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余、傅”事件

1968年的3月，发生了震动极大的“杨、余、傅”事件。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

“杨、余、傅”事件其实是两码事，并非一回事。勉强把他们联在一起，只是因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久。

杨成武、余立金问题的起因，据说是代总长杨成武有一个女儿在空军报社工作，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关系密切，情况汇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那里。为了不影响杨成武的威信，空军有关部门就把余立金的秘书控制起来了。事发后，杨成武女儿就闹着要自杀。

这样一来，不仅引起余立金的不满，更引起杨成武的强烈不满,因此都对吴法宪意见很大。杨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后到林彪处告状，吴法宪思想压力极大，也跑到林彪那里诉苦,结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吴法宪，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况后，连续召开了几天的会议，江青在会上不仅诋毁杨成武，还说傅崇碧“带人带枪冲钓鱼台”。最后毛主席决定拿掉杨成武。

3月22日，经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职务，撤消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消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王新亭、邱会作、我和江文（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开会，交待任务说：“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已决定其离职审查。由邱会作、李作鹏负责去把他立即找到这里来。由王新亭负责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将杨家的军线电话切断。”又说：“我已通知卫戍区，将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下来了。”

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对杨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总理突然交办这样的任务，使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作为下级我只有服从命令。

接受任务后，邱会作和我乘车至杨成武住宅，来到二楼办公室时，杨很快地从卧室内出来，边穿衣服边惊慌地问我们两人说：“老邱，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邱会作回答说：“周总理要我们来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

杨又问：“到大会堂干什么？”

邱答：“我们也不清楚。”

待杨穿好衣服，我们一起下楼。杨成武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要求见一下他的家属子女。此时王新亭已将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会客室内，杨推开会客室大门，站在门口，同家属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同我们一起乘车到达人民大会堂。

我们到达杨成武家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杨成武家和徐帅家仅一墙之隔，当总理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帅家工作人员的警惕，结果徐帅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帅也给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帅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到达大会堂后，林彪和总理在福建厅接见杨成武，由林彪批评了他的错误，并宣布离职审查的决定。

宣布之后，连同杨成武的家属子女，先送武汉，后又送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而余立金据说是“叛徒”，由吴法宪负责，当时就将他关押起来了。

关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问题。据说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报告情况。

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精神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啪”一声摔倒在地，其皮包抛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大骂傅崇碧：“你这是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傅崇碧说：“报告江青同志，鲁迅的书信手稿找到了，现在中央文革。”随后就告辞退出来了。

这就是傅崇碧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后来，在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还多次说，傅崇碧秘书拿的那个皮包里可能有手枪，是企图谋害她的。因为没有来得及用手枪，就企图用皮包打断她的腰骨。秘书倒在地上还斜眼狠狠地盯住她。这种“莫须有”的罪状谁能相信呢？但是谁又能阻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

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同时任命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林彪讲话，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均坐在主席团位置上。毛泽东最后也出台露面，但没有讲话。

林彪首先讲，今天这个会议，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也比一般其他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付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以及其他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是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担任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接着讲，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灭矛盾。而矛盾总是通过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希望不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规律总是矛盾的，总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客观，面对现实，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派性，只是名词不同，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反党的，破坏团结的。关于两面派问题，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他参加反罗瑞卿，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罗瑞卿分子，他参加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一套，阳一套，作了事情不承认。付崇碧前一个时期带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住地去抓人，这件事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付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却在空军罢官夺权，要把吴法宪打倒。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关于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不赞成这样提法。去年12月17日毛主席是这样批示的：“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只存在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杨成武说，他有哲学根据，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但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也是不通的，所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毛主席决定拿掉杨、余、傅问题上，江青起了作用。会上，林彪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时对事物很敏感，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强的，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内行。”

事后，叶群告诉我，这是江青请求林彪帮她说几句话，说她现在处境很为难，不少人反对她，反对中央文革。林彪难推脱，就照办了。

讲话完毕将要散会时，林彪站起来亲自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打倒刘、邓”，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样喊可能不好，特别是林彪带头喊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时节在上海视察时讲过“刘、邓有三条区别”的指示,并想要为邓小平安置工作。其实喊不喊“打倒刘、邓”，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文革从一开始就喊“打倒刘、邓”的口号，而现在毛主席又讲刘、邓有区别。我们搞军事的武将，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过了两天，我为此到毛家湾去见林彪。

我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他说：“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况向他谈了，他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略谈了一点其他问题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和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么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不知道呢？林彪听后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又在想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将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了五个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打倒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大“战役”，打倒了刘邓陶；第三个大“战役”，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大“战役”，打倒“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大“战役”，打倒杨、余、傅。当时说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