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常委在京举行扩大会议问题

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是在「九一三」发生前夕召开的，由于会议是由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主持的，因此「九一三」之后，就当做重大问题之一，对我进行审查。

七一年八月间，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国防工业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国防工业「四五」期间的发展规划问题。西安地区是全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陕西国防工业存在的问题必须争取尽快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全国国防工业的生产和整个发展规划的实施。

陕西国防工业存在的问题我向周总理做了简要汇报，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陕西的问题，并要我先说了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之后，纪登奎补充说了两个另外的问题：一是延安地区没有饭吃，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二是供应西安燃料的铜川煤矿停产，西安整个城市将成为「寒窑」。讨论中大家一致指出：陕西的问题非常严重，是九大之后全国最落后的省份了。

听了纪登奎的话，周总理掉着眼泪说：「在战争时期，陕西人民宁可自己不吃小米、酸菜，让给军队吃了。现在他们连饭都没有吃，我这个总理真是对不起他们呀！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陕西问题一定要立即有效地解决。」周总理的话，感动不少人，使黄永胜这个很重感情的人也流了泪！大家一致拥护周总理的讲话，会上立即决定三条：

一、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解决延安地区的粮食问题，绝对保证不能再饿死人。粮食调动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具体的由纪登奎办。运输问题，由军委办事组负责，具体的由邱会作办。

二、陕西省委全体常委到北京来举行常委会，集体汇报和讨论陕西的工作。

三、由邱会作、纪登奎两人领导陕西省委在京的常委会。这就是陕西省委在北京召开常委会的来由。

七一年八月中旬，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了常委会，中央指定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参加。常委会开了几天之后，揭露的问题很多，他们自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就提出了要扩大到会的人员，改为常委扩大会，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陕西的会议经过了三个阶段。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省委常委会，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我同纪登奎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和认真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认识到主要问题就是三个。

一是农村吃饭的问题。延安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有饿死人的问题。全省其他山区，也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二是，全省相当多工厂停工、停产。其主要的原因又是原料、动力、交通三个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反派还在公开破坏生产，甚至举行武斗拦截生产车辆。三是全省城乡人民生活都很困难。

对以上三个问题，除了胡玮说「不要看成漆黑一团」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异议。陕西省的工作为什么会落后，大家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起来，综合起来有三点：一是派性干扰破坏：二是工作重点没有转到抓生产上去，特别是农业生产没有很好抓；三是省委软弱无力，等于没有政府。

对上面的问题，大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派性问题，造反派专了共产党的政。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想转变全省的工作面貌是不可能的。再一种意见是胡玮的意见，他说陕西的问题不是派性问题。

纪登奎、洗恒汉同意陕西的主要问题是派性问题，但只同意一半，即同意派性的干扰，但对造反派专政的问题则从来不表态。我向纪、冼再三表示：「我对陕西的主要问题就是造反派的问题的看法不变，但在措词，即表态的语气上可以斟酌。」我们之间的看法显然不一致。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省委常委扩大会。当时，国防工业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忙不过来，周总理派李先念参加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此后，对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李先念负主要责任。

常委扩大会议开始时，李瑞山首先传达了常委会的精神。他说：我们工作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派性的干扰，由于派性干扰，全省基本上还是处于混乱之中。由于派性干扰，全省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情况都很不好。生产不好就影响了人民生活。由于派性干扰，迫使我们工作没有重点，每天都忙忙碌碌穷于应付，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抓主要问题。

李瑞山说：对派性的问题我们省委常委存在认识不一致，我们常委多数人对造反派基本上是害怕的，不敢管，更不敢碰。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害怕碰了造反派，会影咱省委常委内部的团结，影响军政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省委就表现软弱无力。

李先念听了李端山的讲话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对我说：「老邱呀，对造反派的问题能这样提吗？怕有问题吧？」纪登奎也说：「我同老邱说过，对造反派的问题，我保留意见。」我对他们两个人说：「我认为造反派的破坏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我们军委办事组两年以前就是这样说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讲，有什么可怕的？陕西的派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次会议就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他们对我的意见没有表态。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问题。

在会议开始之前，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三人向周总理和黄永胜做了汇报。我们提出了，以胡玮为首的造反派对李端山提出消除派性的问题，心里接受不了，这样省委的思想还是统一不起来。

李先念说：「对造反派的问题怎样提法请总理考虑。」

黄永胜说：「陕西的要害问题就是造反派捣乱，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来自其他人（指江青一伙）的阻力。」

周总理说：「邱会作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李瑞山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纪录稿我都看过。对造反派的问题，李的讲话是根据邱的讲话的精神而来的。邱对陕西工作的要害确实是抓住了。但又要防止阻力太大反而妨碍了陕西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这样办：（1）邱的讲话稿暂不印发；（2）对派性和造反派的问题，由李瑞山自己提出来；（3）对省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要做好，力求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一致。」对总理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周总理又提出：为了很好解决陕西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分头同他们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谈一次话，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常委扩大会议对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怎样贯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会议的讨论，李瑞山做了总结发言，他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条方针。

七一年九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接见了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李瑞山代表省委做了全面的汇报。李讲完之后，胡玮接着发言。他发言的基本精神都偏向为造反派叫苦了。这时张春桥插话：造反派是革命派。干革命不能没有错误！胡玮听到张春桥的插话之后，他听出了中央政治局对造反派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停止了发言。

张春桥发现了他的两句插话的影响，他即兴火上加油地发表了很激烈的讲话。他讲话的重点是与李瑞山的汇报针锋相对的，他不同意提造反派的破坏作用。他说：「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发生某些错误，同省委书记在工作发生某些错误，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造反派就不能犯错误？今天对造反派的错误不是指责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

此后会场反倒无人发言了，周总理对着我说：「你讲几句话。」

七一年四月底，批陈整风汇报会时给我们下了结论，说我们在庐山「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江青、张春桥他们神气了。我当时思想肯定也有顾虑，但为了工作我也没服软，我说：「陕西存在问题的要害是『派性干扰，造反派的破坏』，这两句话是我讲的。我的讲话并不是凭空说的，我们派了以装甲兵副司令员林彬同志为组长的调查组，在西安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材料是确实的。」没想到这时总理态度突然变了，他插话说：「所谓的材料！林彬来了没有？」林彬坐在比较远的地方大声说：「邱副总长讲话的材料是我提供的，由我负责。我的材料是确实的。」黄永胜坐在我的旁边，他看出我了还要讲话的样子，于是，他咬我的耳朵说：「不要再说话了。」我也只好忍下去了。陕西的会议这下给张春桥搅黄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我拉着黄永胜一起同周总理说话。我对总理说：「陕西的问题，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并无惹祸之心。总理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是不会在意的。我担心的是，这次会议之后，陕西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反复，我建议总理注意陕西事态的发展。」周总理说：「我没有否定你对陕西问题的看法，你的看法是对的，只是不要把造反派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那样越搞越被动。林彬同志也是对的，你给他讲清楚，我心中是有数的。对陕西的问题，我们都要注意。该省的问题同战备关系比较大，军委办事组还要同过去一样，多注意一点。」

黄永胜说：「我们也很困难啊，搞了半天让别人两句话就吹了！」

周总理说：「这是暂时现象，三中全会以后你们就会更好工作了。」七二年五月间，中央项目组把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常委会的问题，对我进行了难以想象的诬陷。

「企图夺取陕西省的领导权，是你搞的陕西省委在北京举行常委会的主要目的。」

「陕西省委在京举行常委会，是周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有的人还赞扬说，这种办法也是解决地方问题的一种方法。」

「你为什么要坚持陕西问题的要害就是派性问题，就是造反派的破坏。」

「事实就是这样。我当然要坚持我的看法。」

「黄、吴、李、邱你们几个人都有分工，你是负责巩固后方的。你的计划是首先占据陕西，进而占领整个西北和向西南进军。」

「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个说法。你们这么搞，我就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还有，你打击胡玮就是打击西安的造反派，你的罪责是逃不脱的。」「你说过，西安地区的造反派是胡玮一手搞起来的。陕西工作落后了，胡玮要负主要责任。」

「我说过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办事组对胡玮是重用的。九大安排了他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当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按照军队的干部情况，对胡玮的使用，不仅不低还略为高一些。他毕竟是个抗战时期的干部。」

「胡玮在庐山会议是反对你们的。你们对他怀恨在心。」

「我是参加西北小组的。我只知道胡玮旗帜鲜明地拥护林彪的讲话，他在小组会上第一个提出要点名批判反对毛主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