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来到济南以后，听空军的同志告诉我，当年陆军进驻空军机场以后，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空军的人出入机场，甚至连上街买菜都不允许，以至连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林彪跑了，与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无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我关于民航的情况，我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集会议解决？”我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两人共同回忆的林彪过去的十六条错误。我记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今天我写到这里，不禁感概万千。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济南以后，看到了萧萧所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林立衡》，也不禁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当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扬的林立衡，为什么以后的遭遇如此之惨？个中详情，只有林立衡自己来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还问我是不是同意。我怎么说呢，只有表示坚决照办。

临散会，周恩来还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张春桥马上说：“好。”马上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后都喝干了。我不会喝酒，做了一个样子。喝完酒，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我回空军大院以后，先到空司指挥所了解情况，然后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发批判。我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我要负产主要责任。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九一三事件“表示愤慨。会议开到十二点钟，杨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时，杨德中就没有再来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检查了一次空军各部队的情况。结果还好，部队、机场、学校等所有的单位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打电话问我：“空军司令部有五个人跑到了广州，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广州军区查一查。”我说：“好。”

结果一查，是空司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我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们见到空司的这五个人，就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回北京。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五个人，说这几个人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九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我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五个人逮捕起来。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这个情况，我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五个人已经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话，请告诉我。”我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他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就在这天晚上，染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十七日深夜了。到这时，我才回到家。见到陈绥圻，我简要地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我说：“我对‘九一三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很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真是想不到，他们对我们竟然使用这种特务手段！”

陈绥圻还告诉我：“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王飞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他们把我们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对你进行封锁，连你身边秘书的任命都不通过我们。”说完，她就叫我赶紧休息，说我这几天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吃了一点早饭，就到空司指挥所去开会，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时，我要曾国华召集空军直属各大部的人开会，整顿空军直属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以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晚上八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于晚七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把空司的会议交由梁璞继续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经过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

散会以后，我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九一三事件”，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我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谈完话，已经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点饭，然后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通知空军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将会议记录上报，同时考虑进一步揭发问题。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错误，准备写出检讨，上报中央。

下午三点，周恩来通知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到人民大会党谈关于民航的问题，至于民航哪些人参加，要我们自己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参加会议。

下午四点，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我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我辨认一下。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我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我不认识。于是周恩来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便召开会议研究民航的问题。民航到会的有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由于他们三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周恩来便指示李德生负责进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谈话。

散会以后，我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文件。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军委办事组会议开完，我又回到空军大院。晚上周恩来告诉我，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我两人共同负责。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点，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九月到空六军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以后，李德生让我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三点，李德生又来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我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还确定，由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在亚疗负责接收。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地方准备好了以后，李德生给我来电话，要梁璞开始送人。等这件事情办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首先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接着我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我开始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人纷纷积极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对我的错误也进行批评，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涉及到我，只有梁璞说了一句：“王飞曾经说了许多假话来欺骗你，但是你过于相信王飞。”

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时，空军直属机关各大部，也分别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点，我听取了各大部的汇报。

当晚九点，周恩来打电话找我说：“要对空军和民航各单位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要立即向我报告。”

放下电话，我马上找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机场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谈完以后，已是晚上十点了。我当即将民航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从九月二十一日零点起，我开始向中央写检讨。我一边回忆，一边构思，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睡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转告刘锦平到京西宾馆去谈话。我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刘锦平。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体会。这天的会议，李德生、杨德中没有来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以后，双方团结的情况。一般地说，双方都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三点，我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的情况。周恩来说：“你们检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团结。”

下午四点，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晚饭是利用休息，在会议室吃的。开完会，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谈话，他当时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龙道权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精神，然后我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军区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要他坚决贯彻禁航的命令、严格管理部队、一切问题要多请示和报告广州军区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谈话，他当时也在三O一医院治病，要他回南京军区空军主持工作。我还特别交待刘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军和空五军的问题，因为王维国和陈励云已经被隔离，要他认真组织好这两个军的班子，以指挥队伍。

谈完话，我就在办公室主持起草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准备上报给中央。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态拥护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才在办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报告。下午两点，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对林彪等人进行了揭发批判。我的发言大约两个小时。我要张叔良记录我的发言，并据此草拟我向中央的检讨。

张叔良写完以后，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点，然后交张叔良重新抄录一遍，于次日凌晨四点由我签名以后发出。我在检讨中再次明确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并在检讨的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大约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我交代给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梁璞他们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报告作好后，我约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我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在这段时间，张叔良还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我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他都记录在案。我看了以后，表扬他主动作了这件事情，并告诉他，这个记录，我没有时间详细看，先由他负责，保存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