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

杨成武垮台后，由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和总参党委书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1967年9月下旬成立，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也进行改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组员。之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为组员。1969年4月，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新军委办事组及成员。

1968年9月，中央及军委命令，任命我和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早已是副总参谋长了）。

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繁重。除参加办事组研究、讨论和决定全军战备、调动、训练、装备、国防工程建设、抗美援越作战方案制定、三北防突然袭击作战方案制定和防止美、蒋军的海、空骚扰等全军重大会议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外，“九大”后，中央又分工我担任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电子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还是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领导成员之一，并兼管饶漱石、萧华两个专案组具体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江青领导的饶漱石专案组和陈伯达领导的萧华专案组）。办事组又分工我兼管解放军报工作，总理又指定我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当时，不少地区派性依然严重，武斗依然成风，反军乱军的势头依然不减。中央要求办事组成员陪同中央负责人解决各地区派性斗争问题。当时指定我陪同总理解决徐州地区问题和内蒙问题，陪同陈伯达解决湖北问题，陪同康生解决山东问题，陪同谢富治解决保定地区问题等等。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经常是点灯熬油的马拉松式会议，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只好利用飞机上的个把小时睡觉。

还有海军（当时称为“自留地”）大量的工作、会议和堆积如山的文件等待处理，更不能置之不理。待把中央和办事组的工作处理完后，还要处理海军的问题。每天的工作从早到晚安排的满满的，经常是走马灯式的一个会接着另一个会，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吸着氧气，再看下一个会的文件和思考下一个会的问题。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回到家中身体像散了架子。

工作的繁重和压力，搞得人日夜忙乱，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处理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刚吃安眠药睡下，电话一响，爬起来就要参加紧急会议。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当时我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烟，这是我唯一的提神办法了。

没日没夜的工作，使我的心脏病随时随地可能发作，当时，在我的衣袋中，在随行警卫员的皮包中，在随行医生的保健箱中，各种抢救心脏病发作的急救药物是必备的。为了保护心脏，医生要求我，每天工作的空隙时间和睡觉之前必须吸氧气。我的办公室、家中和车上都放着氧气瓶，以至氧气瓶成了我所在地的标记。讲个小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邱会作在北京见面时他告诉我，在秦城监狱时，他看见在一间牢房门外放着一个大氧气瓶，就知道我被关在里面。

当时，办事组的其他人，也和我一样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尽管万事忙，分别缓急办。

第一、我负责解放军报时，正是军报最混乱的时期，随时有停刊的危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又名萧力）等人夺取了解放军报社领导权，成立以萧力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临时总编辑小组。他们以是否拥护萧力为站队标准，凡对萧力领导有意见有批评的，就是反萧力；凡是反萧力的，就是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必须打倒。这样的站队使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

我和黄永胜以军委办事组名义，召集了军报一个小型会议，对军报把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提出批评，并说明群众对萧力的领导有意见，有批评，不能上纲为反江青，反毛主席。同时指出，在军报不能继续工作的干部，可以同各大军区报社之间进行对调。记得当时，黄永胜还指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要少发军委办事组的消息和照片，要多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多宣传林副主席。

不久会议精神被江青知道了，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她又发脾气。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整萧力，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报告了毛主席。她原想借机整黄永胜和我，不想，毛主席决定将萧力调离军报，下放中央办公厅干校锻炼。这样军报工作才稍有好转。可是拥护萧力的那伙造反派就把矛头对着我进行捣乱，当时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因此我管军报工作期间，仅仅维持“军报抄党报”，坚持出版而已，并未根本扭转军报的动乱形势。

第二、协助办事组处理一些情况。我记得“江文事件”和“军科要求批判叶帅”两件事就是我亲自处理的。

1968年夏天，军委通信兵部利用新技术，特制了几十台质量好，保密性能强的电话，准备给中央领导、军委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每人的办公室装一台。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温玉成却跑到江青处诬告：电话中安装了窃听器。江青听后大怒，在中央碰头会上责成办事组彻底查清此事。

军委通信兵部与电子工业相关，分工我管。黄永胜就把调查“窃听器”的事情交给我负责。经查，根本没有此事，纯属谣言。办事组按“查无实据”报告了中央碰头会和江青。

但是江青依然不依不饶。她强词夺理地说：“那是我们发现的早，安放窃听器的阴谋没有得逞，”又说：“一定要严肃处理，江文是坏人。”

总理和黄永胜分别把此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最后决定，将江文调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文同志是我军第一代报务员，兢兢业业的干了三十多年，是我军通信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做出了很大贡献。江青一句话就干不成了，真是害人。

我和江文的关系不错，他临上任前，我在京西宾馆请他吃了饭，他仍问我，他的工作调动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我说：“办事组报告中央是查无实据，”又劝他：“先出去避避再说吧。”

文革中，军事科学院也很乱，两派意见对立，主要表现在反对叶帅还是支持叶帅。科学院的领导说话不那么灵了。

有一天王树声、阎揆要带各派意见的代表到京西宾馆，请示军委办事组怎么办？当时军委办事组派我接见了他们。

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提出要开批判叶帅大会，请叶帅出来参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宣布坚决不同意。”第二，他们提出要把叶帅的住房围起来，架上广播喇叭向屋里宣读批判叶帅的文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坚决不同意！你们这么一闹，叶帅怎么工作和休息？”第三，他们提出把批判叶帅的大字报集中起来送到他家去，可不可以？我说：“这一条我同意，但不能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和院子里，最好将大字报抄成小字报送去。”

王树声同志怕落实不了这三条意见，要我派一位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去帮助他们落实。我答应可以派一个联络员经常到你们那里看看，如有违反这三条意见的，立即报告我们。事后我向黄永胜汇报，他同意我的处理意见。

第三、由于国务院多数部门领导都靠边了，几个与军工关系密切的机械工业部均实行了军管。总理指示我负责造船、电子两个工业领导小组的工作，同时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我的重点是抓造船工业，因为造船工业与海军建设关系密切，与电子工业也有关系。

1967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提出了自主研制中型水面舰艇、潜艇和核潜艇的规划与实施。该计划的实现，将使我海军装备提高一大步，并发生质与量的飞跃。

我多次主持召开海军、国防科委和造船工业的各种会议，确定建造舰、船的方针、规划和措施，解决和协调遇到的各种困难。多次到科研和生产第一线，检查研制进度。

这里着重说一下，我参加代号09工程的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是我们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大洋，冲破帝国主义对我沿海进行封锁的装备基础。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为了加快09工程进度，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我任领导小组组长。主要成员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有副司令员周希汉和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还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和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从小组成员可见，建造一艘核潜艇要诸多单位同心协力，须全国一千多个工厂协作，可见建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在码头调试完毕，随后准备装填核燃料进行试航，填补了海军远洋攻击能力的空白。

在六机部和多家大型造船厂的共同努力及各方面密切配合与协同下，造船工业情况逐步好转，万吨以上的远洋货轮下水数量逐年增加。

按照《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年，新型猎潜艇批量制造，1968年代号053工程的导弹护卫舰开始研制，1969年5月，常规动力潜艇开始批量制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号051工程的导弹驱逐舰开始试航。同时，大型海洋调查船等纷纷下水或开工建造。新的造船厂、新的鱼雷水雷厂、新的舰对舰导弹、舰对空导弹和岸对舰导弹、新的长波台、新的卫星导航台等也先后开工生产和研制成功，进展不慢，整个造船工业形势不坏。

林彪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要建造大型远航登陆舰，要成立海军陆战师。陈伯达见此形势也很高兴，提出要建造五十万吨级的大型运输船。但周总理很慎重，曾两次提醒我，造船花样不能太多，要抓住重点。但江青却说在造船企业中“生产压制了革命”。

负责电子工业工作，由于精力和业务水平有限，我是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一点帮助，成绩不那么显著。

国家体委的工作影响面不大，相对比较稳定，但重点是涉及国际交往和比赛的外事工作。当时，曹诚同志负责体委的具体工作，协助我处理了大量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曹诚原是总参军训部的副部长，“三支两军”时，任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

我对国家体委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亲自导演的“乒乓外交”和江青一手策划的“曹诚事件”。

1970年冬，国家体委一份关于是否派队参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报告，放在了我的面前。这不仅是国家乒乓球队中断了两届（1967年的第29届和1969年的第30届）后重返该赛事，而且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出国，并到未与我建交的日本参加大型国际赛事。这不仅是体育方面的大事，也是外交方面的大事。

事关重大，必须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看了体委报告，没有立即表态。几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提出此事让大家议一下。会后，总理与我说：“现在去不去还定不下来，但体委和运动员要做去的准备。”我把总理的指示转告了曹诚。

当时，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一伙人以批陈整风是全国的头等大事为由不同意派队参赛，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和总理表示同意参赛。

1971年初，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队参加比赛”。事情就这样的定下来了。

事后，总理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具体参赛事宜时，道出了他坚持参赛的真正想法：第一、中国迟早要重返国际社会，并会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体育没有国界，今年你邀请我去，明年我也可以邀请你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第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这次中国乒乓球队的方针。

当时，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一公布，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乒乓球队到达日本后的良好表现和高超球技也给国际社会和体育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赛期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国乒乓球队向我方主动提出希望到中国比赛的要求。

消息传来，总理紧急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对策。几十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况，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接触，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除毛主席外，谁也不敢做主。

最后，毛主席亲自批准同意邀请美乒乓球队来华比赛。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美乒乓球队来华接待的规格是很高的，在北京比赛时，总理不仅亲自出席观看，而且接见了美乒乓球队全体，并合影留念。

美乒乓球队顺利结束访问后，我和曹诚及体委的有关人员如释重负，还以为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久，在一次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大声说：“现在的国家体委执行了一条没有荣高棠的荣高棠路线，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又说：“现在体委推行了一条直接与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本相反的资产阶级路线，严重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和体育路线。”

江青所指的，就是不久前来访的美乒乓球队。她说什么：“像接待国家元首一样接待美国人，崇洋媚外，”什么“美国人在宾馆大跳摇摆舞，怎么没有人管？”什么“美国人到处照相，是收集情报，怎么没有人管？”等等。她提出：“要报告毛主席，要严肃查处体委的问题。”

会后，总理把我留下，了解曹诚的情况，我向总理报告说：“曹诚是好同志，这几年把体委原来那么一个烂摊子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不是曹诚去体委，庄则栋、李富荣他们还不能解放呢。”我又说：“曹诚长期在部队工作，突然接触到这么复杂的外交活动，大问题上是按总理的指示原则办的，也许有些小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总理一边听我的讲话，一边点头同意。最后我说：“曹诚早就提出体委不好干，愿意回部队，我没有同意。”

当时，体委的工作总体是好的，但文革以来，特别是重新恢复乒乓球等国际体育交往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并不严重的问题，例如庄则栋曾对朝鲜体育官员说：“知道朝鲜女排打败了苏修女排，我们很高兴。”朝鲜体育官员回答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又如西方记者问我乒乓球运动员：“中东战争中国是支持埃及，还是支持以色列？”我运动员不知如何回答等。

5月，中央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经总理批准，我在大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发言中，我既总结了“乒乓外交”和国际体育交往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成功经验，也提出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曹诚在会上做了检讨，会后，曹诚调离体委。

第四、全国不少地区派性斗争仍很严重，各派不能联合，省以下各级革委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工农业生产无人负责。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代表，成千上万涌来北京，请求中央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次通宵达旦的大会、小会，听取两派争吵，再同他们协商解决办法。有时一、两个月也达不成协议。

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别陪同中央常委负责人,先分工负责提出方案，后统一研究，拍板定案解决各个多事地区问题。由于中央常委有负责人和主管领导，我们这些人，只是听听意见，提点建议，作点指定的具体工作而已。虽然不起主要作用，但也得陪着整夜通宵地熬时间。

至于各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也是由中央常委负责领导，他们不开口，不点头，不摇头，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当然不便说三道四。有时提点建议，有时照例划圈，什么不说也可以。专案组中的专案对象都是一些重要高级干部，不了解其复杂情况，采取少说为佳的慎重态度是比较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