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