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线

空军建军初期，自萧华走后，一直没有政委，我作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当时空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我到空军工作以后，就很想研究摸索一下如何加强飞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利于保证训练中的飞行安全。

一九五二年春，我带领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到第二、第三航校蹲点三个月。三个月下来，通过向飞行技术人员学习和自身的观察，发现通常的飞行训练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飞行预先准备阶段、飞行直接准备阶段、飞行实施阶段和飞行讲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重点。每个阶段都对各级政治工作干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

从航校回来后，我召集了航校和部队的一些政治干部，对如何针对飞行训练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作好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不同的阶段中，应该对我们的政治工作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工作与飞行训练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飞行训练、飞行安全服务。在我们统一思想以后，又对这个“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行了座谈讨论，最后我们正式把它的内容确定了下来。

接着，我向空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经常委会同意后，又向总政罗荣桓、萧华作了汇报，并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空军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在航校和飞行部队中试行。试行一段时间后，经过补充和完善，文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正式下发空军各部队执行。从此，《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以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些文章，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论述怎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与飞行训练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能自觉地执行。这样就很快使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干空军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飞机。如何把好空中防线，这是空军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组建飞行部队开始，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同志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党和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空军，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不能发生叛逃事件，这是一个时刻令我们萦绕心怀的问题。过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苏联空军，都是采取一些消极的防范措施，甚至是采取监视等手段，防范叛逃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在了解苏联空军这方面做法基础上，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和改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挑选，把好入门关。建设空军初期，中央、中央军委从陆军为我们挑选了一批基层骨干。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经过了战争的考验，是我们空军的基础。以后，我们改由从地方适龄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员。这项工作，很多次都是经周恩来批示，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的。当时，挑选飞行学员难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体、文化以及社会关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严格把关，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样就保证了飞行人员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

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