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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章 中央项目组的审查
沙河机场的第三次审问
这次审问的时间,同第一次相隔一个多月了。一见面,他们就说:「我们去接张国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骨灰去了,来得晚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在叶家谈话的问题,是决定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决定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甚至关系到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但问题又是那样简单,因为「八八」去毛家湾见叶群,没有谈任何问题。
李震等对我的审问集中的是「八八」问题,其余的问题,有时也顺便提到,但没有专门问过。后来,李震部长的项目组把问题理成三个问题:一是「八八」问题;二是「九六」问题;三是「九一二」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审查我的反革命问题。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上旬,到四月中旬,中央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对我进行审问。
在一个多月中,专案小组对我的审查就是直接了当的使用「压供、诱供」。我当时只要说一句话:「同意吴法宪的交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我自始至终在原则问题上都没有说假话,没有做自己害自己的蠢事。这段时间,每天对我审査的内容,甚至说的话都差不多。现在,我就综合写在这里。
李震和专案组说:「吴法宪已经把主要问题交代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很赞赏。吴法宪有出路,正在给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来是排第四位的,为什么要向前挤?这对你毫无好处嘛。对你的问题,中央领导人(指李震等人)已经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会放什么东西的。我们考虑到『八八』问题,吴法宪已经说清楚了,你只是证明一下就是了,这有什么难于办到的呢?」
李震说:「周总理对你是很了解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他们几个人之中,邱会作虽是跟着走的,但他并不是盲目的,不会主动办什么坏事。吴法宪交代『八八』问题之后,周总理大吃一惊,老实说,他对你也有了新的看法,我又一次找你亲自谈话,就是总理要我来的。我们认为对搞清你的问题是很有利的。」
李震和专案组说:「你不是说过八月八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后,常出到外厅去,有时还在电影室门口看一看嘛,你说的情况我们是得到了证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吴、叶说了什么,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下。」
项目组说的上面三点意思,我是完全理解的。他们把周总理也抬出来了,作为对我诱供的手段。我当然决不能上当。
接着我就提出了我交代的办法:「专案组提问,我回答;或是项目组提具体要求,我自己写。」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后,立即说:「稍休息一下。」不久,又继续谈。他们说:「你提的办法,可以商量。我们的具体要求就是,你把当时的问题如实说清楚就行了。」
「我以前写的就很清楚了。」
「以前写的不能解决问题。」
谈话到此就僵持了好一会,互相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忍耐不住了,即向我提出了具体问题。他们说:「在毛家湾,你们吃夜宵之前,不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
「我在以前的材料上,写了当时的情况。吴法宪说了什么根本办法,我确实没有听见。」
对我的话,他们久不表态。我知道他们在「诱供」,我即故意主动开口说了一句他们爱听的话:「对吴法宪的话,我没有听到,不等于他没有说。」他们对我的话很感兴趣,又提议「休息一会儿再谈吧。」
不一会儿,又继续谈话。他们说:「你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写个材料。」我立即回自己的房间写材料。我把吃夜宵前的情况写了一下:「当时,只有吴法宪、叶群(胡敏在沙发上睡着了)和我在场。我不愿意听他们谈一些无关重要的问题,我经常出到外厅去有时也去电影室看一会电影。我只听到叶群说:『不要怕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开三中全会时,他们怎么来,我们就怎么去!』」
他们看到我的材料之后,没有反感之意,但也没有什么高兴的表示。当天谈话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项目组又来了。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坐下。」他们接着把我以前写的材料和昨天写的材料都拿出来了,并要我把两个材料合在一起,凑成一个材料。我拿着材料回我自己的房间去了,大约半小时我就交稿了。他们看了我的材料之后,说了「可以了」,就让我回房间去了。
中央项目组对「八八」问题,以后再也没有提了。
我以为「八八」问题就算过去了,没想到他们又对我搞了一次大围攻。大概是七二年四月下旬,中央项目组在我的住处,项目组来了十二人,除原来同我接触过的四人之外,新来八个人,主持审问的也是一个新来的瘦高个子,我没有见过。那次审问真是杀气腾腾,我一进门主持审问的人就大声说:「坐下!」我从容不迫地坐下了。他们的恐吓,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邱会作,你要老实交代!八月八日你们在叶群家谈的和九月六日李作鹏同你说的都是反革命活动!」「我们掌握了材料,你赖不掉!」主持审问的人,气势汹汹地这样说。
「那肯定有人胡说八道!」
「你耍无赖!」
「你们也不要太威风!」
他们没有奏效,接着有三个人对我进行批判,像红卫兵一样的气势,有的还用拳击桌子,表示他们的愤怒!我则照样喝水、抽烟,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个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话了,以似乎「关心」我的态度,向我交代政策,他说:「你还是写了材料吧?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把没有交代的问题写出来!」
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新的问题可写了。」我说了之后,先后两个主持审问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宣布:「今天到此结束。」
不过使我难于理解的是,自那次以后,中央项目组再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了。
在审问中出了什么「名堂」,我早已猜到了几分,特别是「八八」问题,他们追得如此之紧,话又说得如此之明显,例如,李震,郭玉峰说:「吴法宪是不会害你的!」对此,我就从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基本判断他们得到了假材料,这个假材料很合他们的口味,也帮助毛主席把林彪打成反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他们舍不得撒手,当然也不会轻易撒手。其实,吴的假交待,不仅害了我,害了黄、吴、李、邱,害了解放军,从而也害了搞项目这些人他们自己。不出所料,一九八一年七月吴、邱、王、江在秦城合监之后,吴法宪首先哭着向我说了真话。他说「八八」问题,一九七一年就说了假话,直到一九八〇年「公审」之前才作了纠正。
当然这不仅是害苦了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干扰了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黄、吴、李、邱」的判断,给江青一伙钻了空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政变的证据,但按「政变」对待我们乃是必然的。
第四次审问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地点北京以东通县到顺义县之间的张家湾,警卫三师的一个团部。
这次审问陪同我去的负责人是警卫三师的参谋长。大约晚上七时我被押送到张家湾,同我去的看管人员陪着我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五时多,李震才派来的两个工作人员才同我谈话。谈话开始前,只听到李震频繁打电话的声音。他们说:「李震部长要你把在庐山看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南萍、熊应堂等人,向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写信的情况和内容写个交代材料,现在就在这里写。」
我只有按项目组的吩咐办,约半小时就写好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信,是周总理交给叶群,叶群让吴法宪、李作鹏和我看了。叶群有一次同吴、李、邱三个说:「这三封信是周总理转过来的,并交代信就放在我这里,不要再转手了。」叶群又说:「这是三个险球,如果落在『最高』手里,特别是落在江青手里,还不知道要起什么风波呢?」我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自己内心想:「周总理是在做党内团结的大好事,总理真是一个好总理!」
我记得他们信的总的精神是:热烈拥护林总在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提出了要坚决斗争下去。许世友还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劳动(实际上要求罢张春桥的官)。杨得志、韩先楚基本是照许的口气写的。中央项目工作人员看到我写的材料之后说:「同过去写的差不多。」
我回答说:「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只要不说假话,写十次也只能是一样。」交了材料之后,已经天亮了,我们也就原路回顺义警三师师部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项目组原来的那四个人一起来了。他们用平和的态度对我说:「今天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只是向你传达三条:一中央认为你是交代了问题的,你所交代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二要注意身体:三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几本书。谁能说这样的话你是会想得到的。」
然后,他们就把带来的尼龙蚊帐,凉席,电扇给我了,并且还说:「这些东西,谁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你也应该想得到。」从此之后,中央项目组对我的审问就停止了。
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七二年五月初,审查我的问题,共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即使林彪有「两谋」问题,我们也没有;林彪没有「两谋」问题,我们就更没有了。即使吴说了假话,他其实也没有「两谋」问题,吴不说假话,他就更没有「两谋」问题。中央项目组第一线的总负责人是纪登奎,经过严格的反复审査,纪登奎代表中央项目组向政治局报告说:「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问题」。主席、总理都是超人,这里面的真实情况我想他们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从七二年五月到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进秦城,共四年半的时间,无人过问。再到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审查小组来,又是三年时间,共七年半时间无人过问,我都快不会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