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内长城防线。与此同时，平、津方向的敌人也经卢沟桥、涞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关南侧之繁峙，阎锡山的几个军随之全线崩溃，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使整个战场形势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并把我们置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之中。根据中央军委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

撤退后，我们利用这个休整机会，进行了平型关战斗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打得好，打得顽强。所以能够打胜，大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地形侦察细致，所选的伏击地点十分有利于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正面有阎锡山的部队挡住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我们能够从后面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条件好，战场周围的老百姓是绝对拥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在群众的帮助、带领下，我们可以毫无声息地从各条山沟通往我们预定的伏击点，而日军只能通行在两面毫无掩护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军的行进全部依靠车辆，我们一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时之间下不了车，一个手榴弹扔在汽车上，他们马上就死伤一大堆。这一有利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熟悉伏击战，习惯于打伏击战，而且林彪指挥伏击战很有经验。过去我们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这种办法。在直罗镇消灭东北军一O九师时也是用的这个办法。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是老一套，常用，但对日军来说却很新，他们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关战斗后，日军方面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这个林彪，在平型关偷偷摸摸地打，这不算，应当公开布置一个阵地，从正面来打。这封信后来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打山西午城镇时，也曾捡到过这样的信。信是铅印好了的，说你们八路军要打仗，应该从正面来，不准在后面偷偷摸摸地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怎么打仗还要你来规定！

在民主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的同时，大家还对一些具体的战术进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样打汽车，怎样打汽车前面的摩托车部队，还有飞机来了怎么办等等。大家认为，在战斗进行中，如果来了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它，因为这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敌人是不敢随便扫射、随便乱扔炸弹的。

在总结中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平型关战斗确实没有抓到一个活着的日军这件事。大家都说，这些小日本还真够顽强，你就是把他杀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缴枪。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认为，双方语言不通是个主要问题，语言不通，就无法展开攻心战术。于是，在这次短暂的休整时间内，各部队掀起了一个学日文的高潮。

邓华给我们派来一个日语教员，名叫张秀珂，黑龙江人，是流亡学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红的弟弟。张秀珂以后一直给我当秘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张秀珂来了以后，我们在邓华的带领下，先集中了各营的教导员、各连的指导员，以及团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大家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先学字母，然后学几句战场上常用的简单日语。

记得当时学的主要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没收你们私人的财务”、“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你们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们并没有到你们日本去”等几句。唉，就这几句话，我们就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当时我们是反复地学、反复地念，念不准确，教员就一个一个纠正。大家的决心很大，认为学日文是战斗的需要，非学不可。平型关战斗，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特长都发挥出来了，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才影响了战斗的进一步胜利。

平型关战斗中，我们曾缴获了日本人的几十匹马。这种马很大、很好看，不过我们全部交给了一一五师的骑兵连。从那以后，我们在行军中经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日本的大洋马，带着一个骑兵排穿越我们的部队往前走，先到宿营地去工作。聂荣臻有时和他在一起，有时不在。战士们见到林彪、聂荣臻都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领导我们打了胜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边长二百五十公里。五台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好像是土筑成的一个平台，所以称之为五台山。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庙四、五十座。这些寺庙大都建筑壮观，金璧辉煌，寺内的彩画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况下，寺庙里香烛很多，香气撩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这样漂亮的寺庙。

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同邓华一起住在一座庙里。邓华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诚汇报了团里的工作。

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我们在五台山期间，华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几个月内，华北日军即占领了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对此，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又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多打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中国。”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来支持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总部的决定，我们六八五团当时的任务，是随一一五师主力前去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由于晋西南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联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因此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

这时，日军板垣师团已占领太原，阎锡山的部队在全线崩溃后，已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宜川的丘陵地区。由于太原沦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沦陷的地区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为主，乱成一团。我们接到一一五师师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团在五台山的豆村休整一个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命令，杨得志和邓化便想趁机进行一次党内的组织纪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难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参考材料，加上我很长时间没写这种文件了，但杨得志和邓华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当晚，我费尽了心思，用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党员组织纪律教育十八条”。内容主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支部组织分工和支部生活：党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必须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个人生命等，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天亮后，我将这份草稿交给杨得志和邓华修改后，立即油印发给全团各连进行教育，并规定全团党员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学完。

就在我们快离开五台山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命令，要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带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把黄永胜留下了，邓华和陈正湘也留下了，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六八五团二营曾国华也留下了，要杨得志、萧远久和我带着六八五团的一营、三营和团直属队南下。这样，六八五团就在五台山分了家。我们赶紧叫司务员买了几只老母鸡，准备了点酒菜，我把政治处王辉球、曾思玉等几个股长都找了来，一起为邓华送行。这一顿送行酒，我们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时候。次日天刚亮，我们出发了，邓华也就留下了。

之后，我们六八五团从豆村出发，经五台、盂县、寿阳一路南下，到达了石拐镇。这天，杨得志告诉我，要我带领政治处的全体同志，跟随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到晋南去扩兵，这样，我和杨得志在石拐镇分了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专职任务就是扩兵，不再管部队的工作了。

从石拐镇出来，我带着团政治处的同志随左权、杨勇一起，经沁源、安泽到达临汾。在临汾附近，我们见到了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尚昆决定，杨勇留在临汾，在这一带扩兵，要我去运城地区，找运城特委的同志联系。于是，我们又来到了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带，因为西傍黄河，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河东。在运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条山（太行山支脉）横亘在东南部，像只卧虎似地保卫着这块富绕的盆地。据介绍，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史名人迭出，上至传说中的舜、禹、成汤，下到名将关羽、薛仁贵等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我们来到运城时，阎锡山的运城行政公署还在城里，我们的党还没有公开，是秘密的。运城的特委书记名叫张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扩兵工作视为地方党和部队的共同任务。所以他们全力进行协助，出了很多的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运城行署下辖十几个县，我们的扩兵工作就在这十几个县里进行。我把政治处的人分成相应的小组，分别派到各个县，我自己则留在运城城内扩兵，居中协调指挥。宣传股长王辉球带了一个组到河津，民运干事石瑛带了一个组到夏县，组织股长曾思玉带了一个组到临猗，还有一个保卫股长带一个小组到万荣。

扩兵期间，我们到处召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知道中国抗战的形势已十分险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还用各种事例向群众说明，日军所到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为日军铁蹄所践踏，到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号召有志热血男儿奋起参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救亡图存，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山西，赶出华北，赶出全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慨，团结自救，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运城扩兵期间，我带着技术书记杨永松和一个警卫班，住在城里一座已经停课的中学校内。除了具体负责城里扩兵工作外，我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跑几十里地去各地检查扩兵工作，听取有关扩兵情况的汇报。

各县扩来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临汾团部，少了则先在运城集中，然后由运城转送临汾。一般来说，每半个月我们送一次新兵去临汾团部，交给杨得志。我们在运城搞的这次扩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扩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个别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了部队以后，我们都相应地给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国华带领的二营留在了五台山，一直没有归队，以后萧华以曾国华这个营为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济南市以北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抗日根据地。这次新扩的一千多人来到团里之后，杨得志就把他们编成一个新二营，并任命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同时从一营、三营中抽调人员去担任各班、排、连长。新二营的人员是比较充实的，就是枪不够。其实当时我们发现了阎锡山在那里封存的一窑洞枪、炮以及鸦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我们没有动这些武器。这样，新二营的武器问题，就只能依靠战斗来解决了。

经过这次扩兵，我们六八五团不仅重新健全了三个营的建制而且全团有了将近四千人，应当说已经很满员了。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就分开了，三四三旅由师部率领，先到晋南后到晋西，准备创建晋南根据地；三四四旅则在徐海东、黄克诚的率领下，转到了晋东南，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晋西南这次扩兵，我们一一五师师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团、六八六团都在驻地附近扩大队伍，共扩到了三、四千人。这些新扩大的人员除了补充老部队外，师部又将其余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装，编成了一个补充团，并任命陈士榘为团长。这样，三四三旅在原来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个团，等于扩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扩兵任务告一段落后，我们全部人员收兵回到临汾，六八五团团部住在汾河以西一个叫苏家村的村子里。在这里，我们渡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们去运城扩兵期间，团里只有团长杨得志和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在家。由于团里没有了政治干部，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唐亮来团里协助主持政治工作。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我回到团部后，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过后，萧华被任命为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长是陈光。接着师里又下达 了一个命令，任命我为六八五团政治委员。这时的六八五团，团长是杨得志，政委是我，副团长萧远久，参谋长彭明治。这样，新的六八五团团部组成了，团里的几个主要干部基本配齐了，下面的干部也发生了变化：一营营长胡炳云，教导员王东保；二营营长周长胜，教导员蔡元兴；三营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

团政治处的干部中，由于曾思玉调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王辉球调旅政治部作宣传科长，我们又任命了石瑛为民运股长，邱子明为宣传股长，还任命郭成柱为组织股长，还有一个青年股长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这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配来了一批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名叫肖麦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我们把他安排到团政治处当了青年股长。

随着这批抗大学生的到来，我们还逐渐把全团所有连队的正、副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换成了抗大学生。同时，以营为单位，将所有的干部按文化程度进行编班学习。各营除正副营长、教导员外，都另设一个文化组长，专管全营的文化教育。当时有个叫李恩求的抗大学生，就在二营当文化组长。团政治处还设了一个日文教员，名叫张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写作能力也很不错，以后一直在六八五团教日文，这样一来，部队的文化水准有了提高，为以后开展军事、政治学习打下了基础。学习的空气很浓。

另外，我们还从延安来的抗大学生中，选择了二十多个人组成团里的宣传队，结束了六八五团没有团宣传队的历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兵几路，像梳篦子一样沿铁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介休、孝义等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林彪决定先避敌锋芒，让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的几个团从临汾向西撤退，进入山区，然后再寻求战机，再打几次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伏击战。

为了布置这次撤退和实施自己的歼敌计划，林彪率领师部来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头村。林彪来到后，立即就在师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干部以及所属三个团的干部开会。杨得志和我前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开。屋的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桌旁有几条长板凳，我们就在那里开会，板凳上坐不下了的，就往旁边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们先汇报部队的情况。杨得志首先对六八五团的情况作了总的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扩兵情况。接着，杨勇、陈士榘等依次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说：平型关战斗后，我们转移很顺利，扩兵成绩很大。现在我们不仅队伍扩大了，减员很少，没有开小差的，而且部队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一路上群众纪律也很好，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接下来，林彪对当时的全国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目前，日军正沿着津浦、同浦、平汉铁路线南下，整个华北已完全沦为敌后。今后，游击战争即将成为华北战场抗战的主要形式。但他认为，虽然华北已完全沦陷，但全国的抗日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他还向我们介绍，三四四旅经中央命令进入晋东南，在长治地区待命，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北方局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暂在黄河东岸、同蒲路西坚持斗争，在这里开创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任务是在敌人南进中再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胜利成果。最后，他布置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一、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要打好仗，多打胜仗，多打牺牲伤亡小、胜利大的胜仗；二、要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我们自己派乡长、区长和县长，通过我们自己的政权筹款、筹粮、筹草和收税，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三、扩大组织抗日武装，三人一组，五人一队，逐渐扩编，从游击队改编成八路军主力；四、同国民党的抗日队伍真诚和作，一起消灭日军；五、支持在北方局领导下、由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及由薄一波负责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六、对妥协投降、甘心当汉奸的，给予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军费；七、在农村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队严守纪律，爱护山西人民。

我们回到部队后，很快就将林彪的这一讲话精神，向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作了传达。之后，部队准备转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师师部向交口以南地区转移时，林彪带了一个骑兵连，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身穿缴来的日军制服，沿着公路向隰县疾进，准备到隰县城宿营。由于当时日军正向南攻击前进，因此隰县城内驻守的阎锡山部队看见林彪等人，认为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进。谁知林彪正跑在兴头上，没有听清楚他们喊什么，仍旧沿着公路向县城前进。这下子发生了误会，城头上辟里叭拉的打开了机枪，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伤，伤口离肺部很近。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在进行紧急救护后，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伤。林彪负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罗荣桓事后向我们通报的。我们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难过。在这之前，林彪经过许许多多次战斗，从没受过伤，在打平型关那样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负伤，现在反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伤在了阎锡山的部队手中。好在隰县离延安还不算远，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林彪负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陈光任一一五师代师长。

就在林彪负伤后不久，日军从祁县出发，沿几条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后相继占领了隰县、军渡和碛口，从而使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总部之命，带领我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准备在公路上与敌人纠缠，敌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伏击他一次，从而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敌人的兵力，保卫黄河渡口。这样的战法与敌人接触和打仗都很多，在敌人进入到隰县和午城之间时，我们就已经打过五、六次仗了。

在我们的节节抗击中，日军的一个中队占领了午城镇，但后续部队尚未赶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陈光、罗荣桓当即决定，要消灭午城镇的这个日军中队，并命令六八五团主攻，六八六团打援。

当天晚上，六八五团三个营在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居高临下，由两边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镇。在攻进镇子后，我们又逐段地攻击前进，与敌人一间房一间房地进行激烈争夺。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整整打了一个晚上，才最后消灭了那个中队，但这一仗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小，也伤亡了百把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开始尝试用刚学来的日本话喊口号。但战士们喊口号，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听懂了，但为时已晚。一个中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伤，最后只抓到了一个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把他送师部后又转送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为敌人一共只有一个中队，所以这一仗我们缴获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溃败时埋藏的武器。阎锡山溃败时，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资财，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里。

那是在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一营来人报告，说是发现了阎锡山部队埋在地下的枪和炮。听了这个报告，杨得志和我都很高兴，立刻就动员全团战士一起去挖，结果挖出很多“三八式”步枪和一箱一箱子弹，并且还有山炮。当时我们觉得山炮的用处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枪和子弹，除补充本团外，其余都上交给了师部。

打了午城这一仗，终于迫使这一路敌人转而向东，到临汾与同蒲路的敌人合流了，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这一仗的战果尽管不算很大，但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午城战斗后，部队奉命在大宁休整了几天。

一天早晨，杨得志起得特别早，起来以后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点，就跟着他在后面走。走了一会，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来的，我们觉得奇怪，就去问老百姓。老百姓告诉我们，那都是阎锡山封的，谁也不准动。得知是阎锡山封的，我俩就上去看了看，发现窑洞里堆的都是鸦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于是我们商量，给罗荣桓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看能不能弄点鸦片来作军费！问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请师部派人来弄。

我当即回到团部给罗荣桓打了个电话。罗荣桓立即答复：“绝对不能动，要照顾到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对阎锡山在山西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我们就没有敢动。阎锡山的鸦片可真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守，难道不怕人偷和抢吗？后来一查，这些鸦片原来还是有人世间负责看守的，只是都化装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里了。当然，我们即使弄了，看守人员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影响总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陈光、罗荣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师主力转而往北，向汾阳、太原方向前进，深入敌后，在晋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来到了同蒲路的边上。师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头村，我们六八五团在汾阳东南的孝义、介休、灵石、平遥一带活动，团部住在西埠头。而六八六团在汾阳以西，背靠黄河，过河就是陕甘宁边区。补充团则在后面和师部在一起。这时，日军为控制晋西南地区，已经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展开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建立根据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伪政权，消灭维持会，建立包括乡政权、区政权和县政权在内的各级政权。此外，要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游击队，建立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坚持敌后抗战，并开展情报工作，深入敌人据点，掌握敌人动向。与此同时，积极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尽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搞好环境卫生等。还要向地方进步人士及地主进行统战工作等等。

罗荣桓按照北方局杨尚昆的统一计划，对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细致，经常召集我们汇报和部署工作。

部队休整下来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军事方面的训练，主要是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军事理论和基本战术、技术，特别是着重学习怎样打好夜间的仗击战和破袭战（破坏公路、铁路）。

政治方面的学习，则主要是组织营以上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理论和中国近代史。每个星期，各团营以上的干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萧华主持，由罗荣桓政委和杨尚昆书记分别给我们讲一次课。罗政委讲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和现代史，杨尚昆书记给我们讲的是联共党史和哲学，我们听课回来后，再向连排干部作传达，组织他们一起学习。

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干部学文化，要求能写的干部都要写日记。他还指示，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团以上干部，可以配备专职的文化教员。例如我们六八五团的副团长萧远久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罗荣桓就专门交待，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专职的文化教员。后来萧远久对我说：“不要为我专门配文化教员了，调个学生给我当警卫员吧，既当我的警卫员，又教我学文化。”

我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就从部队中选调了一个从平遥扩来的学生，给他当了警卫员。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战斗常识。有一次战斗中，萧远久要他把望远镜拿过来，结果他不知道反正，就倒着把望远镜拿给了萧远久。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对萧远久说，那个学生兵还不懂得怎样搞好警卫工作，就让他专门教文化，另外再单独调个警卫员来吧！可萧远久不同意，说不用了，他就要这个学生兵，因为这个学生兵人很好。不久萧远久得了肺病，很厉害，我们报告了师部，师部又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萧远久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应当照顾，要他回延安进行治疗和休养。萧远久对杨得志、我等几个人都依依不舍，走的时候都哭了。最后，我们要供给部门给他拿了一点钱，他就骑着马带着那个警卫员走了。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们在汾阳东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这期间，杨得志和我经常带着侦察员，穿着便衣，由当地的老百姓作向导，跑到日军的据点附近去侦察地形，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打伏击战，但日本人始终在据点里不出来，弄得我们一次伏击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侦察，时间一长我们两人的肚子都饿了。但是找不到东西吃，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很穷，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穷。杨得志只好掏出一块钱，请带路的老乡帮忙给买点鸡蛋，结果他用一块钱买了二十斤。好家伙，这下可吃不完了！我们每人只吃了几个鸡蛋，剩下的全都带回团里给了炊事班。

我们出去侦察地形，经常到一家老百姓那里去，时间一久，彼此之间就熟悉了。一次那个老乡问杨得志：“长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给你找一个吧？”杨得志同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呀，你给找一个吧。”

结果那个老乡把这话当了真，事后还真的去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的姑娘，当地人，长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亲带着她一起来同杨得志见面的，一见面，姑娘看到杨得志很年轻，很威武，就同意了。这边，杨得志也觉得姑娘不错，可姑娘的父亲有条件，他硬是要杨得志拿出一百块钱当彩礼。这一下，杨得志犯了难，说“我哪来的一百块钱呀，公家的钱又不能给。”

我就给杨得志出主意说：“给他几百斤粮食算了。”那姑娘是愿意的，可是她父亲硬是不干。没有办法，这事只得暂时作罢。

这之后的一天，杨得志和我一起到师部去开会，我就代杨得志写了一个结婚报告带在身上。开会前，杨得志先试探着问罗荣桓：“现在有的干部想找老婆，怎么办？”罗荣桓马上说：“找什么老婆，还早呢！连陈光师长都还没有结婚，别人着什么急？”听罗荣桓这一说，杨得志赶紧过来跟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把报告拿出来，连师长都还没有老婆，我这个当团长的怎么能跑在前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回延安疗养，中央军委决定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当时，三四四旅在晋东南活动，为了保证杨得志的安全，我将杨得志送到汾河以后，又特意派二营护送他过汾河去晋东南赴任。就在渡过汾河之前，杨得志还想把那个姑娘一起带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一百块钱来。

杨得志走后，师部下达命令，将彭明治由参谋长升任为团长。因为梁兴初也是资格很老的同志，经我提议，师部同意将梁兴初由营长提升为副团长，同时任命田维扬为参谋长，并将一一五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凰鸣调任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我还是任团政委。这样，六八五团新的班子又组成了。

这一阶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曾多次骑着马来我们团检查工作。过去我同罗荣桓接触较少，对他不太了解，经过几次接触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气，虽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态度好，对人和蔼可亲，能让大家说出心里话。他每次下来检查工作之前，总是先写个条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就骑着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来，下午回去。来了以后，总要到连里看看，听听汇报，只要看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情绪高，他就很高兴。

代师长陈光也经常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团去的时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放在正面战场上，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很少出来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这一阶段我们也就没有打什么仗。

但我军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于我们六八五团来说，在晋西南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还是在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