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未参加的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和扩大会议

5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庐山休养。当时海军党委已经决定5月27日召开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主要内容是：一，学习讨论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二，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三、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注1五七指示：是指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救需要的若干产品的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还征求我对开会的意见。我写了一封信，对会议讨论内容、参加会议人员、会议时间等提出了我的建议，供他们参考。

5月下旬，我和老伴，还有秘书、医生、保卫员等到达武汉，住在东湖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在武汉稍住几日，6月初我们一行就到庐山去了。

当时海军全会将会议简报一批一批的送上庐山，供我了解会议情况。从简报中我了解到，会议在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阶段，与会人员一致拥护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决定和一致拥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会议还传达了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6月16日，三届三次全会结束。第二天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除参加三届三次全会的代表外，增加了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的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

会议上，确实有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冲击政治”时，联系海军的工作实际，或不点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过去几年中，海军也执行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海军也存在军事冲击政治，搞军事大比武等问题，作为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振华不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对“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现象。有人也提出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和苏振华。从会议简报看，会议代表对政治委员不“突出政治”，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意见最大，最集中。

当时我认为，海军三届三次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那么，会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在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同时，联系海军实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对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会议按中央要求肃清罗瑞卿错误在海军的影响，树立经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的，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建军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是与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批罗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的精神一致的。

我认为，做为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在海军两种建军思想和路线的认识上，在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决定的认识上，没有与中央决定保持一致，他是有错误的。

当时萧劲光、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

不久，送来的简报中，我看到军委已派出由刘德裕、朱光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参加海军的扩大会议，工作组成员中有叶帅的办公室主任莫阳。

7月初，突然听说叶帅指示：会议休会。并传出叶帅认为会议“出现异常情况”。

没过几天，又看到贺龙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有关文件，其中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会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评海军扩大会议“地下活动错误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张秀川），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指苏振华）”时，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就感到，这不仅对王、张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说王、张在会议期间搞地下活动），对苏也是不恰当的（会议并没有给苏定性为路线错误）。同时在叶帅讲话中说：“中央和军委注意到海军会议的发展，认为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他还说“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等等。

会议突然休会，又突然传达中央和军委对会议的指示，远在庐山养病的我看完文件后，大为迷惑不解。

扩大会议包括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在内，才开了不到二十天，揭发批判罗瑞卿才刚刚开始，就休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联系海军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怎么成了“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呢？有根据吗？王、张的“地下活动”有根据吗？海军党委给萧、苏定了“路线错误”和“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吗？对会议“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的担心有理由吗？萧、苏做了检讨，其他人为什么也要“洗洗澡”呢？难道错误也要“人人有份”吗？当时我既不了解“地下活动”指的是什么，也不了解应该怎样“洗洗澡”。我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会议出没出现“异常情况”。实际上，会议一直是由第一书记萧劲光、第二书记苏振华和会议领导小组在领导。

至此，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开始批罗及肃清在海军的影响，转向一边倒的揭发批判王宏坤和张秀川，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有人说“李、王、张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李、张到海军就开始了”，有人说：“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有人说：“三届二次全会常委内部争论和对苏振华、刘道生的批评是错误的”，有人说我是“摇鹅毛扇的”，“搞非法活动”，“在庐山幕后指挥会议”等等。总之，王、张的后台是我。甚至有人把“李、王、张”所谓“地下活动”上纲为“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要“揪李、王、张的后台”等等。

真是可笑！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为代表的大量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摆在与会者面前，在批罗的同时，还牵扯到了一些人和事。海军党委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意见分歧也早已公开化，不是什么秘密。苏振华对批罗的态度和表现，在海军是人人皆知的，我还有必要幕后指挥会议吗？会议文件是按规定由机要部门送到庐山的，我在文件上批注的意见也全部是公开的，对于会议无秘密而言，何谈“非法活动”，“地下活动”？

我当时在庐山还注意到一个情节，从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时间，会议由批罗变成狂风暴雨般的批斗李、王、张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时，在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病倒住院时，在有人甚至说李、王、张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时，贺龙、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现异常情况”的态度。原来李、王、张就是被这样地“洗洗澡”。

在这期间，我曾给党委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我说：“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的用意是解脱会议对王、张的无端指责，有缺点、有错误我来承担。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我的“检讨”。

后来才知道，所谓“地下活动”，就是吴瑞林（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当时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几个参加会议代表，带着从海南岛运来的西瓜，到张秀川家看望他，边吃西瓜，边议论会议情况,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冠以“西瓜会议”的“地下活动”。

我对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越来越想不通。但冷静下来，我第一感觉是会议的问题严重了，复杂了；第二感觉是会议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从大的方面讲，与中央批罗有关，很可能与去年中央批罗会议前叶帅给我打招呼，中央批罗会议上“李、王、张”的揭发信中涉及到海军问题和今年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人说我的书面材料中“有四根刺”有关。从海军而言，很可能与去年10月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和上报林彪及军委的《情况报告》有关。

本来我还计划在身体稍康复后，再到井冈山住一段时间，并顺路回老家看一下，再三考虑觉得时机不宜，也就只得将思家心情按耐下去。因此到井冈山参观时，只在吉安市停了三天，与家中兄弟小聚一番。1949年南下作战途中，是我参加革命十九年后第一次回家乡，这次，又事隔十七年之后，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看看。

我从井冈山回到庐山之后，会议简报停送了一段时间，会议进展情况已不甚了解。但越想越觉得会议方向无法理解。究竟会议发生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办，心中无数。当时我知道林彪在大连休养，想转到大连去请示林彪。于是便于7月底下山，经上海，8月初到达青岛,一打听，林彪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不在大连。

在青岛休息了十天左右，大概是8月15日，苏振华从北京亲自给我打长途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并派专机接我。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帅，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张是左派；李、王、张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王、张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张，海军的实际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一次表态。

8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前一天刚刚结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二次表态。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并指示：“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林彪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林彪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三次表态。

当天晚上，叶帅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萧、苏和我三人开会，杨成武、萧华在座。叶帅走进大厅时，满脸怒气，没头没脑地、很生气的边走边大声说：“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萧华面向叶帅劝说：“算了！算了！”然后坐下，叶帅对着萧、苏、李宣布说：第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第二，会议简报立即停发；第三，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传达了林彪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

之后，我参加审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初稿。当时王宏坤、张秀川均被批斗病倒了，早已不参加会议。我对决议初稿提出八条反对意见，主要指出决议的实质是：盛锡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们。

我侧着耳朵想听听苏振华的意见，可是他始终不表态，不发一言。起草小组也无人发言，就这样结束了。

我拭目以待，看他们如何处理我的反对意见，如果不修改，我就不参加通过决议的会议，或投反对票。但还好，决议修改稿基本上吸取了我的意见，把原来那一大堆政治帽子，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李、王、张的错误就是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等等不实的说法全部删掉了。但决议中还是保留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是错误的，除存档外，一律销毁。《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有原则错误，一律收回存档”。这实际上说明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没有影响，也不必“彻底肃清”。

8月25日，会议仓仓促促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长达两个多月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欢而散。

此时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经热火朝天的烧起来了，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海军第一招待所，墙上贴满了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满的大字报，将会议称为“世外桃源”、“马拉松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