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军舰艇部队在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战后，经林彪批准，由国防部向海军作战部队颁发嘉奖令，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以后称之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２、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３、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４、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５、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后经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中央军委决定把“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批语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军、政并重”论而言的。

1966年1月，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突出政治的战略意义，萧华在会议上说，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今年各项工作总方针、总任务，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通过毛主席的明确支持，通过各级领导、各种会议、多份文件的强调，通过各种舆论形式与渠道的宣传，当时在解放军中突出政治的空气极为浓厚。

1963年前后，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此时，罗瑞卿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要职在身。他除了向贺龙请示报告外，还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请示报告。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十分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

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1965年上半年，据说罗瑞卿曾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求：其大致内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工作”，“军队事情一切由罗管”。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

其实林彪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对罗瑞卿是重用的。从历史上了解，林、罗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在历史上林、罗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养病后，也是希望罗在工作中多给他“通气”。但从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对人说：“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

1965年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又说：“罗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指毛泽东）和首长都知道了。”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叶群还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我：“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我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我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她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电话之后，我找王宏坤、张秀川到我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我没有首先表示写什么内容，王宏坤也没有表示意见，主要是张秀川谈了一些问题，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我就要张秀川在我的办公桌上写出来。写出后我看了转给王宏坤看，他也没有意见，我看了虽然不十分满意，但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只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帅说：“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帅又提到萧劲光问题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我静静的听着，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同。因为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帅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我还是静静的听着，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

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央要召开批罗会议，事后想想，这是叶帅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问题。海军萧、苏和我三人参加。

会议先看文件，后揭发批判。罗瑞卿当时在昆明，会议进行中，用飞机接来上海的，到达上海后就将他软禁了。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

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

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回到北京后，萧、苏决定由我负责向参加海军三届二次全会的正式代表和海军直属各大部的党委成员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和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的决定。全会代表和各大部党委成员听了传达后，都觉得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很惊讶！关于罗瑞卿的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不知道。

1966年3月4日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做进一步的揭发批判。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对会议进行领导。其实他们三人只在会议开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会议如何开法，并指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三人对会议进行具体指导，以后邓、彭两人就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进行，开了一个多月。罗瑞卿软禁在他原来住处，会议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检查，我记得罗在检查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

会议初期，批判的温度并不太高。但会议中途的3月18日罗突然跳楼，自杀未遂，将腿骨折断，并立即送医院治疗。叶帅当时填了一首词，词的其他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将军一跳声名裂”。罗跳楼后，三人小组决定由萧华到医院探望，探望中两人的对话情况向会议作了传达。其中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罗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邓小平在罗跳楼后曾说：“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据说毛泽东知道罗跳楼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罗的跳楼自杀，引起会议极大义愤，揭发批判的温度也逐步上升。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会议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人的问题。

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说几句我的想法。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第一，毛主席对林彪“突出政治”的建军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这是不容质疑的。早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坚持“四个第一”，毛泽东曾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第二，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而言，领导强调突出政治，被领导强调军训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对抗吗？总参谋长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对立，这是组织纪律不能允许的；第三，林彪曾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我亲身参加了军委检查团，当时海军的状况使我看到了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恶果，我认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与加强军事训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原本可以通过正常交流沟通的办法解决；第五，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当时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罗也不会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书归正传。

在京西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仍未见印发出来，我心里有些猜测。

有一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我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埋伏四根什么刺呢？并未指出来，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四根刺”是什么！）就是在罗瑞卿跳楼后，我的主观认识中仍把罗的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既然开会要求我们揭发批判罗的问题，对罗的批评就是公开的，是畅所欲言的，我的发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埋伏”问题，什么“刺”不“刺”的问题。

我的书面发言稿中心内容是按照当时的批判口径，联系我的思想认识，批判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反对突出政治，第二企图夺林彪的领导权，第三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罗瑞卿。

可能在我批罗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帅决定不能印发。为什么不能印发，还说“有四根刺”呢？因为叶帅也参加了中央上海批罗会议，看到李、王、张写的那个揭发材料，涉及到苏振华，这次京西会议我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对我打过的招呼，从而对我存有成见，因此不准印发我的书面发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就要得罪叶帅，但又考虑：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我左右为难。

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之后，叶群到医院看我，要我安心养病。我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我曾写信想见叶帅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帅没有答应，只批准我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选择。

在住院期间，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对罗瑞卿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