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谁是真正的责任人？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他采取的处置措施呢？

在公检预审时，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领导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东兴回忆录》，他这样记述：“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又说：“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1【注1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3、2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我看了《吴法宪回忆录》，他是这样记述的：（1）“9月13日零时左右”，吴到达西郊机场。这与总理当晚给我的电话指示第四条是一致的。（2）书中说：“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3）书中又说：“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2【注2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汪东兴、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的这几段话，我认为起码表述了这样二层意思：一是周总理不仅在给我打电话前一个半小时，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况，而且让汪东兴“不离开电话机”的随时掌握北戴河情况；二是周恩来在当天晚上，通过吴法宪控制专机驾驶员。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的，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

“四人联合指示”到底应如何执行呢？发生紧急情况后，究竟是由山海关机场负责人先报告周总理，由总理分别征求黄、吴、李意见呢？还是由山海关机场负责人先报告我，由我再报告总理，并分别请示黄、吴的意见？这怎么能够称为阻止飞机起飞，不“拖延时间”，不“使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最佳办法呢？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周总理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力劝林、叶不要夜航呢？当得知林立衡的报告后，为什么不采取拦截的措施呢？

据汪东兴回忆录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1【注1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0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汪东兴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再一次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2【注2见《回首“文革”》下册10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北京第一版】吴法宪回忆录中也透露，12日夜，周总理与叶群通了电话，叶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叶又给吴打电话，要调飞机，吴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3【注3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周总理大约是12日23点15分左右，在电话中对我做的四条指示（23点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传达周总理指示。那么，周总理与我通话的时间，肯定在此时刻的前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这个时刻判决书是认定的）。而23点30分周总理才给叶群打电话，此时的林彪、叶群并没有离开北戴河驻地。为什么周总理不直接与林彪通话力劝不要夜航，反而先于叶群，在电话中对我说：“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不在北戴河驻地与林、叶直接通话，而舍近求远地要到机场让别人传话后与林彪通话，如果汪东兴反复说的周总理与叶群通话时间是正确的(他在当时的地位、权力，完全可以掌握周与叶准确的通话时间)，总理这样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无法理解！

暂且把汪东兴的话放在一边。事后，我一直在想：第一，周总理曾打电话给北戴河的叶群，力劝不要夜航，但是劝住了吗？第二，如果没劝住，有没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机场后林彪能听场站的传话，给总理回电话吗？他不给总理回电话又该怎么办？

林彪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是9月13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才知道的。当夜周总理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向我透露半个字，而他却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的回忆录中透露，周总理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1【注1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象叶群所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地全面情况告诉我（总理告诉我的情况还不如告诉吴法宪的多），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是退身之策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书中记载，高文谦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书中这样写：“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说：“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机。”1【注1见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第348页香港明镜出版社。】我在文旁注：“对！”

第七、汪东兴是否与我同罪？《判决书》说我“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么汪东兴在明确得知林立衡的紧急报告、得知叶群等人整理行装，调动专车和开枪打伤警卫人员的情况后，并没有指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8341警卫部队果断地拦截林彪专车。拦截汽车比拦截飞机容易的多，办法也多，如设路障、关大门、慌称专车故障等。同时时间也很充裕。既有办法，又有时间，却没有挡住林彪，为什么汪东兴没有承担丝毫责任？汪东兴在“九•一三”事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