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地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迷。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