五、以总后政治部造反分子为主成立了「红色造反总部」，妄图统一领导总后的文化大革命。

六、开支大量公款满足造反派的需要。

七、对机关实行管制。机关工作人员白天不准外出，晚上不准出门。

八、机关内所有房子的墙上，大马路上都写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整个机关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同垃圾场无异。

九、大肆破坏。党委办公室、俱乐部、大礼堂休息室，招待所的电话和用具极大部分都砸坏了，连招待所的被单子上都写上大标语。

经过造反派的糟蹋，总后机关狼藉不堪，成了鬼蜮世界。

后勤学院的造反派「星火燎原」，是二医大「红纵」一手搞起来的。就其本质来说，「星火燎原」、「红纵」是一样的。「星火燎原」的特点以顽固著称，是一部分教员和勤杂人员聚集在一起的。在一九六七年的「五一三」之后，一直负隅顽抗到十月才解体的。当时，军队的这种造反派，在北京只有测绘学院、军事博物馆和后勤学院等三个。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后勤学院就没有学生了，学院的教职员工不足千人。学院的政治质量很好，向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很平稳的。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我还去学校看过大字报，在院长戴金川、政委阎捷三等陪同下，我同指挥系的干部还开过座谈会。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学院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二医大「红纵」在学院礼堂对我进行批判时，学院的干部也参加了，他们还处处保护我，虽然「红纵」的批判会对我很凶狠，在台上也放了高帽子，但始终没有敢给我戴上。学院的政治质量很好，那为什么「星火燎原」会成为全军院校的八大左派之一呢？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全军文革直接豢养的结果。「星火燎原」开成立会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二医大「红纵」是受全军文革的委托，主持「星火燎原」成立会议的，并立即得到全军文革院校组的支持。

「星火燎原」成立后，在「红纵」的控制下，立即加入了「打砸抢」的行列。当时，在造反派流传着这样的话：「星火燎原」是大胆打了三棒成为军队造反派的后起之秀。

第一棒是对总后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方针性的意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全军文革机关组在后勤学院俱乐部楼上召集二医大「红纵」，后院「星火燎原」和机关的「造反」分子开了一个会，讨论了总后机关文化大革命怎样办的问题。这是动员造反派搞乱总后机关的会议。

全军文革机关组组长谢镗忠首先在会上说：「总后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十月间的形势是较好的，江青和全军文革都有评价，也很满意，但现在发生了变化，形势反而变坏了，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也有被扑灭的可能。今天在座的造反派对怎样帮助机关搞好文化革命负有重任，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星火燎原」说：「总后文化大革命能否搞起来，最主要的是上级对邱会作的态度问题，要是把邱会作的威风打下来，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成功一半。」全军文革机关组完全同意「星火燎原」的意见，同时，谢镗忠还赞扬他们是：「有思想，有见解，有能力的造反派。」

「星火燎原」成立之后，学院政委阎捷三，教育长李汛山，政治部主任王瀑声就倒向他们了。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他们还登门对我「劝降」。他们说：「学院『星火燎原』是新生力量，并且得到了全军文革的信任和重用。我们特来请求邱部长支持『星火燎原』，这是对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挖苦说：「我要是支持你们学院的『星火燎原』，他们就会立即垮台的。因为他们的后台是二医大『红纵』，而我是『红纵』要打倒的领导干部中的主要对象。」为了教育造反的干部群众不要陷得太深、少犯错误，我派总后文办的王永久去找「星火燎原」的头头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大都是教员，应比学生的水平高。现在总后的领导病的病，休息的休息，只有邱、张（池明）、饶（正锡）在主持工作。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开批判会，但不能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影响他们的履行职责。现在战备任务这么紧，影响他们对全军后勤的指挥，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这本是一番好心的话，「星火灿原」的头头向全军文革汇报了，第二天全军文革的简报上就刊载：「邱会作同志派总后文办干部威胁革命造反派，用战备之名压制群众。」可见，全军文革和造反派是什么关系了。

第二棒是帮助高等军事学院造反派没有被吃掉。一九六六年冬，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干部发动起来的。一派（革命派）是院务部长刘忠为首；一派（造反派）是政治部主任为头目。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武斗。双方都建立了战场、营地、堡垒、工事和路障等。全军文革院校组要后勤学院「星火燎原」去支援高院造反派的斗争。他们积极完成了任务。高院造反派是一个小派，很有可能被吃掉。但在全军文革的支持下，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支持该院造反派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发展起来了。全军文革很满意，并对他们大加奖赏。

第三棒是对总后机关核心要害处，如党委办公室、机要保密室、打字室和我的家等处进行打砸抢，企图抢走档案，党委常委会议记录本和总后的大印。「星火燎原」的头子王述臣解放前当过伪宪兵队长，搞这些勾当是行家，比二医大「红纵」这些青年学生高明多了。当时总后急需给军委打一个报告，聂帅收到报告非常诧异，他生气地对我说：「你真是乱弹琴，给军委的报告，怎么是手写的？！」我说：「聂帅呀，打字室都被造反派抢占了，实在没办法呀。」这样聂帅才消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