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在法庭上我为什么沉默？公审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处理“九•一三”问题的认识，采取了全部承担的态度，在法庭上我选择了沉默。我选择沉默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过去我认为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叛逃”的，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的机场，我是当时海军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并且又是遵照总理指示处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的，因此山海关机场发生的问题，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不但有领导责任，同时也有直接责任，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山海关机场场站，更不能把责任推给周总理身上。总理在处理“九•一三”问题上，不管我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妥，宁愿我自己承担，多吃亏，多受委屈，也不要涉及到总理。况且总理已不在人间，更不能把错误推在死人身上。我的骨头虽已老朽，但应当担负的责任，即使压得粉碎也不推脱。

第二，我是工农出身，是军人，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几十年。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敬重周总理，也同样信任与尊重老首长、老上级林彪。“九•一三”事件，我虽早已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种种不合道理的迹象表明，在“九•一三”事件的背后，还有常人、常理无法解释的谜团。面对这宗悬案，我宁可相信这是责任问题，由我来承担，也不愿意、更不敢相信在谜团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将我的看法在法庭上公布于众，还是不公布于众？处于这样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复杂心理中，我在法庭上选择了沉默。

结果是林彪跑了，总理、汪东兴免责了，我被判刑了。

现在我认为这种沉默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事实真相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更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

有一本书叫《重审林彪罪案》，书中有王年一写的《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一文，说：“伍修权在一篇文章中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913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1【注1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11页香港明镜出版。】那么请问伍修权：专机明明是强行起飞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放跑了林彪的座机”？又请问：我处理山海关机场问题的做法，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

我终于明白了，有人想隐瞒真相，让我来承担“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责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别法庭的任务就是不顾一切历史事实，把“最关键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最关键罪人”，使我成为真正责任人的替罪羊。然后“宜粗不宜细”的一了百了，盖棺定论。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最关键罪行”的全部真相与我的认识分析。对于《判决书》中我的其他两条“罪行”，我又应该怎样认识呢？

一条罪状是：“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了，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两次庐山会议的中高级干部和中央委员都应该知道，只要毛主席一点名，党中央一决定，再召开个中央（或军委）会议，与其划清界线的人是争先恐后，所谓“诬陷材料”就会成百上千、铺天盖地。贺龙问题，早在1967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就代表中央向贺龙宣布中央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从此贺龙就被打倒了。高喊贺龙“篡军反党”并“揭发”的人还用等到1968年吗？

只认定我写的就是诬陷材料，而其他人写的就不是诬陷材料，这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双重标准吗？仅举三例：其一，1966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分别做的长篇批判罗瑞卿的讲话，是不是“诬陷”？其二，1966年秋，众多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高级领导被有组织的到叶剑英家，看几十份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是不是“诬陷”？其三，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不是“诬陷”？文革中犯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罪”的人，何其多？

另一条罪状是：“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不再提了，“直接”和“点名”的含义法庭都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可以肯定“点名”不同与《起诉书》中所说的“直接诬陷迫害”。我曾要求法庭提供被“诬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名单和证据材料，法庭没有做出任何答复。“直接”也好，“点名”也罢，法庭既不提供被“诬陷迫害”的人证，又不出示“诬陷迫害”的物证，以至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坚持认为，不看特殊历史背景，不加客观分析区别，不讲实事求是，甚至这一百二十人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就统统都归罪于我“诬陷、迫害”，我认为是极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