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块钱和一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

从南坑到我家还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一把雨伞来接我。离别三十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两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三十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邻居还有两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一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

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一条木凳和一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一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七十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

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

这时，村里的一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二十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

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一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罗卜，我们的这一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一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十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

刚刚吃完饭，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

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个孩子。这次，他带着十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一个坟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一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

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一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两里路，过了一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一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一顿饭。

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

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一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

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触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一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

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一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两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

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