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