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

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