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武汉与刘丰的谈话

初秋天气，盛夏渐退，早晚已有凉意。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会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按照既往原则，除原子弹外，凡我国库存或能生产的常规武器装备，一律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会谈项目、数量基本确定后，我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等一行到外地参观访问。先到海军北海舰队驻地的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参观海军舰艇、飞机、导弹及工程设施。以后转回北京稍事休息，又到长沙、武汉参观访问。

大约是9月5日上午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接见中南各省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大体内容是：

１、谈到接见经过时，说他参加了两次接见，司令员曾思玉到东北去了，第一次没有参加，只参加了第二次。

２、谈到毛主席批评（刘丰语是“骂了”）华国锋问题。当时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农业问题，毛主席不愿听，批评说：“你只知道抓农业，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

３、谈话中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４、主席在谈话中说，不主张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问题。这很明确地是批评林彪，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

５、谈到两首歌的问题，毛主席提倡并亲自领导大家唱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主席的谈话内容再次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想了一想，很快就形成自己三点认识：

１、庐山会议问题没有完结。原来我认为经过庐山批陈，又经过华北会议，再经过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检讨，受了批判。在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之前，毛主席又亲口对我们宣布：“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当时我认为毛主席接受了我们的检讨，庐山会议问题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刘丰同我谈话之后，才感到我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２、在庐山会议的问题上，不但没有结束，政治上纲的“罪名”比以前更高了，也更多了。在4月中央会议之前，什么“反对九大路线”，什么“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什么“军事俱乐部”，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等，已经是吓死人的罪名，现在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和“阴谋诡计”这两条分量很重的罪名。

３、矛头更明确地指向林彪。“办公室主任”问题更直接地指向林彪个人。如果只单纯讲三项基本原则，不讲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问题，我可能不会那么敏感，不会有那么大的思想震动。然而把三项基本原则与不主张自己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判断，毛主席所讲的，就是针对林彪的。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

当天下午陪同朝鲜贵宾参观长江大桥及武昌造船厂。晚上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联合举行宴会，我只是礼节性地陪着客人。我一杯茅台酒，从开始到宴会结束，仍原封未动，完全是做样子奉陪而已。晚宴后参加文艺晚会，刘丰半途退席，据说他犯了胃病，身体不舒服。文艺晚会结束后，曾思玉邀我共同到刘丰驻地去看他，到达刘丰寝室内，他很快坐起来同我们打招呼，看样子不像有什么大病，说了几句慰问的话，我们就退出来，各自回驻地休息去了。据说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时，曾要求大家绝对保密，不准把谈话内容告诉北京任何人。但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而出，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可能后来冷静一想，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感到后怕，因此就得了“胃病”。

9月6日上午，陪同吴振宇等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把中央批准的援助项目、数目宣布之后，朝鲜军事代表团非常满意，会谈很快就结束了。把客人们送出门外，我们仍回到北京厅。

此时离出席朝鲜使馆宴会还有一个小时，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以后我们四人靠拢坐在沙发上，黄永胜告诉我们最近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时，所谈关于党内十次路线错误的指示。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上车时，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就面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惕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大约过了两天之后，我又把毛主席谈的三项基本原则，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原文传达，但其他内容没有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